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
第一则二二八事件的新闻，首见于1947年2月28日《台湾新生报》第二版中下方篇幅不甚大的位置。标题为「查缉私烟肇祸昨晚击毙市民两名」，此则新闻记载着二二八事件的开端──即2月27日晚间的缉烟事件，内容为：
（本报讯）台省专卖局与警察大队派赴市场查缉私售香烟之警员，今（二十七）日于迪化街开枪击毙市民陈文溪，并在南京西路以枪筒殴伤烟犯林江迈（女）。警员十余人今日下午七时许于南京西路天马茶房附近之香烟市场搜查现年四十岁之女烟犯林江迈之私烟，发生争执，查缉员即以枪筒毁伤林江迈之头部，出血晕倒，某警员旋避入永乐座戏院附近，市民陈文溪（非烟犯）自住所楼下观看时，某警员开枪一发，贯穿陈文溪之左胸，斯时围观民众击毁该局卡车上之玻璃，并将该车推翻道旁，八时许宪警赶至，始告平静，林江迈现已送入林外科医院旋告毙命5。陈文溪未被送至医院时，即已毙命。该卡车旋被民众拖入圆环公园路侧烧毁，消防队第二分队闻讯后，随即赶往抢救，道侧民房幸未延及，闻警察局陈局长松坚曾亲赴出事地点带获肇事警员四人送局讯问。（详情续报）（台湾新生报，1947年2月28日2版）
此后至1947年3月9日之前，《台湾新生报》除了3月1日的社论──「延平路事件感言」，与3月4日的专栏──「二二八事件的经过」试图定义二二八事件之外，大部分关于二二八新闻的报导多是以描述性的纯新闻型态出现，甚至有很多是演讲、公告的全文照登。
1947年3月1日的社论，则是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新生报》的第一篇。内容提到专卖局在街头的缉察私烟是本末倒置的作法，不能在各港口查缉大宗走私香烟，却在街头对博取蝇头小利的烟犯严格执行。
谁愿意来做这种偷偷摸摸的生意？私烟摊贩也无非是为生活所迫，无业可就，不得已出此下策，辗转街头，贩卖私烟，博取蝇头微利，藉以维持个人乃至全家的生活，值得社会的同情。（台湾新生报，1947年3月1日3版）
在同一篇文章里，论者也谈到公务员不能服膺陈长官出勤不带枪的规定，以致于任意滋事，实不能宽恕。该文末尾则希冀政府能依法行事，也更因此而要求民众要冷静、理智，以正当的方法表达意见和愿望，不要群聚肆行破坏。而在3月4日的专栏中，撰写者则陈述在2月27日以后事件的各项发展，包括事件如何在28日时由一地的缉烟纠纷演变至全市的情况。
……时有一批民众，打鼓敲锣，至太平町一丁目派出所前，该所警长黄某上前欲加制止，都以其平时藉机凌民，遂将其围打并捣毁所内玻璃用具泄恨，民众见已达到目的，就纷纷向本町专卖局台北分局前进，各处民众，先后如山洪爆发般地由四面八方汹涌而至，冲进局里，殴毙该局职员两名，伤四名，把局里存货火柴、香烟，酒及汽车一辆，脚踏车七、八辆
……一件一件由里面抛出路中放火焚毁，一时火光冲天，迄至一日尚未全熄……围观的民众不下二、三千人，宪警闻讯赶到，但无法维持，都各避开归队……下午一点余钟，有一阵以锣鼓为前锋的群众，约有四、五百人趋向长官公署而行，卫兵举枪阻止群众前进，旋闻枪声卜卜，计约二十余响，驱散民众，其后据一般民众说，市民即死二人，伤数人，但据葛秘书长报告市参议员说：兵民受伤各一，然而民众并不因此而散归回家。反之，情势愈益复杂，学生全部停课，各机关团体员工，都逃走一空，有一部份民众蜂拥到本町正华大旅社敲破门窗，搬出家具物品焚烧……，外省公务人员，宪兵警察于南门，台北公园……等方面被殴打者，为数不少，……下午五点余钟，荣町新台公司里的商品，被民众掷出路中焚毁，有少数窃盗，想乘机抢劫财物，都被民众抓住毒打。……其间民众曾于上午十一时左右，派代表五人，向柯参谋长请愿提出要求五项（请阅本报二十八日号外），柯参谋长允诺照办，但客观形势的发展，难以满足民众的要求，公愤的情绪，仍不可遏止，……。（台湾新生报，1947年3月4日1版）
这些文章反映出事件的复杂性，既有官员行事不正，亦有民众情绪激动，互相激荡更形成了社会的不安与纷扰，而在此论述中所形成的二二八图像也就被视为是不幸事件。
而当时为处理事情而筹组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则是很重要的民意组织。例如：1947年3月5日《台湾新生报》头版，便有「处理委会加强机构 十七县市同时组会 吾人要认清此次行动目标 除要求政治改进外无他求」，以及翌日（3月6日）头条「处委会各小组讨论 将发告全国同胞书」等纯新闻的报导，都是以民间声音为主要新闻来源。不过，版面上同时也有官方声音。例如：3月5日头版，就有「总部通令各部队长 严禁所属不得开抢」，以及「何参谋长的沈痛语 国家民族的立场」等。在这个时期的官方与民间，并非截然二分的对立（至少在新闻中如此），例如：《台湾新生报》3月6日2版便有「马尼剌与大阪电台 歪曲事实捏造消息 处理委员会特郑重辟谣」的新闻，其中写道：「（本报讯）事件处理委员会……。特派委员于昨（五）日……郑重播送谓：本省民众，除要求政治之改进而外，别无任何目的，希望亲爱之外省同胞，及国际人士，切勿误会云，……。」
大体而言，十日以前的新闻多以二二八事件是件政治权力滥用，导致民众不满以致于群众失控的局面。在此时，代表民间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官方的行政长官公署各自发声；但是，这样的情形在3月9日以后丕变。先是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发表了32条要求，而这些要求极具争议性，有些要求已非地方政府的管理范围，而是涉及到中央政府的国政问题，以致于发表翌日，处委会本身便发表声明：
昨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发表声明原文如下：查三月七日本会议决提请陈长官采纳施行之三十二条件，因当时参加人数众多，未及一一推敲，例如撤销警备总部，国军缴械，几近反叛中央，绝非省民公益……，兹经再度商议，认为长官既已声明，改组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尽量速选省民优秀份子为省府委员，或厅、处长，则各种省政之改革，自可分别随时提请省府委员会审议施行，无须个别提出要求。……根据上述见解，本会认为改革省政之要求，已初步达成，本会今后任务，厥在恢复秩序，安定民生，愿我全省同胞，速回原位，努力工作，并请本市各校学生，自下星期一，照常上课，各业工人，即日分别复工，治安暂由宪警民协同主持，即希各公私工厂，速即开工，尽量容纳失业工人，倘有不法之徒，不顾大局，藉词妄动，即系另有用意，应请全省同胞共弃之，除再向当局交涉，严禁军警肇事外，仅布区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八日。（台湾新生报，1947年3月9日2版）
在1947年3月10日之前，官方与民众并非截然对立，行政长官陈仪甚至希望多与民众接触，也未将事件视为是民变、动乱。但事件定位的变化可从3月11日第二版的新闻报导中见出，「陈仪长官下令解散 二二八事件处委会 总部限期取消非法团体」。此则新闻包含有两则中央社通讯稿，其中一则内容描述「处理委员会近日之行为，逾越要求改革政治范围，迹近背叛祖国」。就在《台湾新生报》同日版面上，另有「共党企图侵扰台北 围剿结果捕获数十」的纯新闻。
（军讯）本月（3月）8日晚，有共党匪徒由松山及北投分批侵入市内，企图抢劫台湾银行总行及各大公司，经军宪警民协力围剿结果，捕获数十人，其余溃散，现军警正继续搜捕中，希望同胞各安其业，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并协助维持治安，共灭匪徒，以保生命财产之安全云。（台湾新生报，1947年3月11日2版）
此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被视为是叛乱团体，「暴动」已成为描述事件的主要语言。而新闻中意义图像的突然转变，原因为何？一是认为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于3月7日发表的32条要求（关于为何提出三十二条要求的过程，亦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民众之中有阴谋份子、或是左派人士的介入；有的研究指出了这过程有情治机关，亦即是官方的引导；有的则以为是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结果，方才导致32条要求的提出），凸显国军缴械等涉及中央权责的事项，已是叛国行为，故急需强硬之态度以谋求社会的秩序。二说则认为是原先台湾的驻兵太少（在日本归还台湾之际，以台民服从、配合，故坚持中央不必多设军队于台，加上国民党政府在中原与共产党的对抗正需大量兵源），陈仪不敢贸然处理，故先以民间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来协调社会秩序，后在9日左右亦有军队自上海来台（有研究者指出军队调动乃需事先规划，不可任意为之，因此认为此早在官方安排的计画之中），这使得行政长官公署敢以强硬态度来处理事件。1947年3月31日第3版，《台湾新生报》便载有当时警备总司令部「……柯参谋长即席指示，关于本次『二.二八』事变完全是由一般阴谋野心家，及流氓勾结煽动所致，与绝大部分善良民众无关……。」
在同年3月10日以后，仍旧是大量纯新闻，只是同样的「二二八」，意义却截然有别。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有很多都是以广播稿或演讲稿全文照登的方式出现；我们依其典型，可分为几类：第一类是对事件发生的当地台湾民众、驻台官兵的说明。第二类则是对台湾以外的全国民众或世界的宣告，如白崇禧对国内外的广播词（3月28日，2版）等。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所有新闻来源几乎都是官方、军方等相关人员，或是由政策所形成的某种结果被直接描述，例如：「延平学院 奉令封闭」（3月21日，3版）。少数以民众为新闻来源者，则是符合特定意义。例如：「事后始知被利用 四学生悔过自新」（4月11日，2 版）中有台中农学院与台南工学院学生等。
在事件初始，新闻报导多呈现出有闻必录、全文照登的方式，其目的多为将社会中所发生的讯息告知给民众。这在3月10日前后并无太大差别，彻底转变者则是对二二八的定义，3月10日以后的纯新闻一如之前的作用一样，同样描述出很多社会现象，有所不同的则是对二二八的定位无法参与讨论。例如：《台湾新生报》1947年3月17日第三版「罗东纸厂 照常生产」的相关新闻，「（本报讯）此次二二八不幸事件发生，各生产机构，几皆受其影响，而至于停顿之状态，唯罗东造纸厂，则保持原有之生产能力，从未停工，……」 这些纯新闻报导似乎可以作为某种线索，以例证某种被界定好的二二八意义。当时新闻报导中将事件赋予意义的重要类型就是社论，其他类型如专栏、特写或专访，以及投书等，均碍于版面限制而时有时无，且则数在事件初始的两年范围内只有10则以下，作用有限。
然而，由于早期（1940年代）的台湾，社会发展仍然不够稳定，报章杂志用纸常常缺乏（苏甡，1947：11），是故在2月28日、3月1日之前，《台湾新生报》原本出一大张四版。但从3月2日起，《台湾新生报》则只出小半张两版的内容，报社曾公告原因是用纸奇缺（民国36年3月2日，二版下方，「本报启事」），而在3月10日时，《台湾新生报》亦曾停刊一天，小半张两版的情形延续至同年3月25日，社论时有时无；3月26日起才恢复一大张四版的内容，有固定社论。
在1947年到1949年的这段时间中，相关新闻几乎都分布在1947年三月以后的各月份。翌年（1948年）2月28日的《台湾新生报》上，则只有一则极短的纯新闻报导，标题为「蒋渭川 昨亲赴高检处自首 由丘主委具结保外」。
总而言之，在1947年三月以后的新闻中，二二八事件基本上有着两种面貌。在1947年3月9日之前，二二八事件被认为是民众要求合理改革的社会运动，以致于当时的军政首长都接受政治现实的不够完善，导致人民反感及有所误会。典型报导如1947年3月8日的「陈长官广播全文」等报导：
台湾同胞：自从二月二十八日台北事件发生以后，我曾两次广播，宣布和平的解决办法。台北方面，这几天，经宪警及地方人士的共同努力，秩序已安定，曾经有过问题的各县市，亦趋好转，想不久可恢复原状。不过各位所关心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改善政治的问题。……（台湾新生报，1947年3月8日1版）
在3月9日以后，二二八事件在新闻中已经被认定是「奸伪份子的阴谋暴动」。1947年3月28日《台湾新生报》的社论「二二八不是民变」中便写道：
这次的不幸事件，现象相当复杂，不仅旁观者不易正确地解释，即置身事件中的台胞，如没有参与预谋，恐亦未必尽能料及，后来愈演愈恶的种种发展。……现在局势澄清，水落石出，大家已经明了此次事件完全出于有计画的预谋，查缉私烟之引起死伤，不过是它的导火线。主谋者是怀有政治阴谋与野心的乱党奸徒，和过去日人豢养下的一些鹰犬，附从者是一群被唆使的地痞流氓和一部份被煽惑被胁迫的青年学生……。（台湾新生报，1947年3月28日2版）
在1949年2月28日，由于此时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已节节败退，局势险恶，加上蒋中正辞职下台，台海两岸情势危急，是故《台湾新生报》多在报导中国大陆的政局变化，完全没有触及二二八。而台湾的政治空气，在经历过1947年3月21日因行政长官公署试图深入各地以掌握社会秩序的「清乡行动」6之后，亦趋于严肃、紧张，加上1949年5月20日零时起台湾地区宣布戒严，新闻媒介不能对执政者任意批评，故二二八议题在新闻上已无空间。
二、议题的没落：1949年至1987年
军事戒严时期，始于1949年5月20日零时，结束于1987年7月15日12时，为期近四十年。揆诸当时，戒严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来台，共产党在攻下海南岛之后，更积极地想占领台湾，于是撤退来台的国民政府，在总统蒋介石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又滞留美国之际，为确保剿匪戡乱的成功，以及至少维系住国民政府最后的据点，故宣布戒严，以防止共党渗透。
在这一时期，每年的2月28日附近，一反1947年事发当时频频讨论的情形，反而呈现出一种近于1949年局势紧张时的沈默情形，这种在二二八历史议题上的沈默，从今日来看，相当令人惊讶。在获得的剪报资料中，本时期四十年间却只有14则与二二八相关的新闻报导（可参见表三）。最早的是1949年12月由国民党省党部召开，关于二二八事件人犯审查及处置讨论会的新闻（编号1）。
1950年，二二八事件已经很少在报纸上出现，但在1950年6月18日，却由于事件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被枪毙，而被新闻报导提及。此标题为「陈逆其人」，叙述他担任日本战败之后的台湾第一任行政长官，后来因二二八事件发生及省府改组等因素于1947年5月11日离开台湾 ，转任浙江省主席；在浙江省主席任内，由于试图与共产党谈和，并协助渡江，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检举，于是被捕递解来台，并于1950年6月18日在新店碧潭枪决。
较特殊的是大陆发生的文革斗争，使得谢雪红成为新闻焦点，也连带使得二二八事件出现在新闻之中。《台湾新生报》1957年12月30日便刊登有新闻「谢雪红不可告人之事 在『斗争会』和盘拖出 所有罪行全是受共匪之命而行」，其内容写道：
表三：军事戒严时期新闻论述标题一览表（略，请查阅期刊）
（本报香港航讯）三十年老娘倒绷孩儿的谢雪红，近一月来被共匪指为「右派份子」，发动大小喽啰加以围攻，斗得她体无完肤。谢雪红恼火之际，眼看被冷藏在大陆竹幕之内，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于是在「斗争会」中大发雌威，把她的不可告人之事，和共匪策动二二八事件的阴谋，以及如何欺骗旅日侨胞的伎俩全部「苦水」吐了出来。……（二二八事件）虽然是迫于党的命令，只有发动。虽然失败了，共产党年年要他纪念这一事件，宣传这一事件，可见这是共产党主动，我不过执行党的命令而已。但是共产党要把我装成二二八的英雄，不过藉此激动台湾人罢了。忽然又转骂我是二二八逃兵，我绝不心服。当时在台湾如果被逮，岂不把共产党的策略内幕，全般暴露。到底谁是逃兵？那就是要想推卸台湾暴动责任的共产党，不是谢雪红。这样做法，如何对得起死去的台湾人，又如何不令正在工作或同情的人，对共党绝望死心？我真是欲哭无泪，悲愤填膺。（台湾新生报，1957年12月30日4版）
这三则报导看似为二二八事件一些后续人、事、物的发展，其新闻价值则是由于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召唤，它排斥了所有可能真相的探询，而聚焦在少数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焦点之上。在这时期的案例，更清楚地说明了纯新闻文类在描述「事实」上的限制与特质，一旦新闻从业者缺乏敏锐而谨慎的自觉，纯新闻很容易成为佐证当时「杀朱拔毛」等意识形态的「工具」，而非自我展示或是社会缩影的「本体」；其他议题一旦触及二二八都连带变得敏感，相对使得二二八议题在当时不具新闻价值。在这样的情形下，新闻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并非二二八事件本身的特殊意义。
此后，二二八议题销声匿迹二十余年，直到1980年代，才又出现在公共领域之中。在表三中，1980年代中最早与二二八事件有关的新闻是1984年《联合报》刊载在副刊第八版上的文章。原文作者是叶明勋，标题是「大时代中的新闻触角──忆早年的中央社台北分社」，内容主要叙述《中央社》台北分社早期的筹备过程，兼及二二八。
……民国三十六年二二八事变，本来是查缉私烟因执法人员处理不当酿成人命的个别案件，翌日之间爆发为暴力残杀、全台大乱的场面。……事变发生后，虽然立即宣布戒严，但是暴徒到处打杀，不但在街上杀人，也偶而会冲入机关民宅，造成流血事件，很多机关单位也都被暴徒所劫持，电力及通讯系统全被切断。……（当时）全体人员将通讯设备藏在日式房子的天花板上层或榻榻米下面，在事变期间与总社的通讯乃得以维持始终不断。……那时若干重要的军政通报，也都赖分社唯一的电台传送总社，再由总社转达南京有关单位……。（叶明勋，联合报，民国73年3月11日，第8版）
再来则是两篇连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小说，一是1984年的「月印」，二是1986年的「夜琴」，这两篇小说都不是在2月28日附近被刊登出来，却是直接反映二二八事件经验者，内容并不是对政府的控诉，只是用一种含蓄的方式传达出常民百姓的无奈，与生活在当时社会的荒谬。这在军事戒严时期，是表达意见很重要的方式。「二二八」这一字词，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慢慢且重新地进入新闻媒介的版面之中。
在这几篇漫谈与副刊小说之后，与二二八相关的新闻，多集中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军事戒严前夕。有些是因应当时在野人士发起运动要求社会重视二二八的纯新闻，有的则是学者的专栏，与资深记者的特稿。这些新闻的价值大都来自于民间社会，与军事戒严的前期不同，它们的焦点都只有一个：希望更多民众知悉二二八，也希望官方能正视此事件，并开放档案供学术探讨，以期了解真相，此时逐渐被排斥的则是完全漠视民间社会声音的官方论述。
整体来说，军事戒严时期二二八的新闻论述，可以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的二二八论述是相关事件的后续发展，所以都是以纯新闻与专栏特写的方式出现，不过消息来源多是官方或是与官方关系密切的通讯社；因此，二二八图像仍多维持在1947年3月10 日之后的定位──事件是共产党与「阴谋野心份子」的策动结果。
后期则是民间社会的声音居多，揆诸1980年之后的11则相关论述，则可发现二二八「禁忌」的松动是渐进的。一开始只是出现在副刊等较属边陲的媒介版面，此时的二二八事件多是作为历史回忆、文学想像等作品的相关背景；尔后在解除军事戒严的1987年附近，新闻报导与评论才逐渐以二二八事件为主要焦点。但是此时的二二八图像仍未鲜明，共同之处只在重新唤起社会对于二二八的重视。典型的案例，例如：《联合报》1987年2月28日「吹散乌云 澄清真相 二二八事件以讹传讹扭曲史实 学者促开放资料还其本来面目」。
台湾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前前后后
前言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是一九四七年台湾「二二八事件」五十四周年。在网上浏缆了一些有关当年「二二八事件」的文章。看看历史，再看看今日民主政治生活的台湾，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千。当年在「二二八」事件中，台湾人民，为争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改革
落后的专制政治，作了巨大牺牲。令人高兴的是，不但为之奋斗牺牲的烈士，在五十年后得到彻底平反；而且，他们为之追求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目标：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最后得以实现。
有关当年「二二八」的文章。对于许多后人，特别是大陆的人，大多数人是不了解「二二八事件」是怎么一回事的。他对台湾今日之民主政治具有多大意义；对还在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牺牲奋斗的人们及对于大陆十三亿人民具有何等重大意义，恐怕更是许多人所不了解的。
本文在下面不厌其烦地引述一些原始材料，是想给予关心中国「六四」命运的朋友们一个启示。
八九年北京「六四」之前，由胡跃邦逝世引发的反腐败，反特权，争民主要自由的运动，虽然由青年学生带头并成为主流，但在全国则遍及了几乎所有几百个大中城市，虽主要在北京，但实质是一场具有全民性质的反贪反腐反特权争民主的波澜壮阔的市民群众运动。这场被中共镇压下去的运动，至今我没有看到比较全面完整的日程综合性记录。相反还见到几篇对这场民主运动污蔑性文章，以及对于某些民运人士的个人攻击，但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对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诬衊和泼脏水，这场运动必然将会永远留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永远放射着光辉。「六四」的彻底平反，只是时间问题，也肯定不会如台湾「二二八」那样拖到四十年后解冻，现在就应当着手起草一个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纪念碑碑文」。本文引述了台湾二二八纪念碑文，该碑文虽仅642个字，却没有重要遗漏。对六四纪念碑文的起草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故此，我尽可能保持原味地将一些有关的重要历史事实，分出若干主题加以整理介绍给感兴趣的读者，供广大华人朋友了解和思考。(材料主要来源是《亦凡论坛》和网上《太阳升中文图书馆》)
一，一九四七年台湾人民的失望
当台湾人视国府军政人员为解放者而竭诚欢迎时，却换来比日据时代更加恶劣的「被征服者」待遇。经济的独占与垄断，政风的贪污腐化，民生的凋蔽，大陆人士垄断权位，军警的作威作福。。。。，一一造成民心的急速流失。人民从期望到失望，由爱转恨的心理，在国府「接收」台湾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终于在一次不当的私烟取缔事件中宣泄出来，掀起了震动全岛的二二八事变。事件本身，以及随后的屠杀，清乡，白色恐怖等等镇压肃清手段，造成了无数人员的死伤。
二，二二八事件导火线
1947年2月27日傍晚，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傅学通等六人，会同警察大队四人，在延平北路查缉私烟，与私烟摊贩林江迈妇人(40岁，丈夫殁，育有一子一女)发生争执。查缉员欲没收林妇香烟及卖烟所得的钱。林妇家计难以维生，跪地求饶。当时围观民众甚为烟贩抱不平，旋因查缉员以枪管敲破女烟贩头部出血晕倒，以致激起公愤，群向查缉员攻击。查缉员开枪示威，击中旁观者陈文溪(后来不治死亡)，引起群情鼎沸。群众结队至警察局要求逮捕凶犯未果，愤将专卖局之卡车推翻道旁用火烧毁。后来警方推拖已将凶手交于宪兵团，民众即涌向宪兵团，唯宪兵团长张慕陶否认拘捕凶手。群众受愚弄，遂彻夜包围警察局及宪兵队。另批市民涌至新生报社要求报社照实刊登血案消息。总编辑吴金口因奉长官公署的宣传委员会通知而不敢登刊，愤怒民众遂要将报社招牌坼除。后来社长李万居出面，答应民众要求，隔日《新生报》以五号铅字刊出三百多字的血案经过报道。
三，二月二八日民众的示威请愿遭武装镇压
上午九点：
清晨台北市民开始鸣锣鼓噪，群至南门町专卖局(今南昌街)为昨日事件请愿。路经太平町二丁目(今延平北路)派出所，警察鸣枪被群众殴毁警所。
上午十点
群众涌至本町(今重庆南路)之肇事单位专卖局台北分局，要求交出凶手，因误认肇事警而围殴警员，捣毁分局。
上午十一点
群众再向专卖局总局要求惩凶。代局长一味推委，民众冲进俱乐部，新旧两任局长住宅。
·下午一点
· 上千名群众前往长官公署请愿，在广场前突遭公署楼上机枪扫射，当场死伤数人，形势至此恶化。
· 下午二点
市民在新公园内开会，占领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并向全岛广播事件经过。
台北市参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并邀请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共赴公署陈请。
· 下午三点
冲突激化。公署长官陈仪宣布台北市实施戒严，武装宪警巡逻全市，开枪扫射市民。群众再包围专卖总局，铁路警察署，交通局等，与军警发生冲突，群情激愤并怒及外省人。
· 晚七点
警总参谋长柯远芬及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台北市参议员周延寿，国大代表谢娥，向市民发表广播。谢娥称已见过林江迈，并表示下午公署没有向群众开枪。
四，三月一日到三月二十一日期间大事记
1，三月一日大事
台北市
官方-----早晨
全市军警宪兵不断在街头巡逻或警卫，到处响起疏密枪声，但依然无法维持秩序。
民众----早晨
民众不满谢娥昨晚的广播谎词，遂包围其在延平路的医院及万华住宅，并捣毁器械。
处委会---上午十点
市议会邀国大代表，参议员，参政员于中山堂开会，共组「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后求见陈仪，遭改名「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
民众---下午
两点一队市民包围昨日在铁路局前屠杀民众的铁道管理委员会所属警署，又遭警开枪杀害十八人，伤四十多人。民众反攻，于三点占领该署。
官方---下午
国民党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公署陈仪，台湾高等法院院长杨鹏，警总柯远芬密谈。当局虽欲镇压，但时机未成熟，乃先采取和缓手段。
官方---下午五点
陈仪第一次广播：
1，今夜12点解除戒严，但仍不得集会游行；2，释放被捕民众；3，禁止军警开枪；4，指定五人官员代表政府参加血案调查委员会。
另外指控台湾人争多骚动，而对机枪发射来自其办公大楼一事只字未提。广播完毕，军警依然对民众开枪射杀。
台湾北部
基隆：二十八日已有群众在高砂戏院前高呼「打倒阿山」。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宣布戒严。
板桥：民众烧毁供应局仓库。
新竹：人民夺取桃园车站军火并接管县府。民众阻止陈仪调自凤山北上的国府军。
台湾中部
下午民众在台中车站前起义。
(引「行政院228事件研究报告」201页)
2，三月二日台湾各地大事记
台北市
民众---上午十点
上千名大学，中学学生在中山堂来会，提出「民主政治」，「教育自由」等口号，声言拥护台北市民的义举。
官方---清晨
蒋渭川会同政治建设协会要员及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拜见陈仪，告知拟扩充处委会的建议并希望政府宽大处理。
官方---下午三点
陈仪第二次广播，宣布四项办法：1，对参加事件者不追究；2，被捕人民可免保领回；3，死伤者不分省籍，一律抚恤；4，准予处委会增加其他人民代表。
官方---夜间
陈仪调自凤山的部队在新竹遭民众拦阻的消息传至台北，一般人对陈仪的诚意颇有怀疑。
处委会---下午两点十五分
处委会第一次开会，组织扩大由商会，工会，学生，民众，政治建设协会选出代表，
被政协会一手包办。惟后来周延寿议长裁决所有参议员加入，才不致一面倒，但亦埋下派系纷争种子。
处委会---夜间
警总调查室军统人员许德辉等二人走访蒋渭川，请蒋氏在明天的治安委员会中推许出任治安组组长。
北部地区
基隆---下午四点警总宣布解除戒严。
板桥---省参议员林日高，国民参政员兼镇长林宗贤出面组织「服务队，以维持治安。
桃园---台北青年学生会与当地青年团会合，接收铁路保警武装并拦截火车，以阻止国府援军北上。
民众展开」打死阿山「条幅，并包围警局要求交出贪官污吏。后遭员警以机枪，步枪扫射，当场击毙民众数十人。另批民众接收县府后，搬出牛奶，米粮分配民众。人民自治，地方暂趋平静。
新竹---下午三点
1，来自凤山的军队进入市区扫射群众，死八人；2，警民对峙，宪警以机枪扫射民众，当场死八人，伤十八人。
傍晚处委会新竹分会成立，向市长提出二项要求：1，严惩开枪者；2，驻军退出市区。
有恶名的市长郭绍宗虚于应付。
台湾中部---台中
民众齐集台中戏院如期举行市民大会，由建国工艺职校校长谢雪红任大会主席。不发一弹占领警察局。后人民接管专卖局分局。
部分民众拥至涉多起贪污舞弊的前县长刘存忠，遭其部属等向徒手民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三名。
晚上处委会传来陈仪派兵南下消息，市议长黄朝清等宣布解散处委会及治安队。谢雪红鼓动未离去青年，组织武装部队对抗，并提出三项原则：
1，不要杀伤外省人；2，不要焚毁物资房屋；3，一切武器尽量把握在人民手里。
特务不断制造国军迫近台中的消息。
南部---嘉义
民众攻占市府及电台。
屏东----市长龚lu端赴高雄要塞司令部见彭孟缉。副议长叶秋木召开民众大会。
3，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大事
台北
处委会---上午十点
召开改组后的第一次大会，公署官员不再出席，但有军统特务乔装平民混入进行分化收集情报。
中午----处委会代表蒋渭川等二十余名赴长官公署，达成七项决定：
1，本日下午六点前把军队撤出台北市；2，治安由宪兵，警察及青年学生共组治安服务队负责；3，本日下午六时前恢复交通；4，开放军粮以解决食粮不足问题；5，滋事军人由柯远芬负责；6，滋事民众由代表团负责；7，南部军队绝对不北上。
下午四点----处委会治安组召开临时会，决议成立经官方事先安排好的忠义服务队负责治安。国统局台北站长许德辉任总队长(台北)服务队实为警总所设立的机构，成员多为地痞流氓。
下午五点----处委会宣传组长王添灯广播报告会议及交涉情形，并警告民众，警总虽已答应撤退军队，但仍有士兵换穿宪兵服装威胁百姓。
官方---主张「以民众力量对抗民众的力量」的军统局台湾站长林顶立成立义勇总队，开始绑架，欺压，暗杀市民。
台北民众----下午6：50分召开学生大会，号召学生赴台中，号召乌来山胞起义。
北部——基隆----码头工人袭击第14号码头的军用仓库，事败死伤多人。
北部----桃园----民众接管中坜区署，宣布自治。
北部----新竹----由台北南下的学生在住舍被军队打死。
台湾中部---台中---人民武装获胜
上午谢雪红成立「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并组织「人民大队」(人民军)
八点二十分时----蒋军开出机关枪武装的卡车驶入市区扫射，与人民军展开激烈枪战。
下午四点----各地人民军进攻蒋军中部多处部队；晚上十点二十分蒋军缴械投降。台中市及近郊全在人民控制中。
漳化---青年组织治安维持秩序。 雾社----泰耶族一百多人下山参加台中作战本部。
虎尾-----人民军攻击机场警备队，相持三昼夜。
台湾南部
嘉义----上午九点陈复志率各队攻占第19军械厂及市政府。
台南----市民大会，工学院召开学生大会，编一队北上台中参加第三飞机场攻击行动。
高雄----市民占两个分局及盐埕派出所；高雄第一中学由该校学生组成自卫队。
4，四七年三月四日大事
台北市----处委会排挤倾轧，服务队假公济私，军队调动的谣言频传。
上午十点，处委会开会，提出八项决议，包括把处委会扩大为全省性组织；民众代表陈口，蒋渭川及学生代表四十余人赴公署谒见陈仪，提出三点意见。整个下午都在开会，晚八点在中山堂开大会，议决组织草案。
台湾北部----基隆----八堵，瑞芳一带民众突击军用仓库失败，几乎全被蒋军投入海中。
宜兰----市民代表会及民间有志之士，召开青年大会，提出四项决议：
1，肃清贪官污吏；2，各有关机关首长应引咎辞职；3，军队及政府机关禁止武装攻击人民；4，为保持安宁，外省同胞应予集中，受青年监督保护。
新竹----司令苏绍文下令戒严，停止砍杀，却乘机勒索富户。
台中----上午人民向第三机场的蒋军劝降，云姓少将交出武器接受和平解决方案，由学生队保卫。中部地区的军事机关至此尽入人民军手中。下午重组「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推选吴振武任人民军总指挥，以牵制谢雪红。
台湾南部
斗六----斗六治安维持会改编为斗六警备队，由陈篡地人召集人。
嘉义 参考资料
http://www.future-china.org/link...w20010212.htm 发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及三月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历史上伤亡惨重﹑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做为台湾的子弟﹐有义务要了解它﹐并记取历史的教训。
憧憬新时代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及九日﹐盟军的两颗原子弹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开花。一周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日本的投降﹐不是向中华民国投降﹐而是向联合国盟军投降，联合国最高统帅再指派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日军在中国战区的投降。台湾就在这种情况下，由蒋介石派员接管，实际上﹐那是一次暂时的军事占领﹐但是﹐当时大家都毫无怀疑地称之为「台湾光复」。
「台湾光复」虽然在程序上没有经过台湾住民的同意，但是就实际民情来看，当时一般台湾人民对于「光复」大多抱持欢迎的态度﹐并以中国大陆其他地区没有的热烈心情﹐迎接来自大陆的国民政府。例如﹐曾经在日本时代从事抗日社会运动的人士﹐如陈炘﹑叶荣钟等人﹐筹组「欢迎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在各地张灯结彩﹐以迎接国民政府﹔全岛各大市镇都有当地青年自动自发组织地方团体﹐用来维持地方秩序﹐保护日本留下的敌产﹐以便让国民政府能顺利接收。
「新总督府」
尽管台湾人民欢天喜地迎接「光复」﹐欢迎新来的「祖国」﹐但是新来的中国政府却以「征服者」的态度对待台湾。首先﹐国民政府在台湾设立了一个和中国大陆各省不一样的制度﹐叫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做为统治台湾的总机关。这个机关拥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各项大权﹐齐集一体﹐好像日本时代的总督府的翻版﹐延续了类似日本时代的殖民体制。因此﹐许多满怀期待与理想的台湾知识份子﹐看到了这种体制的出现之后﹐都失望地戏称它叫「新总督府」。担任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被总司令的陈仪﹐则被称为「新总督」。战后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资源﹐几乎垄断在这种所谓「新总督府」的体制下﹐也为一年四个月后的二二八事件埋下了伏笔。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后﹐首先让台湾人民立刻感受到的是政治上的全面垄断﹑特权横行﹑贪污腐败﹐而且外行领导内行。
唐山客宝岛行大运
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给台湾人参政的机会﹐而实际上却以「台湾没有政治人才」为藉口﹐甚至以「台胞不解国语国文」为理由﹐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人排斥在中高级职位之外。因此战后的台湾﹐重要的职位几乎由来自大陆的人士所垄断。例如﹐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暑的二十一名高层人员中﹐只有一名台省籍人士(他是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而且﹐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也被杀害了)。再者﹐在长官公属的三一六名中层人员中﹐台省籍人士只有十七人﹐其余二九九名都是大陆人士。于此可见﹐战后大陆人取代了日治时代日本人在台的统治地位﹐让满怀期待的台湾知识份子开始感到失望。
大陆人士垄断权位之后﹐紧接着是牵亲引戚的群带关系开始出现。中国文化中的「家族政治」的特色﹐开始在台湾岛上「光复」了。例如﹐台中地方法院五十名职员中﹐有一半职员是院长的亲戚﹔花莲法院也类似如此﹔农林处检验局局长叶声钟﹐一上任之后﹐把一位具有三十年经验的台省籍技正范锦堂弄走﹐然后以局长的二房姨太太谢吟秋来补缺﹔高雄有一所学校﹐新任刘姓校长上任之后﹐竟然聘用了一位不识字的老师﹐原来这位不识字的老师是校长的岳父大人。这种现象﹐在日治时代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令台湾人更不平的是﹐同一个单位﹑同一个级职﹑同样的工作﹐大陆人领的薪水﹐往往是台湾人的两倍。他们美其名说是「偏远地区」的「加薪」。日治时代也有这种差别待遇﹐但差别尚没有这么大。
差别待遇还不要紧﹐外行领导内行才更叫人咄咄称奇。在大陆上不熟知甘蔗﹑蔗糖的人﹐来了台湾可以当起糖厂的主任﹑厂长﹔在大陆上没有看过火车的人﹐来了台湾可以当铁路局的课员﹐一个月薪水六百元﹐远超过一个月只领四百元﹑拥有十几年铁路经验的台籍副站长。
「五子登科」的「劫收」
以上的不平与不公﹐都还不是最严重的。最让台湾人民不能忍受的是﹐官场上的贪污腐化。按中国在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一些接收人员到光复区专接收金条﹑洋房﹑汽车﹑高位﹐和小妾﹐中饱私囊﹐民间讥称他们「五子登科」(五子是:金子﹑房子﹑车子﹑位子﹑女子)。来到台湾的接收人员﹐也有不少「五子登科」的人。廖文奎博士曾沉痛指出:「接收及行政人员﹐多系贪污之流…﹐或公财私用﹐或敌产擅卖﹐或浮报不实﹐人在台省﹐心在上海赌场﹐全无节用爱民﹐经国济世之举措﹐其腐败卑劣每非台胞所能想像者。」所以当时台湾民间把「接收」称为「劫收」。「劫收」后的政治﹐贪污腐败之风﹐让台湾同胞开了五十年未开之眼界。一九四六年一月底到二月上旬的<民报>上﹐有关贪污的新闻﹐就有六件之多﹐平均两天一件﹐这些叫人目不暇给的丑闻﹐令台湾人痛心疾首。
「掠夺」式的经济
在经济方面也同样全面的垄断。代表着当时统制经济的两个机构﹐一为专卖局﹐一为贸易局。行政长官公署继承日治时代的专卖制度﹐对樟脑﹑火柴﹑烟﹑酒﹑度量衡等用品全部纳入专卖制度﹔另设贸易局﹐垄断了全台的工﹑农产品的购销和输出。公营事业又无限扩大﹐远超过日治时代的独占企业。「省内复员人数日增月加﹐公营生产事业又因用事不得其人﹐致使各业半身不遂﹐因之失业者之数不能胜算。物价因官僚资本的剥削和台币的乱发﹐一涨再涨﹐甚致不知其终止点。以往以产米和糖闻名于全世界的台湾米﹑糖价﹐反比上海﹑香港﹑厦门等地还贵。结果民生涂炭﹐民不聊生…。」总之﹐「光复」后的台湾人民﹐生活更加窘困﹐诚如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F.H.Michael和G.E.Taylor在其合着的”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所说的:「那些几乎为全岛经济命脉所系的日本企业﹐被纳入政府的专卖组织﹐并由大陆来台的中国人充任其中﹐台湾的财富受到有系统的掠夺(Looted)﹐生产力大降﹐稻米顿然短缺。对台湾人来说﹐他们立刻感觉到﹐少数的中国官员将独占岛上的经济…」
官兵变强盗
由于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因而社会上盗贼四起。尤其是「由内地来的同胞﹐常结党成群﹐各处劫夺财物」(见1946.10.28[民报]设论<要预防年底的危机>)而更令台湾人民痛心疾首的是﹐派驻在台湾的军队﹐纪律败坏﹐经常欺扰人民﹐当时的军纪到底如何败坏？且看当时担任宪兵第四团团长的高维民，对当时军纪的一段回忆：
「廿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装到台北各地走过，发现这个地方秩序井然，现象真好，并从新职人士中得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商店订价后不作兴讨价还价，店东可说是童叟无欺，对每个人都很和蔼、诚实。风气太好了，我非常感动。但是七十军的部队实在太糟，该军在基隆未下船前，虽有零星上岸，披着毯子，拖着草鞋，随便在船边大小便者，而因范围小，影响不大，正式下船时，虽然整队而行，其服装破烂，不堪入目，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顿使台省同胞失望，...七十军是先我一周来台的。这些兵于十月廿五日开始接收之日放出来以后，问题多了。...[中略]当时台胞普遍都骑脚踏车，譬如到邮局办事，都把车停在邮局前面的车架里，那些兵一看没锁，也没人看，骑了就走。[中略]那时候没铁门，也没有围墙，只是用几块石头，围成院子种些花草，也有少数士兵一看屋里没人，跑进去拿东西，这在过去从来没有的。还有，不守秩序，他们习惯的坐车不买票。搭火车不走正门，从栅栏上就跳进去；上车也不走车门，从车窗就跳进跳出。当时只有一家大陆口味的大菜馆蓬莱阁，该军一少校参谋吃饭时，对女招待动手动脚，惹起反感，乃开枪示威。」(高维民口述，福蜀涛记录，<台湾光复初时的军纪>，载《中华杂志》廿五期，1987。)
随七十军来台的军人作家张拓芜说，台湾民间称七十军为「贼仔兵」。且听张拓芜对这群所谓「贼仔兵」的一段叙述：
「台湾在日本统治之下其最大的成就是夜不闭户的良好治安，以饲养的家禽来说，居民都是一笼笼，一篓篓放在自家门外，和脚踏车一样从来不加锁的，也从来没有遗失过。然而自从这个中央军进驻以后，鸡笼、鸭篓以及脚踏车甚么的便时常无故失踪。...」(张拓芜，<我走过那段岁月－二二八事件的回忆>，载《大成报》，1990.11.21副刊。)
这些鱼肉人民的军队﹐正是一年前台湾民众热烈迎接的「祖国」的部队﹐怎不叫台湾人民从原来陶醉在「光复」的气氛中﹐猛然惊醒呢?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第二年﹐社会治安严重恶化﹐一年之间刑事案件增加28倍。一九四六年﹐台湾社会经常发生军警与民众冲突事件﹐这些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引爆成大规模的骚动。
分道扬镳的历史轨迹
台湾人原以为同文同种的中国﹐是心目中可以托付的祖国﹐没想到﹐真正的中国降临台湾后﹐他们才发现这个中国与心目中的「祖国」相差甚远﹐简直难以适应。其实﹐台湾与中国在近代的发展上﹐有着相当不同的历史轨迹。台湾的历史上充满着海洋文化的特性﹐海岛贸易的商业根性很强﹐尤其自清末刘铭传推行新政以来历经日本五十年的发展﹐台湾在近代化的脚步上﹐超前中国大陆很多﹐两个社会发展的差距甚大。试举数例说明：一九三六年全台人口仅是中国人口的1.2%﹐却使用其23%的电量容量装置。一九四三年一个台湾人平均使用的电量﹐是一个中国人平均使用电量的233倍﹔若以学龄儿童的就学率来比较﹐一九四三年的台湾是71.3%(山地更高达86.4%)﹐同年的中国只有43%左右(这个数字还可能比实际偏高)。从这些比较﹐可知两个社会发展的差距甚大。至于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之差异﹐更不再话下。因此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硬将他们「统一」在一起﹐便很容易产生摩擦﹐引起冲突。所以﹐二二八事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绝非偶然。
事件由香烟引爆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傍晚﹐专卖局台北分局缉私员傅学通等六人在台北市太平通(今延平北路)一带查缉私烟﹐查获中年寡妇林江迈于天马茶房前(地址在今延平北路与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贩卖私烟﹐查缉员欲没收林妇烟摊的香烟及身上的金钱﹐林妇不让他们没收﹐苦苦哀求﹐查缉员以枪管敲打林妇头部﹐致林妇头部出血晕倒﹐围观的民众群情激愤﹐向查缉员理论抗议﹐查缉员一边奔逃﹐一边向民众开枪﹐不幸击中一名旁观的市民陈文溪(延至隔天不治死亡)。民众更加气愤﹐包围警局和宪兵队﹐要求交出肇祸的人法办﹐但没有结果。
全台蜂起
廿八日上午﹐群众赴专卖局抗议﹐冲入台北分局﹐将许多文卷﹑器具掷出到马路上焚烧﹐并且打伤三名职员(一说死一人)。下午﹐民众集结于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示威请愿﹐不料公署阳台上的宪兵用机枪向群众扫射﹐死伤数十人。至此﹐势态一发不可收拾﹐全市骚动﹐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学生罢课﹐警备总司令部宣布戒严。由于青年民众进入广播电台(位置即今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向全省广播事情发生的原委﹐并呼吁各地民众起来响应﹐三月一日起﹐事件迅速扩及全台﹐全岛各大市镇皆发生骚动﹐愤怒的民众攻击官署警局﹐殴打大陆人﹐发泄一年多来的怨懑﹐陈仪宣布戒严﹐军宪则开枪镇压民众﹐双方伤亡频频传出。各大城镇的青年﹑学生﹐及退伍军人组成的临时队伍﹐试图控制军警单位的武器弹药﹐但他们大都是临时起事的乌合之众。较具规模的是活跃于台中一带的「二七部队」(以事件系二月廿七日发生而得名)﹔而较激烈的冲突﹐则是发生在嘉义水上机场包括阿里山邹族原住民及平地汉人组成的民兵与驻守机场的国府军的的攻防战﹔高雄市内火车站附近也有青年学生与国府军队之间的对抗。
在协商桌上
三月一日﹐由国民参政员及省参议员等民意代表组成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推派代表谒见行政长官陈仪﹐并建议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陈仪应允﹐于当日十七时在电台广播称:一﹑立即解除戒严令﹔二﹑开释被捕民众﹔三﹑禁止军警开枪﹔四﹑官民共组处理委员会。
三月二日﹐以民意代表为主体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开会﹐公署亦派有五名官员参加。会中并决定变更该会组织﹐增加阵容﹐容纳商会﹑工会﹑学生﹑民众各方代表。会议进行时﹐场外仍频闻枪声﹐于是有人提出非难﹐认为开枪均由警察大队所为﹐因而一致要求立即解散警察大队﹐但没有结果。
三月三日﹐改组扩充后的处理委员会再开会﹐商定军队于十八时撤回军营﹐地方治安由宪警和青年学生组织治安服务队维持。
三月四日﹐处理委员会决议再扩大组织﹐在各地组织分会。推派代表往见警总参谋长柯远芬﹐要求禁止部队再出现街头。并向省内外广播事件经过﹐表示本省同胞只要求政治改革﹐并无其他任何目的。
三月五日下午﹐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正式通过组织大纲﹐明白揭示「改革台湾省政」的宗旨。而全省各县市以各县市的参议会为主体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分会﹐也已纷纷成立﹐争相开会讨论﹐并提出改革政治的要求。
行政长官陈仪﹐对于处理委员会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虚与委蛇﹐宣称民众如有任何意见﹐可经由处理委员会反映﹐他会尽量接纳改进﹔但一方面却打电报向南京请兵来台。
由于有处理委员会的居间协商﹐呼吁各地民众不可胡乱殴打外省人﹐所以到了三月五日﹐各地骚动(除嘉义一带)已逐渐平息。但是﹐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听信在台军政特务人员的一面之词﹐完全不理会台湾民间团体代表的上电请愿与建议﹐在势态已逐渐平息的三月五日﹐却贸然决定派兵来台。由刘雨卿所率领的第廿一师﹐已在此日接获蒋介石的命令﹐准备出发开往台湾。
三月六日﹐处理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这次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我们的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
被整肃前的纯真要求
三月七日﹐处理委员会在紊乱的会议中﹐通过宣传部长王添灯所提的三十二条「处理大纲」。提出具体的善后处理方案及政治改革方案。除三十二条要求外﹐会中又追加十条要求﹐获一并通过﹐其中包括取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缴卸武器由处理委员会保管﹐并要求台湾陆海军皆由台湾人充任等。
这三十二条(外加十条)的要求﹐经向陈仪提出﹐陈仪再未及详细读完其内容﹐就将将之掷地﹐震怒拒绝。陈仪为何此时开始翻脸不认帐?因为他知道南京派来的军队已经出发﹐即将抵达台湾。因此他有恃无恐﹐不再理会他原先所认可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大军压境‧腥风血雨
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四十二条要求的隔日(三月八日)的傍晚﹐国府派来的军队在基隆登陆﹐当时正在码头工作的工人﹐莫名其妙遭到突如其来的军队的扫射。三月九日廿一师进入台北﹐继而向南挺进﹐在各地展开镇压与屠杀﹐死伤惨重。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随即被陈仪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命解散。参与开会的许多社会领导菁英﹐也开始被列为清算整肃的对象。
在军队抵台进行的镇压与屠杀中﹐当局虽然捕杀了许多直接参与暴动与反抗的份子﹐但是许多未曾参与任何暴动的社会领导菁英﹐包括民意代表﹑教授﹑律师﹑作家﹑医师﹑记者﹐也几乎在同一个时段里被捕遇害。而许多平日敢于直言不讳的民间报刊﹐如 <民报>﹑<人民导报>等﹐也遭陈仪当局查封。
三月廿日﹐长官公署开始在全岛各地展开所谓「清乡」的行动﹐以连坐法的威胁﹐要求民众交出武器和「恶人」。在「清乡」的过程中﹐各地不断有人被捕枪毙﹐且多未经公开审判。台湾到处充斥着冷冽的肃杀之气。
总计二二八事件期间﹐总共死伤多少人﹐至今仍无精确的定论﹐不过﹐最常听到的讲法﹐死亡人数约在一万至两万人。
受伤的亚细亚孤儿
二二八事件带给台湾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剧而已﹐还为台湾往后的政治与社会﹐种下既深且钜的影响：一方面，台湾人的性格受到严重的扭曲，过去一直在外来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显得更加卑屈自辱，处处都要表现其不敢违抗统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隶性格；另一方面，台湾人民对政治产生恐惧、灰心、失望。这种对政治的恐惧感与冷漠感，有利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不利于民主宪政的发展﹔再者﹐台湾社会领导阶层架空，便利国民党的统治。许多劫后余生的社会菁英不愿再与闻政治﹐地方政治体质改变，劣币驱逐良币﹐土豪劣绅、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渐进入地方政坛。
黑暗与光明的时代
二二八事件的两年后，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政府因国共内战而流亡来台，虽然「中华民国在台湾」实施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厉行「白色恐怖」统治，但台湾却也一方面避开了共产中国的蹂躏，独立于北京政权之外，在台湾原有的海洋文化的历史性格下，发展自己的经贸工商，成就了所谓「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成果。而且﹐在工商发展﹐社会变迁﹐文化交融之下﹐二二八事件时的族群对立已不复存在﹐随着台湾国际外交处境的艰难、中共政权对台湾的威逼，台湾内部族群之间的命运共同感应更加凝聚成形。
历史还会重演吗？
今天，白色恐怖已逐渐过去﹐台湾政治也已相当的民主化﹐内部要发生类似二二八的冲突﹐几乎不可能﹐然而﹐面对中共霸权的对台统战，二二八的历史，仍应给我们深切的教训与启示：一九四五年的所谓「台湾光复」，是台湾与中国的一次「统一」。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则是这次「统一」的后遗症。引起这个后遗症的主要症结，在于台湾与中国两个社会的差距太大，体质不同，彼此适应不良。这种适应不良，可说是文化水准较落后的一方，统治文化水准较高的一方，所产生的压制与反抗的循环过程。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成果﹑法律系统﹑文化内涵﹑生活价值﹑人权指数…﹐都与台湾迥然互异﹐落差极大。台湾若被「统一」﹐真令人担心二二八事件又要重演！
五十年前的台湾「光复」(「统一」)，带给台湾什么样的苦果？今后台湾要是再被「统一」了，又将要付出什么代价？台湾全体住民能从历史与现实中找到答案吗？
且让我们抛开「统一」的政治神话﹐对内，我们族群间要和睦互重﹔对外，携手团结，走入国际社会﹐建立独立新国家﹐避免类似二二八的悲剧重演。
参考资料
http://www.jimlee.idv...1_22.htm 二二八事件引来一场大整肃，许多知识份子亡命海外。这些亡命海外的知识份子，在国家的追寻上，分成两个路线发展：有的人开始寻求台湾的独立自主，先后在日本、美欧组成台湾独立团体；另外有少部分社会主义者，则投入中国大陆，并于1949之后，加入红色中国的阵营。
1.兴起于海外的台湾独立运动
被称为「海外运动初期最着名的领导者」的廖文毅，于事件之后，因遭通缉而亡命海外，曾经一度在「联邦」与「托管」的念头之间举棋未定，[43]后来才标举台湾独立的旗帜。1951年，廖在东京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1955年9月和次年2月又先后组织「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及「临时政府」。1960年的2.28，有王育德在东京成立台湾青年社，后改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另外有史明结合几个团体于1967年4月成立台湾独立联合会，次年解散，再创「独立台湾会」。
台湾独立运动随着留学生的激增而扩展到美国、加拿大及欧洲。许多团体相继出现，如「全美台湾独立联盟」「欧洲台湾独立联盟」「在加(加拿大)台湾人权委员会」等。进入七十年代，分布在日本、美国、欧洲地区的部分组织联合组成全球性的「台湾独立联盟」(总部设于美国)。1979台美断交后，又有许多其他组织出现，这些团体组织，在海外发行刊物，鼓吹台湾独立。[44]
二二八事件之后在海外兴起的台湾独立运动，出现多种不同解释的「台湾民族论」，不过他们的共同点是，有明显对「在台大陆人」(俗称「外省人」)的排斥，而独立的对象，也以在台的国民党政府为目标。1970年代中叶，独立运动阵营开始接受「在台大陆系人」，而产生新的观念，认为「不管出生何地，不管何时来台，凡是认同台湾的，都是台湾人。」黄昭堂将这种台湾人观念命名为「无差别认同论」。[45]
2.战后台共的国家认同的转向
在日据时代即提出「台湾民族论」、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台湾共产党，到了二二八事件之后却有了大转向。他们之中有多人投入大中国的阵营，不再主张台湾独立。例如台共首脑谢雪红于二二八事件之后先流亡香港，后进入中国，曾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委、人代会委员[46]；另一台共首脑王万得，于1949年投奔中国，为「民盟」华东总支部委员，人代会上海市代表，1983任政协委员[47]；杨克煌也于二二八事件后与谢雪红潜往中国，1949年9月至1954年11月出任中共政协首届一次会议代表[48]；其他重要台共分子如苏新、萧来福、杨克培，潘钦信、詹以昌…也在事件后投奔中国大陆。
为何在日据时代即提出「台湾民族论」、喊出「台湾共和国万岁」的台湾共产党，到了战后却改变国家认同的方向，不再主张台湾独立，而纷纷倒向大中国呢？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一、二二八事件后，他们都成为国民党政权下的通缉分子，许多人逃离台湾，先进入香港，再辗转进入正在进行与他们理念相同的共产革命的中国大陆。这种时空背景的契合，水到而渠成，当可理解；二、日据时代他们虽然提出「台湾民族论」，但是其台湾民族意识是相对于日本人的意义较大，与中国民族的比较，就没有太大的距离，尤其是1931年翁泽生、王万得等人斗倒谢雪红之后的台共新中央，采取的路线是「阶级革命」优先于「殖民地革命」[49]，足见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执着，胜过对民族主义的提倡。易言之，其运动的性格，阶级性强于民族性；三、1949年中共政权确立以后，相对于中共政权的台湾国民党政权系以反共的法西斯立国，两相比较，北京共产政权自然较符合其理念。设若台湾当局实行的是共产主义，北京是反共的法西斯政权，则恐怕他们的国家认同将又有另一番变貌。
泛蓝说法:
前总统李登辉于92年11月8日出席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二○○三年年会晚宴上致词时说，中华民国早已不存在，国民党外来政权当年占领台湾，是借尸还魂、乞丐赶庙公。又说中华民国只是一个流亡政府。这些说词是恶意的歪曲历史，恶意的撕裂族群感情。
请问李登辉当年国民党军事占领台湾时，为何台湾人非但没有抵抗反而箪食壶浆欢迎「军事占领」？如果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为何当年台湾人欢欣鼓舞地庆祝「回归祖国」？世界上有27国承认中华民国，李登辉自己也当了两届中华民国总统，每年领取中华民国给的优渥退休金（是柯林顿的2倍，而我国国民所得只有美国的40%），竟然说中华民国不存在，这岂不是「睁眼说瞎话」！如果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请问流亡那一「国」？政治人物「睁眼说瞎话」、「讲话不负责任」是台湾政治动乱不安、族群撕裂、经济停滞、失业率高攀不下的根本原因。
92年11月2日李登辉在群策会举办的「两岸交流与国家安全」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高喊「公投制宪，建立新国家」；也就是要建立「台湾共和国」。但独立的代价是什么？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为求独立，打了四年战争，死伤60多万人。国防部也表示两岸一旦发生战争，第一波死伤将高达12万人；而严重的战争破坏可能使国家经济倒退30年。为了一小部分人搞而付出如此惨重代价，请问值得吗？
最近李登辉、台联党及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要在2月28日发起百万人「手护台湾」运动，表面上是要「手护台湾」，其实是「撕裂台湾」。在台湾族群之间有这么深的仇恨吗？不错，中华民国及两位蒋总统在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中伤害了不少台湾人，但中华民国及两位蒋总统对台湾也有五大贡献（五大恩德）：
第一：解救台湾，使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使台湾人摆脱次等国民的屈辱地位：
当年中华民国历经八年艰苦抗战，牺牲（死伤）了二千三百多万人才赢得胜利，换来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人才摆脱次等国民的屈辱地位。日据时代台湾人只能读医学院和农学院，如果当年中华民国未光复台湾，请问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你们有读法律系之机会吗？
第二：拯救八十多万台湾人的生命：
中共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杀害了150万地主。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饿死了4300万人（详见自由时报82.12.27报导）。「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杀害者约达八百万到一千万人，受株连迫害者达两亿人（邓小平一九七九年一月在「政协常委会」作报告时指出，详见75.7.2联合报）（另有文章报导文革期间被迫害者超过二千万人，详见77.4.17联合报）。如果当年大陆沦陷时，先总统蒋公像副总统李宗仁一样落跑到美国当寓公而不是跑到台湾与台湾共存亡，或选择海南岛而不是台湾作为反攻复国基地，以台湾当时薄弱的守备兵力根本无力抵挡。台湾一但沦落到中共手中，依60：1的人口比例台湾将有八十多万人死于这几次大动乱及其他多次小动乱中，而且经济将比目前落后30年。换句话说，中华民国及两位蒋总统救了八十多万台湾人的生命。
第三：避免了子女斗争父母的家庭悲剧在台湾几万个家庭发生：
文化大革命时期，子女斗争父母的家庭悲剧在几百万家庭发生。中华民国及两位蒋总统成功的遏阻中共赤化台湾，也就避免了子女斗争父母的家庭悲剧在台湾几万家庭发生。
第四：挽救几百万人失学的命运，避免台湾发生知识及文化大断层：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各级学校均停摆停课，造成知识教育的大断层。如果没有中华民国及两位蒋总统，38年至48年间出生的人如陈水扁、陈师孟、以及柯建铭、洪奇昌、卓荣泰、蔡启芳、罗志明、廖本烟等49位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台联党立委连读大学的机会都没有；李登辉、吕秀莲也无出国读硕士及博士之机会。此外将有数百万台湾人在此十年文革期间丧失读高中的机会。俗语说「吃果子拜树头」，请问李登辉、陈水扁、吕秀莲及柯建铭等49位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台联党立委你们可有感激之心？
第五：创造了台湾钱淹脚目的世界经济奇迹：
台湾在两位蒋总统38年的励精图治下，创造了台湾钱淹脚目的世界经济奇迹。家家丰衣足食，社会安和乐利。许多人士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本该如此，不是什么成就。但是在「之父」李登辉及「之子」陈水扁的领导下，不到15年的时间就把「台湾钱淹脚目」变成「台湾债淹脚目」（国家整体负债高达11兆元），失业率高攀不下，父母携子女一起自杀的家庭悲剧一再上演。最近人士一再歌颂日本统治台湾的政绩，但日本统治台湾51年台湾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而台湾在中华民国及两位蒋总统的领导下38年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20世纪全世界160多个开发中国家，只有台湾、南韩及新加坡三个国家（香港不是国家不列入计算）摆脱贫困进入已开发国家之林，其中又以台湾表现最佳。中华民国及两位蒋总统对台湾的贡献，人士始终视而不见，故意忽视，甚至全盘否认。
虽然台湾人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八百多人（93.2.3报纸刊载：根据行政院二二八基金会的统计，二二八受难「民众」人数，全台「死亡」及「失踪」合计八百多人，而非传闻的「万人」伤亡。），白色恐怖时期也死亡八百多人（「台湾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于82.9.8统计，白色恐怖时期死难者819人。也许有更新的数据，但笔者工作繁忙未搜集到。），但这些伤害与中华民国及两位蒋总统对台湾的贡献比起来，只有万分之一，真是小巫见大巫。做人要有良心，人士岂可只记「芝麻小恨」（与两位蒋总统的五大恩德相比，它就像烧饼上的芝麻，确实是「芝麻小恨」）而忘万千倍大恩。
如果中华民国像满清政府一样腐败无能，一再受列强欺压，一再割地赔款；推翻这种政府即使牺牲几十万人也值得。但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台联党不惜牺牲12万人生命及经济倒退30年，想要推翻的中华民国政府，竟然是1.牺牲（死伤）了二千三百多万人，换来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摆脱次等国民的屈辱地位2.拯救了八十多万台湾人的生命3.避免了子女斗争父母的家庭悲剧在台湾几万个家庭发生4.挽救几百万人失学的命运，避免台湾发生知识及文化大断层5.创造了台湾钱淹脚目的世界经济奇迹6.自由民主的国家，且言论自由已到了可以公开谈论「造反」和「叛乱」的地步，请问推翻这种政府不是「头壳坏去」吗？请问这不是「丧尽天良」吗？
几十年来中共口口声声要解放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但铁幕开放后竟然发现台湾人比大陆人富裕10倍，也就是说他们弄错了，但他们仍然不知反省及悔改，仍然坚持共产党专政。今天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台联党就面临相类似的情形，他们所痛恨的中华民国及两位蒋总统竟然是他们的大恩人，也就是说他们弄错了造反的对象，但他们推动的行动非但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舔耳案」李庆安发现弄错对象时立刻道歉，请问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台联党你们发现弄错造反的对象，有没有认错的勇气？还是准备硬拗（代价是将台湾推向战争和死亡）？
最近连战、施明德、侯孝贤及许多人士呼吁「族群大和解」，请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台联党将2月28日百万人「手护台湾」运动改为「手护台湾大和解」运动，只有走出历史的悲情才能化解政党恶斗，台湾才能再创第二次经济奇迹。
补充说明：
1.许多人士指责先总统蒋公将战争带来台湾，这是歪曲历史的恶意说词，与事实完全不符。当年共党赤祸横流席卷世界，许多国家像骨牌一样纷纷倒下。
如果当年大陆沦陷时，先总统蒋公像副总统李宗仁一样落跑到美国当寓公而不是跑到台湾与台湾共存亡，或选择海南岛而不是台湾作为反攻复国基地，以台湾当时薄弱的守备兵力根本无力抵挡。一但台湾沦落到中共手中，依60：1的人口比例台湾将有八十多万人死于「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这几次大动乱中，而且经济将比目前落后30年。那些指责先总统蒋公将战争带来台湾的人，真是「忘恩负义」、「丧尽天良」。
2.中华民国及两位蒋总统对台湾有五大贡献（五大恩德），为何有些台湾人感受不到，反而恨之入骨？
（1）有个着名的水蛙试验：将一只青蛙放进滚烫的水中，它会立刻跳出来。但是放进冷水中慢慢加热，水被加热到滚烫青蛙仍不知跳出来，最后被活活煮死。这试验告诉我们，任何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对剧烈的环境变化会有强烈的感受及反应，但对缓慢的环境变化却毫无警觉及反应。
二二八事件是在某一短时间内发生的剧烈伤害，人们的感受非常强烈，记忆非常深刻，因此仇恨非常深。两位蒋总统创造的台湾经济奇迹是花了38年才达成（破坏容易建设难），由于时间非常长，改变的过程很缓慢（但这速度已是世界奇迹），因此人们没有深刻的感受。妇女生产分娩时所受到的疼痛比刀割还痛，但看到婴儿灿烂的笑容时，生产时所有的痛苦都抛到脑后了。如果台湾经济奇迹在二二八事件后一年内达成，台湾人也会高兴的将二二八事件的痛苦忘了一干二净。
（2）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因为他将战争化解于无形。既然化解于「无形」，人们也就感受不到。当年中华民国历经八年艰苦抗战，死伤了二千三百多万人，才换来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人才摆脱次等国民的地位。但八年抗战发生在大陆，激烈的战况台湾人未亲眼看到，因此也就感受不到；加上台湾光复后没多久就发生二二八事件，因此仇恨使他们毫无感激之心。
两位蒋总统成功的遏阻共产党赤化台湾，既然台湾未被赤化，动乱也就未在台湾发生。既然没有「发生」，台湾人自然没有「感觉」。因此两位蒋总统拯救了八十多万台万人的生命，及避免了子女斗争父母的家庭悲剧在台湾几万家庭发生，对许多台湾人而言只是「抽象的推论」。在正常情形下一般人会接受这「抽象的推论」，但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仇恨早已填满了部分台湾人的心胸，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勇气）承认这个「事实」。
（3）两位蒋总统创造的台湾奇迹，许多人士认为这是台湾人打拼出来的，不是两位蒋总统的成就，他们甚至说换其他人做会更好。但是在「之父」李登辉的领导下，原本清廉的台湾变成「黑金治国」；他自己也涉嫌多起弊案。在「之子」陈水扁的领导下原本融合的族群被撕裂，互相仇视对立。而且总统府竟然成为企业界所指责的「黑金中心」，第一夫人吴淑珍被指责涉嫌股市内线交易，进出股市高达百亿元（从退佣金1700万元反推算出），在千万股民惨遭股市套牢之际，第一夫人却在股市大发其财。在「之父」李登辉及「之子」陈水扁的两人的领导下，不到15年的时间就把「台湾钱淹脚目」变成「台湾债淹脚目」（国家整体负债高达11兆元）。事实证明换了其他人做结果更差，而且差了十万八千里，简直是天壤之别。好不好是比出来的，但是50年后才比出来，而仇恨早在50年前就已根深蒂固的盘据在部分台湾人的心目中，已经改变不了他们的观念。
3.最近李登辉及人士假「本土化」之名进行「去中国化」。「去中国化」要想成功，必须做到下列几点：
（1）不要说台湾话，因为台湾话就是「闽南话」，也就是大陆中原的「河洛话」，这是「外来语言」，这是「中国猪的语言」。
（2）不要用中国文字书写，因为中国文字是「外来文字」，是「中国猪的文字」。
（3）请李登辉、陈水扁、吕秀莲、蔡同荣、金美龄、汪笨湖将你们的姓改掉，因为「李」、「陈」、「吕」、「蔡」、「金」及「汪」都是中国姓，是「外来姓氏」，是「中国猪的姓氏」。
（4）不要信仰「妈祖」、「关帝君」、「城隍爷」、「五府千岁」、「三山国王」…，因为这些都是中国的宗教，是「外来宗教」，是「中国猪的宗教」。
（5）不要信仰「孔孟学说」，不要叫你的小孩孝顺你，因为这是「外来学说」，是「中国猪的学说」。
（6）不要过「春节」、「端午节」及「中秋节」，因为这些都是中国节庆，是「外来节庆」，是「中国猪的节庆」。
请问去掉这些后台湾还有文化吗？如果去不掉，那么就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中国猪」吧。陈水扁说中国是我们的敌人，不是祖国；这是「数典忘祖」、「欺宗灭祖」的说词。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是我们的「母亲」，中共是我们的「阋墙兄弟」；「阋墙」只是一时的，「母亲」是永远的。
4.李登辉、陈水扁最近喊出「台湾正名」及「公投制宪」；吕秀莲说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好像一件大衣（中华民国宪法中领土涵盖大陆35省）穿在小孩子的身上，非常不合身。请问涵盖51州的美国三权分立宪法穿在台湾身上就合身吗？美国人不重视「孝道」，然道我们也要学吗？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大家都强调要「创新」，日本的丰田式管理是创新，台积电的晶圆代工模式、施振荣的「微笑曲线」理论、台湾的「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政策（这是国父的学说）以及中华民国的「五权宪法」也都是当世的「创新」。
举一个列子便可看出五权宪法的优点，92年11月法务部长陈定南提拔他的司机黄栋材升任为十职等简任机要秘书，这相当于军中的少将职务。一个司机只因与长官关系好就可以三级跳地位居高官，这件事令平日默默耕耘苦干实干的许多基层员工忿忿不平。如果没有考试院的考试制度及文官制度，类似的「内举不避亲」事件每年可能会有几百件发生，这个社会还有何公平可言。
那些想要推翻五权宪法、消灭中华民国的人士说，将考试院改为考试部，隶属行政院即可。但是没有独立的考试院，就没有独立公平的人事制度。如果大家没有健忘当记得这次总统大选，行政院伸出一只黑手操控中央选举委员会，结果选务的决策一改再改又三改，把多年辛苦建立的公平形象折殇殆尽。如果考试院隶属行政院之下，类似中选会被行政院操控的情形就会层出不穷地发生在考试「部」，台湾将没有独立公平的人事制度。由这两点可证明五权宪法的优越性。
五权宪法唯一未尽理想的地方就是总统不是由人民自己选出，而大家都希望总统由人民自己选出，那么就由总统兼行政院长即可。
邓小平说的好，不管白猫还是黑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中华民国的「五权宪法」在台湾实行的结果创造了台湾奇迹，这证明了它是个好宪法。既然是个好宪法，为什么要推翻它。纵使它有些地方需要修改，修宪即可。「修宪」是改革，「制宪」是革命。改革带来进步，革命带来动乱及死亡。陈水扁说法国的第五共和就是经由制宪达成的；法国可以但台湾不能，因为法国没有分裂及独立战争的危机（法国第五共和的制宪是为了求进步，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的制宪是为了消灭中华民国及建立台湾共和国，动机不同结果必然不同），更何况「五权宪法」创造了台湾奇迹，这么好的宪法没有理由推翻它从新制宪。
中共多次讲过：「台湾不独，中共不武」。就是这个涵盖大陆35省的中华民国「一中」宪法
使得台海45年来平安无战事，确保了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李登辉、陈水扁及人士一心想要拿掉的中华民国国号以及一心想要推翻的中华民国「一中」宪法，竟是保卫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护身符」、「守护神」，这是何等的矛盾与讽刺（这也凸显了运动是何等的错误和荒谬）。只因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芝麻小恨」就想要推翻它，请问这不是「忘恩负义」吗？请问这不是「丧尽天良」吗？
附件：重探二二八论坛
重探二二八论坛
二二八事件 死亡失踪八百多人
中研院研究员朱浤源：依政院基金会最新统计 非传闻的「万人」伤亡
记者包乔晋／高雄市报导
二二八纪念日将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浤源昨天在高雄市举行的「重探二二八」论坛中，提出「行政院二二八基金会」统计的二二八受难「民众」人数，全台「死亡」及「失踪」合计八百多人，而非传闻的「万人」伤亡。
朱浤源表示，依行政院二二八基金会今年元月二日的最新统计，二二八事件全台死亡「一般民众」（含「暴民」，但不含公务员）有六百七十三人、失踪一百七十四人，其他包括羁押、伤残、健康名誉等计一千二百多人，合计二千零八十四人，向基金会依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申请补偿，依条例申请者须「受公务员或公权力侵害者」。事实上包括非涉二二八事件的部分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也多被基金会从宽认定受理补偿。
八十五岁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彰健则在廿多万字的报告中表示，他考证发现彭孟缉所撰「回忆录」及彭幕僚所作「二二八事变之平乱」内容，彭孟缉与陈仪来往的四通电报都是假的。
与会者包括辅英科技大学副教授苏嘉宏等，多认为基金会受理补偿申请件数已呈停滞，伤亡人数应已近定案，此与民间传闻「万人伤亡」有很大差距。苏嘉宏强调，如以目前人权观念与标准衡量民国卅六年二二八事件的时空环境，将很难还原真相。
重探二二八论坛由国立中山大学主办，与会者有前寿山国中校长、现任高市乡土文化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元及等。
【2004-02-03/联合报/A13版/综合】
张自强补注：
如果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超过万余人，请问为什么九年来申请死亡补偿金的人只有847人（不含伤残）？补偿金高达6百万元，在中南部这可以买两间房子。尤其这几年失业率这么高，几万人缴不出营养午餐费；这笔钱可以大大地改善生活，他们的家属或后代没有理由放弃。既然十年来申请死亡补偿金的人只有847人，那么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就是八百多人，而非万余人。以这次林福顺指控连战打老婆为例，结果竟是听女佣之言而非亲眼所见，许多事情就是这样道听途说，结果以讹传讹。
后记：
记得多年前美国有位人口专家发表文章指出，中共在「三面红旗」、「人民公社」运动期间，死难人数高达三千万人。第二天中共反驳：「这是恶意的污蔑中国政府」。第三天那位人口专家反驳说，他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人口数字分析出来的，也就是说是「数字在说话」。因此「三面红旗」、「人民公社」运动期间，死难人数的另一个数据是三千万人，请参考。
后记二：
1.陈水扁喊出「买飞弹公投」，并和李登辉联手发动百万人于228「手护台湾」；理由是为了抗议中共496枚飞弹瞄准台湾。蓝军人士说飞弹威胁早就存在，又不是今日才有。绿军人士反驳说中共的飞弹是这几年才大量增加的。绿军人士说的没错；自从李登辉喊出「两国论」，陈水扁喊出「一边一国」后，中共发现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也就加强战争的准备；所以这几年开始大量增加飞弹的生产。在李登辉喊出「2008年台湾正名」，陈水扁喊出「2006年公投制宪」的时间表下，百万人「手护台湾」已变质成「大团结」（不是台湾人大团结，只是人士大团结，因为另一半族群未参加）、「的进一步深化」，中共的反应将是战争「已」不可避免，他的军事准备只会更加强。所以说「手护台湾」演出的「成功」，其实是「台海和平」的「失败」，结果是把台湾更近一?的推向战争死亡。为了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要大声的呼吁：陈水扁、李登辉及人士，如果你们真的「爱台湾」，请你们不要刺激中共，停止玩火。
补记：93.11.13陈总统透露，美国最新情报显示，中国部署在沿海的飞弹，以每年一百廿颗的速度增加，目前已有六百一十多颗飞弹。这件事证实了笔者所说：「当中共认为战争「已」不可避免时，他的军事准备只会更加强」。
6108亿元军购中计画要采购的爱者三型飞弹仅384枚，而且是多年后才交货。以目前中共飞弹增加的速度，不出三年就增加超过384枚。「台湾正名」与「公投制宪」两个口号给台湾带来军备竞赛（付诸实现则带来战争死亡），而在这场军备竞赛中，台湾注定是输家。所以说「手护台湾」演出的「成功」，其实是「台海和平」的「失败」。
2.这十多年来藉由中、南美洲国家协助重返联合国的行动一再碰壁，这告诉了我们：「进联合国之路不是经由中、南美洲」。最近的公投运动遭到美国的抵制及法国、日本的批评而挫折，这告诉了我们：「进联合国之路也不是经由华盛顿」。以前中共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省」，现在改说「海峡两岸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态度的改变是一种善意。最近中共更喊出「在『一中』之下，什么都可以谈」，这告诉了我们：「进联合国之路是经由北京」。只有一种情形下台湾才能以国家之名进联合国，那就是「中华国协（或称中华邦联）」。这就像大英国协一样，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都是大英国协的一员，但他们都是以国家之名进联合国（独立国协的各会员国如乌克兰、白俄罗斯…也是如此）。有三个因素会影响台湾以「中华国协」进联合国的时程：
（一）台湾放弃的进度。如果中共在台湾未明确放弃的情况下，让台湾进联合国，一但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执政且掌握国会多数，宣布台湾独立，那么中共不就「满盘皆输」。所以必须放弃才能以「中华国协」之名进联合国。
（二）中共民主化的进度。只有在中共民主化之后，或是接近民主化后（譬如像十五年前解严后的台湾），不再以意识型态仇视及打压台湾时，台湾才可能以「中华国协」之名进联合国。共产主义没落是时代的趋势，而中共民主化也是迟早的事。
（三）台湾内部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的程度。台湾能遏止中共军事进犯，以及创造台湾经济奇迹，原因在于台湾内部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的结果。「谈判要以实力做后盾」，今天台湾族群被李登辉及陈水扁撕裂成两半，力量被内耗抵销大半，请问有何力量与中共谈判「中华国协」。
以「中华国协」之名进联合国不是一蹴可及，有一条漫长之路要走，但它是台湾唯一的活路；妄想以台湾共和国之名进联合国，只会带来战争和死亡。
中华国协—台湾唯一的活路。
3.在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四年执政下，负债余额高达3.4兆元（不含地方政府负债及潜藏在各种基金名义下的负债），行政院长游锡 辩称其中2兆多元是国民党执政时欠下的（大部分是李登辉执政时欠下的），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只欠下1兆多元。游锡 原想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辩护，结果越描越黑。国民党执政50年才欠下2兆多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执政才四年就欠下1兆多元，陈水扁你真是「台湾败家子」。（93.2.28泛紫联盟统计，李登辉任内举债2兆2600亿元，陈水扁任内举债1兆4878亿元。）（两人共还了3000多亿元债务，因此债务余额只剩3.4兆元）。
4.请问人士，在两位蒋总统的五大恩德下，所谓「台湾悲情」有何正当性？
后记：请问人士，在两位蒋总统的五大恩德下，哪来的「外省人的原罪」？
5.当年中华民国历经八年艰苦抗战，牺牲（死伤）了二千三百多万人才赢得最后的胜利，换来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人才摆脱次等国民的屈辱地位。今日阿扁政府不但停止台湾光复节放假，连举办简单的庆祝仪式都没有，这岂不是「忘恩负义」吗？
6.既然「台湾不『独』，中共不武」，那些口口声声说「爱台湾」的人士，你们可愿意「放弃」以换取台海两岸永远的和平，确保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口口声声说爱台湾，「骗人」！
反驳与答辩
Chi-Chao Chang的反驳93.3.12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寄出这些文章给我,但是我可以确定你一定不认识我.因为认识我的人都会知道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和思考是不会被这么简单的东西给影响的.
至于你所附上的文章, 拜读之后有以下的几个意见：
1.如果你读完了龙应台小姐的文章, 也许就不会把它当作附件了, 因为虽然 里面提到这三年来的痛苦, 但是文章内也强调把一个"肥大懒惰"的地主请回来也不见得有多好.
2. 你个人所撰写的文章, 逻辑上是不通的, 我只举其中两点来说
a.你说国民党政府牺牲了三千万中国人来解救台湾, 错! 这三千万人是保卫中国大陆所牺牲的,因为对日抗战的期间国民党政府没有派过军队来攻打驻台日军, 而且日本投降也不是打输中国军队, 是被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打怕了.台湾只是国民党政府趁机捞到的, 因为国民党政府从来也没有"失去"过台湾. 台湾是满清帝国因为打输人家割让给日本的.
b.你说国民党政府救了70万的台湾地主, 否则就会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的被杀害. 这个逻辑更奇怪.就好像强盗抢了人家之后说,"你实在是幸运得不得了, 遇到我只是对你的钱财有兴趣而已.要是遇到隔壁山上的土匪, 你不但会被抢个精光, 老婆会被卖去当妓女, 儿子女儿也都会被卖去当奴隶" 请问这个被抢的人应该跪下来道谢吗?
3. 你的主题是二二八大和解, 可是国民党政府完全曲解了"和解"的意义.和解不是委曲求全, 不是遗忘, 更不是掩耳盗铃.和解是把事情讲清楚, 把责任厘清. 让犯错的人道歉, 让受害的人安息, 让家属得到平静的心.可是国民党政府的做法却是打迷糊仗, 笼笼统统的随便道个歉就打算混过去, 二二八的事件不只是政府的机制出了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政府机关里面的高官们下了不该下的命令,它不是双方群众对峙后失控所导致的冲突, 而是军队受到命令逮捕或者是杀害手无吋铁的老百姓. 现在随便用政府的名义道歉,难道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是马英九杀的? 连战杀的? 还是陈水扁杀的?政府的机制出问题, 当然应该道歉, 更重要的是要重新检视这个机制,以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然而最重要的是当初这个事件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下的又是怎么样的命令? 逮捕和处决的名单是谁拟的?用的是什么样的理由?完全都没有答案,实在没有办法让人心服, 更没有办法让人觉得这个道歉是真心的. 换成你是受害者家属的角色,如果今天是你的家人被飙车族撞死了, 警察局长来道个歉就可以算了吗? 难道你连肇事者是谁, 有没有受到适当的惩罚都可以不去理会吗?犯罪的人不是不能原谅, 在他们受到应得的惩罚之后, 我们都应该试着去接受他们,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可是当初不管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参与这个迫害运动的官员们个个飞黄腾达, 腰缠万贯, 甚至远走高飞,他们可曾有一丝悔恨?
参考资料
http://www.mywaynews.com.tw/inside...%A6%DB%B1j.htm 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到底有多少？
根据申领「二二八补偿基金」的情况，死亡为681人，失踪177人，其他包括羁押或徒刑、伤残、健康名誉、财物损失等共2247件。至于，多年来在坊间流传的说法，二二八死了10万、20万、甚至百万人，我不是专家，还盼历史学家能找出更多证据。
至于谁是加害者？
日前陈总统说：根据「大溪档案」，蒋介石与陈仪等党政军要员的来往函电，明确证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是二二八的元凶。
隔日，中央研究院院士及几位民间史学者联合发表最新研究认为，光复前日本人采严格的粮食配给制度，日本战败后，故意取消配给制，还加薪让在台日人大肆收购物资米粮，导致光复后台湾发生粮荒，社会动荡，
所以日本殖民政府是元凶，而当时美国也虎视眈眈，故意搞乱台湾，所以是帮凶。
有受害者，有凶手，那么英雄呢？大家都知道发生在1930年的「雾社事件」，我们原住民的英雄莫那鲁道，他领导部落族人，以武装的方式，对抗当时的日本殖民政府，最后惨烈牺牲。那么，二二八的英雄到哪儿去了？当时台中一带的「二七部队」，后改名「台湾民主联军」，嘉义的「嘉南纵队」，后改为「台湾自治联军」，他们都是真枪实弹的，跟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开战，如果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如此十恶不赦，那么跟他们对抗的难道不是英雄吗？为什么二二八60周年了，这几年每年都有大型的学术研讨会，这么多学者消耗这么多学术资源，却没人提起他们？
历史真相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片段的诠释；正义也是亘古的，没有阶段性的。原住民被骗了400年，二二八也不该被政客拿来欺骗台湾60年。
论二二八的历史，最可议的是一种「唯二二八史观」，或「泛二二八史观」。此种史观欲以二二八为评论蒋氏一系及国民党功罪的唯一或主要标准，然后发展出「外来政权」、「外省人欺凌台湾人」、「中国猪滚回去」等以撕裂、报复与仇恨为主要诉求的政治论述。「唯二二八史观」、「泛二二八史观」，本质上是一种将历史论述工具化的策略，非但使论史者自己的良知不自由，其实更是想要藉此使所有台湾人的良知不自由。台湾的历史不止二二八，二二八也未必是评价蒋氏一系及国民党的唯一标准。毕竟，距二二八已跨越了近六十年的时空，其间国民党虽确有重大过咎，但若与对岸的共产党比对，或与这几年主政的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对照，则其得失功罪却亦有可以加加减减之处。否则，怎么会有蒋经国？怎么会有孙运璇？又怎么会有「台湾经济奇迹」？ 再说一次，蒋介石应对二二八负主要责任，但二二八的历史并不等于台湾六十年来的全部历史；至少，但看蒋氏一系奠定了台湾六十年来未沦于中共之手的基石，甚至使迄今仍有一可以寄生的舞台，即不能只算二二八的那一笔帐；走向未来，台湾的历史解释权更不能被这种「唯二二八」、「泛二二八」的史观所垄断。台湾人在五十九年前已受过一次二二八的灾难，但新台湾人的子孙不能再陷于这种「唯二二八史观」及「泛二二八史观」的永世灾祸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