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看，中国恐怕是世界上最早有医官的国家。《周礼·天官》记载了当时设立医官制度的情况：“医师上士十二人，下士十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人，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有关医官的职责，郑康成的《周礼注》说：“医师，众医之长。”即由国家设立医官，管理全国的医疗工作。王安石的注，则更加具体地解释了医官的工作分工：“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故有府以藏，使医分治疾疡，稽其事，制其食，且有政令，故有史以书，有徒以役，诸医受政令于医师，听其所令，则无用府史胥徒。”按照历史学家的新看法，周朝已经是一个封建社会，在医事上能够有这样完备的体制，也说明当时社会文明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医，原字是毉，从巫，医音。这意味着，医与巫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外国的情形我们不太清楚，中国的医学是从民间巫术发展而来的，这一点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都作过认真考证，想必是可信的。

　　中国有关历史文献也常常有“巫医”或“医巫”的记录，如《尚书》、《大诰》、《康诰》、《说苑》、《韩诗外传》等。上古人民对疾病缺乏认识能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碰上疾病，除了生理上的痛苦外，心理上的恐惧似乎更严重更难以克服，这时候求助于巫是自然而然的事，巫的祝祷、祈禳与咒语，是否真的能够治病，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巫术，他们对于生命就有一种依托和安慰。但随着人们用药经验的逐渐丰富，人们在巫术之外，更加广泛地使用植物药及其他自然药物来治病，并且由此增加了对药物的信任和依赖，这样巫与医就开始分离了，当然这不是说巫的影响和作用就没有了，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几千年巫的影子还没有能够从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完全抹去。

　　医药在社会日常生活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后，一种新型的职业医人亦随之出现了。

　　周代医官制度，是在巫与医分离，医人取代巫师的主要地位的条件下正式建立起来的，它一方面体现了对医药的社会性功用的重视，一方面又是对医人职业工作的强化和规范化，医人的社会身份，借此得到了权威性的确认，他们成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不可缺少的技术之士，成为受到人们普遍尊崇的人。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一书介绍说，王与卿大夫的疾病，由医师负责治疗，一般平民的疾病，由疾医负责治疗，另有食医，负责宫廷王族饮食的营养卫生，还有疡医，负责治疗肿疡、创伤。医人的职业化，通过这样细的专业分工，得到了充分体现。从医学发展的角度讲，周代的医官制度，显然有利于促进医人技艺能力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医学水平的提高。事实说明，远在西元前11世纪～前8世纪，中国的西周显然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医术，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了不得的事情。随后的几百年间，着名的医学人才纷纷出现，只不过由于史籍不全，很多着名医人和他们的医学事迹都淹灭难寻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如春秋时代名叫缓、名叫和的两位良医，偶尔在有关典录中露露面，就已显示了他们高超的医术，还有战国时期的扁鹊，直到几百年后的汉代，由太史公司马迁为他写了传，从传中人们才得知扁鹊的知名度在那时简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同时，医人们的医学着述，也像医人失传一样，未能名之于世。

　　以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的兴盛来看，医学方面的建树似乎不会默默无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黄帝内经》这一中国医学史上的旷世之作和最高经典，它的着作时间，绝对不会迟于秦汉以后。《黄帝内经》最初的着者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开创性的建设，与医官制度在周代的建立，应该是同步的，文明之代的周朝，也完全有足够强大的文化能力产生这部医学大书。至于书中的一些文字表述带有秦、汉以后的历史痕迹，则完全有可能是秦、汉时有人对它进一步整理编撰的结果。稍后几个世纪出生的孔子，对过去了的西周，充满了文化上的敬意，他总是不由分说，就坚决表态道：“吾从周。”对于中国医学的光荣历史，假如我们也学习孔子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吧。

　　然而离开医学本身，从政治上谈周代的医官制度，就会谈出另一种非学术的话题来。不论什么制度，建立制度的目的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谈周代的医官制度，亦免不了涉及中国王朝社会的政治特点。既然医人在全社会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技术力量，那么使他们成为王朝政治的一部分，应该是统治者很容易就想到的，否则怎么会有“掌医之政令”一说，并且设为王朝中的天官呢。医人厕身庙堂之上成为医官，由这一地位的特点看，其政治性意味相当深刻。

　　从有关史料可知，周王朝的统治者，确定“疾医中士八人，掌养万民之疾病”，看起来属于“为人民服务”，这自然是天下为家、“天子牧养万民”的意思，不用说作为治民术，这一举措政治意义十分重大。然而关键之处却又不在这里，而在统治者首先把自家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最好的医疗保健人才——上士，首先是要收来供自家使用的，这正是以天下为家的另外一面，一种王朝政治根源性的自私自利的一面。

　　周王朝的统治者是非常聪明的，他一想到政治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民，而在于治民者的生命利益，“人民”两个字就放到后面的次要位置上去了。想当初，神农氏尝百草发明医药的朴素的人道情怀，是再也不会重现了，原因就在于有了医官制度。制度之下，人道不彰，这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周代既已开了先例，后代统治者们没有一个不这样效法的。到了战国末期的秦国，就有身背药囊，站立在朝班中的侍医。这还不算过分，因为打那以后，变本加厉的不知有多少呢。出于统治者越来越膨大、永远也填不满的政治私欲，他们不仅一般地要求宫廷医师治病与保健，而且把享乐主义和“万寿无疆”的神仙理想这些事情也交给了他们。在宫廷里，御医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为皇帝的性放纵提供种种医药服务，以及为皇帝获得长生不老研制大内秘丹。远一些的如汉代的仓公淳于意，他好像知道皇帝的心意，所以不肯进入宫廷做医官，但仓公不去，皇帝面前未必就无人，汉武帝那么热衷长生不死，身边的御医们总会为他提供最好的医药条件的。而唐代的孙思邈八十多岁还被唐高宗召入京师，做了一个承务郎，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私人医药顾问。唐代皇帝在个人享乐方面的要求和对神仙道教的幻想是出了名的，孙思邈入朝以后，没听说过给谁治病，倒是不停地在京城里谈玄论道，个中情由可想而知。近一些的，有明代的宫廷医师，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是与臭名昭着的嘉靖皇帝、隆庆皇帝，以及献药、红丸这些宫廷闹剧和丑剧联系在一起的。最能看出医官制度的政治腐败和文化腐朽的，应该算是明代了。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费振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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