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款畫琺瑯蟠龍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雍正時期，在督陶官年希窯及其助手唐英共同監造下，官窯瓷器的燒造堪稱空前絕後、無與倫比，彩瓷、單色釉和各種仿古、創新釉色，品目齊全、種類豐富，林林總總加起來共達57種。展出的〈清雍正款黃釉蓮瓣盤〉，黃釉象徵皇室，蓮瓣、蓮子刻劃清晰、細緻，將一件平凡無奇的盤子裝飾得炫麗耀眼。

〈清雍正款茶葉末獸耳弦紋壺〉，以仿古銅器為發想，略似銅綠的茶葉末釉則為雍正官窯的新創意。

精湛的工藝技術同時表現在漆器、琺瑯器上，乾隆時期的剔紅上承明代的傳統技法，地紋細膩、主紋清晰的〈清乾隆款剔紅雙緣寶盒〉，兩圓相交的器形承傳自雍正時期，施塗於器表的紅、黃兩色漆，在工匠精心髹剔下，透過上、下層疊漆色的變化讓「職貢圖」的主題圖案明顯的展露出來。

這種層次分明的雕工隨後又加以轉換成如〈清乾隆款雕漆流觴寶盒〉，以營造紋飾連貫、立體感強又無明顯起迄線紋為效果的新風格。而15世紀自西亞傳入中國的掐絲琺瑯，清朝時或因西方傳教士的推波助瀾，至乾隆時期達到頂峰。由展出的〈清康熙款掐絲琺瑯冰梅紋五供〉和〈清乾隆款掐絲琺瑯獸面紋方鼎〉可略得一二。至如〈清雍正款雍正畫琺瑯蟠龍瓶〉，則以畫琺瑯表現黃地牡丹花紋，與鑲嵌於器表的立雕夔龍紋共同傳達清皇室講究的恢弘氣勢與軒昂意象。

二、內廷作坊的巧藝

楊維占　雕沉香木香山九老，縱9.2厘米、橫12.1厘米、高18.1厘米。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造辦處組織下宮廷內外各作坊的生產，及出自名匠之手的各式巧藝。相較於晚明工藝家以個人品牌行銷市場的風氣，康、雍、乾三朝的工藝造作多半集中於內廷。負責承造的養心殿造辦處成立於康熙年間，雖然此時清宮的造作紀錄並不像雍正、乾隆兩朝，傳留有《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可供參考（以下簡稱《活計清檔》），然而透過相關的滿文檔案以及傳世文物，亦能從中窺見康、雍、乾三朝文物一脈相承的梗概。

特別是從雍、乾兩朝造辦處《活計清檔》中和文物成做的相關記載，讓我們得以還原文物製作的過程，無論是設計、做模、完成後呈核、呈核後再修改的經過，或是由此間接認識部分藝匠、理出造辦處的組織結構等等。

〈雕橄欖核舟〉，完成於清乾隆2年（1737），舟底「陳祖章恭製」的款識，說明此件作品出自陳祖章之手。牙匠陳祖章，來自廣東，於雍正時期即已入造辦處，他依照天然的橄欖核外形，將一個果核雕琢成一艘小船，舟上門窗開闔自如，船上8人的動態、表情也各自不同，船底還刻出北宋蘇軾〈後赤壁賦〉全文300餘字，細密井然，堪稱鬼斧神工。

日本，18世紀，櫻蒔繪方形小套盒，長75厘米、寬4厘米、高2.5厘米。 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出身自嘉定雕竹世家的封歧，於乾隆3年（1738）以一塊象牙為素材，創作〈雕象牙山水人物小景〉，並於陳設背面陰刻著「小臣封歧恭製」的款識。全件作品只見群山聳立、曲徑通幽、亭台梵宇、古木小橋，人物或坐或立，一派小中現大的精緻繁複。

依據《活計清檔》的記載，乾隆2年（1737）粵海關監督鄭伍賽曾引薦4位來自廣東的牙匠入宮服務，其中黃振效和楊維占即在清宮留下珍貴的〈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組件，全器連同最大的收儲盒在內共11件作品，每一件獨立分開的小盒、盒內盛裝的微形瓜果、或以牙雕仿金屬細鍊串聯的微形飾件，皆能一一收進個別的小盒，再裝進最大的儲藏盒中。而盒子無論大小，皆細薄穿透如蕾絲，完全展現內廷作坊的天工巧藝。盒底刻有「乾隆已未巧月，小臣黃振效恭製」款，得知此作成於乾隆4年（1739）。

與黃振效同年進宮的楊維占，於乾隆6年（1741）以一整塊沉香木為材，創作〈雕沉香木香山九老〉，作品左下刻題「小臣楊維占恭製」，全器依木材之形雕砍而成峰壁巍聳、人物錯落其間的香山九老圖，風格奇特，流露出楊維占匠心獨運的功力，其事蹟對照《活計清檔》的紀錄：「乾隆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高玉等交伽南香大小二塊（重二斤六兩），傳旨：將此伽南香著楊維占按香形勢酌量畫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當知楊維占深受乾隆皇帝青睞，特傳諭著其量材而作，也體現清宮文物的製作，同時存在匯集帝王品味與工匠巧藝於一器的特性。

三、宮廷西洋風

17世紀末至18世紀，中西相遇、交流之後，由內廷作坊產製同時混合中西風格的文物。循著新開拓的航路遠涉重洋前來的西方傳教士，滿懷熱情嘗試敲開中國的大門。

中國皇帝的接納條件是以有學問或具天文、律算專長者為優先考量，於是一批深具哲學或藝術修養、知識淵博的耶穌會傳教士出入宮廷，在朝為官也參與宮廷美術的製作，直接或間接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

同時，歐洲國家在亞洲設置東印度公司與亞洲接觸，也帶動亞洲國家為西方市場生產各類商品，如日本的伊萬里瓷器和蒔繪漆器皆為其中極為醒目的例子。

清乾隆款剔紅雙緣寶盒，長29厘米、寬19.8厘米。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伊萬里燒五彩花口碗〉，在日本九州瓷窯燒造，經由伊萬里港裝載出洋，最後再輾轉由琉球入貢至清宮。整件作品通體罩施乳白色釉，釉上以綠、黃、藍、紫、紅等彩料描繪梅樹、棕櫚、芭蕉和花鳥，底部出現的「福」字款識，暗示為歐洲市場生產商品的伊萬里燒，間接受到明末中國外銷瓷樣式的影響。

16世紀末開始進入歐洲市場的日本蒔繪器，以其黑地金彩的鮮明品相大受歡迎。同時間蒔繪也傳進中國，晚明文本即以「倭漆」相稱。清宮對蒔繪的鑑賞及使用直接承襲自晚明，皇室收藏的蒔繪櫥櫃及盒子，多半用來收藏各式珍玩和書畫冊頁等。

〈櫻蒔繪方形小套盒〉，置於多寶格之中，本身既為典藏的文物也作收納盒使用，在3個方形小盒內各裝著一件小玉器。盒面以蒔暈和高蒔繪的技法表現盛開的櫻花樹，花朵或鑲嵌珊瑚、螺鈿或切金，和散佈著不規則金箔的背景，同時傳達日本蒔繪金燦耀眼的風格。

隨著西方科技文明的引進，源自西方的畫琺瑯，作品上出現的西洋風格成為18世紀景德鎮官窯的新興時尚。〈清乾隆款琺瑯彩開光西洋人物螭耳瓶〉具體地呈現東方與西方相遇所激盪出的新風格，作品器身兩側貼飾的螭形耳，猶見中國青銅時代遺緒，而瓶身兩面開光內的西洋風景與人物，以及開光外裝飾的繁花圖案，則是西方影響的表現。

英國，18世紀。銅鍍金畫琺瑯懷錶，徑6厘米、厚3.8厘米。 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最能體現機械精工的皇室收藏當屬西洋懷錶，展品之一的〈銅鍍金畫琺瑯懷錶〉，由18世紀中期的倫敦鐘錶行製作，錶蓋上的畫琺瑯西洋仕女呈現出當時流行的法國風。此類西洋懷錶不僅是其時皇室貴族的時尚用品，錶內的機心結構和鎏金裝飾同時融合藝術巧思，完美地呈現18世紀獨領風騷的倫敦錶業。

四、實驗．仿古與創新

藉由與藝術創作相關的實驗、仿古與創新，來觀察時代與工藝美術的關係。〈清康熙款松花石梅花圖硯〉，硯面裝飾仿古鳳紋和夔龍紋，背面為陰刻：「以靜為用，是以永年」。硯材產於滿清皇族「龍興之地」——今日東北吉林和遼寧兩地的松花石，色澤青綠，淡雅宜人。

此類石材在清以前多為磨刀之用，直至康熙中期，在皇帝獨具慧眼的巧思下，將它提升為製作硯和硯盒的質材。《活計清檔》中透露雍正、乾隆兩朝亦不乏生產松花石硯。

同為文房用具的〈清乾隆款掐絲琺瑯龍紋文具〉組件，不僅裝飾華麗、精緻，製作之際連同使用功能都一並列入考慮。硯盒高起，內置平台，使用時，石硯可擺置平台上，嚴冬時平台和盒底之間放置炭火或熱水，水、火散發出來的熱氣，可防墨汁凝凍，所以又稱之為「暖硯」。此松花石硯或掐絲琺瑯暖硯筆盒，無論是否曾經皇帝使用，從磨刀石材轉至文房用具，以西方琺瑯工藝製作暖硯組件，充分顯現盛世工匠獨出心裁的實驗與創意。

清乾隆款玉熊形尊，縱6厘米、橫1厘米、高9.1厘米。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雕琢自一塊石材的〈清乾隆款玉熊形尊〉，造型仿自《西清古鑑》收錄的「唐飛熊表作」，與本院典藏漢代銅熊對照下，表現出乾隆時期忠實臨仿的趣味。而與之相對的〈清乾隆款玉雙管盃〉，器外正面裝飾足踏瑞獸的鳳紋，其「英（鷹）雄（熊）瓶」的造型源自晚明「銅雙管盃」，原型本身已有混合仿古、創新的意念，從中再加以轉化的仿古，或足以展現乾隆時期以古為新的另類創意。

模古之外，西方意象也衝擊著18世紀的陶瓷藝術。以〈清乾隆款黃釉粉彩八卦如意轉心套瓶〉為例，此件作品的造型同時匯集「套瓶、轉心和交泰」的技法，在紋飾上，則融合雕鏤與錦地紋於一器。

清乾隆款黃釉粉彩八卦如意轉心套瓶，高19.5厘米、口徑6.1厘米、足徑6.8厘米。 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仔細觀察，可以發現瓶身裝飾的如意雲紋其實源自康熙官窯，不同的是，此處的如意雲紋非但不是平面的瓷繪，且已被切開變化成上下分離卻又彼此套合的立體紋飾，具有象徵上下交通、國泰民安的意涵。而內外兩瓶相套，手觸可順勢輕巧轉動的機巧，也將原本僅供陳設目賞的瓷瓶，提升為可堪把玩的巧作。探討轉心瓶的燒成，其背景與乾隆時期督陶官唐英不無關係。

然而，18世紀清宮致力於製作能夠轉動的文物——如「自行虎」等，卻也是其中不能忽視的因素之一。

觀看傳世珍品，使我們由衷感受到一個萃工逞能的時代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