問現代人《五經》是那五本經典，答案很快就會出來—《詩》、《書》、《易》、《禮》、《春秋》，可是如果問《五經》是拿來作什麼的，或許就不是很能說出個所以然來了。有趣的是，即便是中文、歷史、哲學等系的學生，說出的答案也是極為割裂的方式，諸如《春秋》為史學、哲學；《詩》為文學、社會學；《書》是政府公文的集成；《禮》是政治學、社會學、哲學；《易》則是「經」屬占卜、「傳」屬哲學等等。這樣子的說法，就現代學術的角度而言，絕對沒錯，可是一落到中國古代官方學術的角度來看，就未免有搔不著癢處的感覺了。

《五經》之學由漢代直到宋代，在這近千年的時間裡，一直是作為官方學術的必然成份。如果說，官方對於《五經》的重視來自於某些特定的意義，則這意義必然是來自於全體，絕非來自於片面或割裂。而這整體意義是什麼呢？基本上來說，可分為二個方向來談，一個是統治者對國家組織神聖性的擁護，一個則是知識份子對淑世理念的執著。

對統治者而言，《五經》的存在，是為了標舉國家的神聖性。就表象而言，一個國家的組成，來自於軍事與經濟二種力量的結合，以剛柔並濟的方式遂行統治者權力的展現。但過於依靠此二種力量，只會造成中央政府的暴起暴落，這也就是秦帝國與隋帝國享國短暫的根本原因。《五經》，便是在軍事、經濟掌控了現實生活之外，進一步操作人民意識的作法，套句現代的說法，即是「思想教育」。帝王對《五經》有多少認知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五經》透顯出來對統治者倚重的思考傾向。

對知識份子而言，《五經》的存在，與其說是一門深刻的哲學，不如說是一個「超重量級的圖騰」。對知識份子來說，帝王對《五經》的「操作」，適足以開放出一個能夠自由陳述理念的空間，作為重新詮釋的對象，才是《五經》迄立於學術文化圈中最大的原因。因而，在《五經》系統中，「經」反而成為配角，真正的主角在「傳」、「序」上頭。諸如《春秋》三傳的歷史批判理念(褒、貶)、〈毛詩序〉的社會批判模式(美、刺)、〈尚書大傳〉中令人生懼的神秘體系(陰陽、災異) 以及《易．十翼》中所建立的天人泛同的格局，這些思想事實上早已超出了原本《五經》中「經」的範圍，而是當代知識份子為了發抒自身理想重行詮釋而出的國家、社會觀。

就古代中國官學的立場而言，《五經》的地位，其實就是一種思想武器，就如同西方民主高喊的「自由、平等、博愛」或是共產主義高舉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意義，卻是統治者與知識份子之間既對抗又合作的重要媒介。所不同的是，當《五經》作為一套帝王與知識份子共同的政治信仰對象時，所衍生的「詮釋之學」，正是千年來中國政治思想中的精華，絕非單純地以「誤讀」、「扭曲」等負面字眼所能一筆劃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