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款画珐琅蟠龙瓶，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雍正时期，在督陶官年希窑及其助手唐英共同监造下，官窑瓷器的烧造堪称空前绝后、无与伦比，彩瓷、单色釉和各种仿古、创新釉色，品目齐全、种类丰富，林林总总加起来共达57种。展出的〈清雍正款黄釉莲瓣盘〉，黄釉象征皇室，莲瓣、莲子刻划清晰、细致，将一件平凡无奇的盘子装饰得炫丽耀眼。

〈清雍正款茶叶末兽耳弦纹壶〉，以仿古铜器为发想，略似铜绿的茶叶末釉则为雍正官窑的新创意。

精湛的工艺技术同时表现在漆器、珐琅器上，干隆时期的剔红上承明代的传统技法，地纹细腻、主纹清晰的〈清干隆款剔红双缘宝盒〉，两圆相交的器形承传自雍正时期，施涂于器表的红、黄两色漆，在工匠精心髹剔下，透过上、下层叠漆色的变化让「职贡图」的主题图案明显的展露出来。

这种层次分明的雕工随后又加以转换成如〈清干隆款雕漆流觞宝盒〉，以营造纹饰连贯、立体感强又无明显起迄线纹为效果的新风格。而15世纪自西亚传入中国的掐丝珐琅，清朝时或因西方传教士的推波助澜，至干隆时期达到顶峰。由展出的〈清康熙款掐丝珐琅冰梅纹五供〉和〈清干隆款掐丝珐琅兽面纹方鼎〉可略得一二。至如〈清雍正款雍正画珐琅蟠龙瓶〉，则以画珐琅表现黄地牡丹花纹，与镶嵌于器表的立雕夔龙纹共同传达清皇室讲究的恢弘气势与轩昂意象。

二、内廷作坊的巧艺

杨维占　雕沉香木香山九老，纵9.2厘米、横12.1厘米、高18.1厘米。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造办处组织下宫廷内外各作坊的生产，及出自名匠之手的各式巧艺。相较于晚明工艺家以个人品牌行销市场的风气，康、雍、干三朝的工艺造作多半集中于内廷。负责承造的养心殿造办处成立于康熙年间，虽然此时清宫的造作纪录并不像雍正、干隆两朝，传留有《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可供参考（以下简称《活计清档》），然而透过相关的满文档案以及传世文物，亦能从中窥见康、雍、干三朝文物一脉相承的梗概。

特别是从雍、干两朝造办处《活计清档》中和文物成做的相关记载，让我们得以还原文物制作的过程，无论是设计、做模、完成后呈核、呈核后再修改的经过，或是由此间接认识部分艺匠、理出造办处的组织结构等等。

〈雕橄榄核舟〉，完成于清干隆2年（1737），舟底「陈祖章恭制」的款识，说明此件作品出自陈祖章之手。牙匠陈祖章，来自广东，于雍正时期即已入造办处，他依照天然的橄榄核外形，将一个果核雕琢成一艘小船，舟上门窗开阖自如，船上8人的动态、表情也各自不同，船底还刻出北宋苏轼〈后赤壁赋〉全文300余字，细密井然，堪称鬼斧神工。

日本，18世纪，樱莳绘方形小套盒，长75厘米、宽4厘米、高2.5厘米。 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出身自嘉定雕竹世家的封歧，于干隆3年（1738）以一块象牙为素材，创作〈雕象牙山水人物小景〉，并于陈设背面阴刻着「小臣封歧恭制」的款识。全件作品只见群山耸立、曲径通幽、亭台梵宇、古木小桥，人物或坐或立，一派小中现大的精致繁复。

依据《活计清档》的记载，干隆2年（1737）粤海关监督郑伍赛曾引荐4位来自广东的牙匠入宫服务，其中黄振效和杨维占即在清宫留下珍贵的〈雕象牙透花长方套盒〉组件，全器连同最大的收储盒在内共11件作品，每一件独立分开的小盒、盒内盛装的微形瓜果、或以牙雕仿金属细炼串联的微形饰件，皆能一一收进个别的小盒，再装进最大的储藏盒中。而盒子无论大小，皆细薄穿透如蕾丝，完全展现内廷作坊的天工巧艺。盒底刻有「干隆已未巧月，小臣黄振效恭制」款，得知此作成于干隆4年（1739）。

与黄振效同年进宫的杨维占，于干隆6年（1741）以一整块沉香木为材，创作〈雕沉香木香山九老〉，作品左下刻题「小臣杨维占恭制」，全器依木材之形雕砍而成峰壁巍耸、人物错落其间的香山九老图，风格奇特，流露出杨维占匠心独运的功力，其事迹对照《活计清档》的纪录：「干隆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高玉等交伽南香大小二块（重二斤六两），传旨：将此伽南香着杨维占按香形势酌量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当知杨维占深受干隆皇帝青睐，特传谕着其量材而作，也体现清宫文物的制作，同时存在汇集帝王品味与工匠巧艺于一器的特性。

三、宫廷西洋风

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西相遇、交流之后，由内廷作坊产制同时混合中西风格的文物。循着新开拓的航路远涉重洋前来的西方传教士，满怀热情尝试敲开中国的大门。

中国皇帝的接纳条件是以有学问或具天文、律算专长者为优先考量，于是一批深具哲学或艺术修养、知识渊博的耶稣会传教士出入宫廷，在朝为官也参与宫廷美术的制作，直接或间接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

同时，欧洲国家在亚洲设置东印度公司与亚洲接触，也带动亚洲国家为西方市场生产各类商品，如日本的伊万里瓷器和莳绘漆器皆为其中极为醒目的例子。

清干隆款剔红双缘宝盒，长29厘米、宽19.8厘米。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伊万里烧五彩花口碗〉，在日本九州瓷窑烧造，经由伊万里港装载出洋，最后再辗转由琉球入贡至清宫。整件作品通体罩施乳白色釉，釉上以绿、黄、蓝、紫、红等彩料描绘梅树、棕榈、芭蕉和花鸟，底部出现的「福」字款识，暗示为欧洲市场生产商品的伊万里烧，间接受到明末中国外销瓷样式的影响。

16世纪末开始进入欧洲市场的日本莳绘器，以其黑地金彩的鲜明品相大受欢迎。同时间莳绘也传进中国，晚明文本即以「倭漆」相称。清宫对莳绘的鉴赏及使用直接承袭自晚明，皇室收藏的莳绘橱柜及盒子，多半用来收藏各式珍玩和书画册页等。

〈樱莳绘方形小套盒〉，置于多宝格之中，本身既为典藏的文物也作收纳盒使用，在3个方形小盒内各装着一件小玉器。盒面以莳晕和高莳绘的技法表现盛开的樱花树，花朵或镶嵌珊瑚、螺钿或切金，和散布着不规则金箔的背景，同时传达日本莳绘金灿耀眼的风格。

随着西方科技文明的引进，源自西方的画珐琅，作品上出现的西洋风格成为18世纪景德镇官窑的新兴时尚。〈清干隆款珐琅彩开光西洋人物螭耳瓶〉具体地呈现东方与西方相遇所激荡出的新风格，作品器身两侧贴饰的螭形耳，犹见中国青铜时代遗绪，而瓶身两面开光内的西洋风景与人物，以及开光外装饰的繁花图案，则是西方影响的表现。

英国，18世纪。铜镀金画珐琅怀表，径6厘米、厚3.8厘米。 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最能体现机械精工的皇室收藏当属西洋怀表，展品之一的〈铜镀金画珐琅怀表〉，由18世纪中期的伦敦钟表行制作，表盖上的画珐琅西洋仕女呈现出当时流行的法国风。此类西洋怀表不仅是其时皇室贵族的时尚用品，表内的机心结构和鎏金装饰同时融合艺术巧思，完美地呈现18世纪独领风骚的伦敦表业。

四、实验．仿古与创新

藉由与艺术创作相关的实验、仿古与创新，来观察时代与工艺美术的关系。〈清康熙款松花石梅花图砚〉，砚面装饰仿古凤纹和夔龙纹，背面为阴刻：「以静为用，是以永年」。砚材产于满清皇族「龙兴之地」——今日东北吉林和辽宁两地的松花石，色泽青绿，淡雅宜人。

此类石材在清以前多为磨刀之用，直至康熙中期，在皇帝独具慧眼的巧思下，将它提升为制作砚和砚盒的质材。《活计清档》中透露雍正、干隆两朝亦不乏生产松花石砚。

同为文房用具的〈清干隆款掐丝珐琅龙纹文具〉组件，不仅装饰华丽、精致，制作之际连同使用功能都一并列入考虑。砚盒高起，内置平台，使用时，石砚可摆置平台上，严冬时平台和盒底之间放置炭火或热水，水、火散发出来的热气，可防墨汁凝冻，所以又称之为「暖砚」。此松花石砚或掐丝珐琅暖砚笔盒，无论是否曾经皇帝使用，从磨刀石材转至文房用具，以西方珐琅工艺制作暖砚组件，充分显现盛世工匠独出心裁的实验与创意。

清干隆款玉熊形尊，纵6厘米、横1厘米、高9.1厘米。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雕琢自一块石材的〈清干隆款玉熊形尊〉，造型仿自《西清古鉴》收录的「唐飞熊表作」，与本院典藏汉代铜熊对照下，表现出干隆时期忠实临仿的趣味。而与之相对的〈清干隆款玉双管杯〉，器外正面装饰足踏瑞兽的凤纹，其「英（鹰）雄（熊）瓶」的造型源自晚明「铜双管杯」，原型本身已有混合仿古、创新的意念，从中再加以转化的仿古，或足以展现干隆时期以古为新的另类创意。

模古之外，西方意象也冲击着18世纪的陶瓷艺术。以〈清干隆款黄釉粉彩八卦如意转心套瓶〉为例，此件作品的造型同时汇集「套瓶、转心和交泰」的技法，在纹饰上，则融合雕镂与锦地纹于一器。

清干隆款黄釉粉彩八卦如意转心套瓶，高19.5厘米、口径6.1厘米、足径6.8厘米。 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瓶身装饰的如意云纹其实源自康熙官窑，不同的是，此处的如意云纹非但不是平面的瓷绘，且已被切开变化成上下分离却又彼此套合的立体纹饰，具有象征上下交通、国泰民安的意涵。而内外两瓶相套，手触可顺势轻巧转动的机巧，也将原本仅供陈设目赏的瓷瓶，提升为可堪把玩的巧作。探讨转心瓶的烧成，其背景与干隆时期督陶官唐英不无关系。

然而，18世纪清宫致力于制作能够转动的文物——如「自行虎」等，却也是其中不能忽视的因素之一。

观看传世珍品，使我们由衷感受到一个萃工逞能的时代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