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說：「善吾生者，即所以善於死。」為人如果使自己生得有意義有價值又無虧節操，當然善生即所以善死。死為人生終了，亦必至死方能完成「我」和完成「生」，古人所謂「蓋棺論定」，不蓋棺則始終不能論定，始終不能完成。於是「善吾死」應較「善吾生」重要。

就一個人的肉體生命言，即是自然生命言，則生死易見，亦易分；若就一個人的精神生命言，亦即是歷史生命言，則生與死既不易見，亦不易分。有許多人看來是活著，其實，其生猶如死，因其生無殊於死；有許多人看來是死了，其實，其死如生，因其死無殊於生。故求長生之道，不能在生中求，而只能在死中求。且就自然生命之「我」言，「我」亦隨時隨地在向死的途中前進，不斷在死去，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今日之我，又非明日之我，而此一剎那的我，亦非彼剎那的我。我雖在生中，實則無時不在死中，又何嘗有個「真我」在？何嘗有個金剛不壞的不死不滅的「生」在？

一個人如果只是禽視獸處，則即使活到一百歲，其生亦與禽獸何異？所以為人不能僅在生中求生，一個人要求其「生」之有意義與價值，要放射生命之光芒，常不在其生前之尊貴，而在其死後之莊嚴與燦爛。因為這是其人生最後的完成。

一個人如有了悟於死是為完成「人」，完成「生」，完成「我」之意義，並了悟於死生無有分際時，則自能隨時可死，隨時能死。人當決心死時，則心境自開，而名利得失、富貴貧賤、壽夭之念亦自無。

孟子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此幾希的相差，即在禽獸只是有肉體之生命，而無了悟，無覺識，而人則有道義的生死，且有了悟有覺識。禽獸的生死，只是從形起見，從身起見，而真正不同於禽獸的人的生死，則必從神起見，從心起見。依乎前者，生死有界限，而生老死滅，實為一大悲苦事；依乎後者，則生死實無有界限，而生老死滅，實為一大喜樂事。「自古艱難惟一死」，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即在其於當死時，能安死，樂死，視死如歸，能以死完其人生。亦即是能有以死殉真理，以死殉道義，以死全其生的精神，以顯其人格之偉大與崇高之地位。

為人須知道義的生死，與自然的生死，是大有分際的。道有由義，義有宜義，人所必由而不由，應該做而不做，便是有違於道義。禽獸對此便無分別心，亦無選擇心，只是一個自然的生死而已。

孔曰志道，孟曰集義，其要殊在教人要做成一個有意義的人，其生也，必須生在道義中，其死也，亦必須死在道義中。合乎道義而應該之行為，常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與「無所為而為之」的行為。因為人能明道義而生，故其行為自能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不淫不移，不屈不撓，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境界。小之能生浩然之氣與大勇之智，大之則能成就一個「經虛涉曠超乎眾外的至人」，如是則無所滯阻，無所纏縛。

聖人所作所為的事，雖然無不是平常的事，但係有了悟有覺識的去作為，在人世間一日，即盡我一日的職責，做我應該做的事，富貴亦可，貧賤亦可，生亦可，死亦可，何日死即何日休息，何日解脫我此生的職責，亦即為我今世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