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內科
　　在近代百余年動蕩的社會環境里，中醫為保障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同時，醫療實踐又推動了中醫學的發展。近代中國傳染病流行猖獗，中醫中藥治療熱病（包括喉、痧、痘、麻等）有很好的療效。在總結臨床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充實了仲景的傷寒學說和清代的溫病學說。而且近代醫家趨于從臨証實際出發，吸收經方、時方之長，融合傷寒溫病學說；此外，臨証各科之間相互滲透明顯，如在外傷科的診療中，注重運用內科理論指導，采用大量內科方藥診治外傷患者，取得了明顯的臨床效果；西醫傳播對中醫診療方法的影響也是這一時期學術發展的特色。臨証各科在醫療實踐中充分發揮各自的优勢，如婦、儿、針灸、推拿、气功等均取得相當進展，刊行了大批的專科醫著。總之，臨床醫學內容十分丰富，它是近代中醫學發展的核心。本章僅就學科發展的主要趨勢和突出成就作一概述。

　　一、溫病學的形成与發展
　　1．對溫病理論中新感伏邪的進一步認識
　　在近代醫學發展的歷程中，對溫病學最有貢獻的醫學家當首推王孟英。王孟英《溫熱經緯》中，突出的特點是，將濕病分為伏气、新感兩大類，詳析其病因及辨治方法。
　　王氏關于伏气、新感溫病的觀點并未得到一致贊同，葉霖批評他說：“溫暑為病多屬外邪逗引伏气，惟當視其內外之輕重而消息治之，苟無伏气只外感微邪治亦易易，海宁每譏吳鞠通界划三焦，而自卻強分內外，葉香岩發揮景岳全書于溫暑條下言之綦詳，此篇（葉天士溫熱論）辨論營衛气血之理，內外輕重之机，而示人以活法，何得更定為外感溫熱而不系伏气，豈必陽明白虎梔豉數証始可謂之伏气哉，強作解人妄事穿鑿陋矣。”（鄧鐵濤，溫病學說的發生与成長，中醫雜志，1955，6(5)：）。
　　關于新感伏邪，雷丰也有自己的認識。雷丰著有《時病論》(1882）一書。他以四時為主線，闡述了不同季節外感病的發生發展机理和特點。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四時又各有主气，感受不同的時气，可引起不同的疾病。雷氏將四季之病的因、脈、証、治，條分縷析，互相比較，對后世全面認識和治療四季新感之病，大有裨益。除了新感病之外，雷丰還對伏气病多有發揮，他极力推崇伏气學說，《時病論》就是將《素問‧生气通天論》中“冬傷于寒，春必病溫；春傷于風，夏生饗泄；夏傷于暑，秋病亥瘧；秋傷于濕，冬生咳嗽”八句經文作為全書的綱領，足見其對伏气學說之重視。他將不同季節的伏气為病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概述了時病62种，擬定治法64則，臨証驗案85例，附論13首，在治療方面提出了不少頗有見地的論述。
　　柳寶詒（1842～1901)，主要著作有:《溫熱逢源》、《柳選四家醫案》、《柳寶詒醫案》、《惜余醫話》等。在溫病學方面，以《溫熱逢源》(1900年)貢獻最大。《溫熱逢源》共三卷，是專門論述伏气溫病的著作。柳氏的學術觀點，進一步發揮了王孟英的有關伏气溫病的學說。
　　2、對溫病的治療
　　自1840年以后，由于江浙一帶經濟、科學、文化比較發達，再加上交通便利、河流密集、人口流動大等原因，溫病流行頻繁,因此,溫病學家積累了丰富的治療經驗。有些醫家雖然從理論上承襲前人，但在治療方面卻有自己的獨特見解。
　　王孟英根据葉天士、吳鞠通的經驗和自己的臨床體會，明确提出了治溫以保陰為第一要義。他對喻嘉言所謂“人生天真之气，即胃中之津液”論點推崇備至，認為保陰要以生津益胃、滋補腎陰為其要旨。胃中津液不竭，人必不死，因而“救陽明之液”是治溫熱諸病之真詮。王氏常用石斛、沙參、西洋參、花粉、麥冬等濡潤胃津，尤善用西瓜汁、梨汁、蔗漿等果汁以甘涼生津。同時，考慮到病人多為真陰不足，上盛下虛，感受溫邪往往導致肝風驟動的營血險証，僅用清解涼營法已不能效，故常加入“三甲”、“二至”、阿膠、枸杞等滋填真陰之品，以獲良效。
　　金子久（1870～1921），名有恒，近代浙江名醫。金氏對溫病學派探研甚勤，尤得力于葉氏《臨証指南》和喻氏《寓意草》，并有所發揮，而且能結合臨床，隨宜而用。他將溫病概括分為四個階段。病在气分時，金民沒有拘于吳鞠通的大熱、大渴、大汗、脈洪大“四大”學說，常根据病人體質和証情的不同，靈活化裁。如同時兼有表証未解或陽气不足的，用桂枝白虎湯；兼有濕熱症狀時，加蒼術為蒼術白虎湯等等；病在營、血分時，選用三甲复脈湯以滋陰養血，柔肝熄風；恢复期，強調養胃陰。陳良夫(1869～1920)，名士楷，自號靜庵。近代浙江名醫。對于溫病時邪，陳氏推崇葉、薛、吳、王諸家，他認為溫病有新感溫病、伏气溫病和新感引動伏气等不同，其診療以衛气營血為辨証依据，以汗、下、清作為治療的大法。對于溫病夾痰、夾肝气的治療尤有獨到經驗，并特別重視溫病治療中的養陰保津。范文甫(l870～1936)，名賡治，晚號文虎，浙江鄞縣西郊人。他家學淵源，儒而后醫。他尊《內經》、《傷寒論》為醫學源泉，并參合后世諸家以兼收并蓄，善于治寒，長于治溫。他認為，治溫病之法，當以護津為要，常用梨頭、花粉、蘆根、生地等藥，辨証論治予以應用。在學術方面，他贊同陸九芝指出的陽明病就是溫病，白虎湯即為溫病的治法。認為“傷寒方可治溫病，溫病方，又何不可治傷寒。”因而，仲景之白虎、承气、复脈、黃連阿膠諸方，為其治溫病所習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對傳染病的認識
　　清代以后，由于中外交流日趨頻繁，許多新舊傳染病如鼠疫、天花、白喉、猩紅熱、實性霍亂等都嚴重地流行，1840年以后，雖然傳染病學沒有成為獨立的專科，但卻受到醫學家的普遍重視。
　　（1）鼠疫
　　此時期有關鼠疫的著作，主要有：1891年吳學存撰《鼠疫治法》，在此基礎上，羅汝蘭1895年改編增補為《鼠疫匯編》；1901年又經鄭奮揚重新編纂，增訂為《鼠疫約編》，該書列有探源、避疫、病情、提綱、治法、醫案、驗方共八篇，論証鼠疫病因是由地气爆發，熱气熏蒸，鼠先受之，人触其气，流行成疫；病机是熱毒迫血成瘀，主張采用上、中、下三焦辨証，治療移用王清任《醫林改錯》中的活血解毒湯加減，其著述有一定見解。1910年余伯陶農吳、羅、鄭著述的基礎上作《鼠疫抉微》，分成病情、治法、藥方、醫案四部分。郁聞堯于1910年作《鼠疫良方匯編》，曹廷杰1911年著《防疫芻言》。另外，何廉臣編撰的《全國名醫驗案類編》中，載有鼠疫驗案十余則，從另一側面反映了中醫治療烈性傳染病的水平。
　　（2）霍亂
　　根据范行准先生所考，西方于1817年出現第～次霍亂大流行。之后在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由海路帶至廣州，至此，中國才有真性霍亂，即除了上述消化系統症狀外，伴隨大規模的流行，死者不計其數。由于此病傳入之初，不分其病源，故也与鼠疫一樣，根据其病狀而命名，如“吊腳痧”、“痧症”、“絞腸痧”、“癟螺瘟”、“麻腳瘟”等。
　　有關霍亂的著述，主要有：
　　王孟英于1838年(道光18年)著《霍亂論》。王氏生值霍亂流行時期，尤以江浙、上海一帶為甚。他在整理臨証經驗的基礎上，闡發見解，詳細論述了霍亂的病因病机和辨証治療，并附有醫案驗証，對后世的影響較大。其治療方法：熱霍亂──兼濕者，分利陰陽，祛除暑濕，用胃苓湯；熱甚者，清其暑火，潛消其濕，用桂苓甘露飲。傷暑霍亂兼厥逆煩燥者，用燃照湯；霍亂轉筋者，宜蚕矢湯。寒霍亂──病輕者，用藿香正气散或平胃散；病重者，見元气耗散，陰盛格陽，宜理中湯或四逆湯加食鹽并服。除此之外，王氏還廣泛采集治療霍亂的簡效方法，王氏還詳辨了霍亂常用藥物75种，并創訂新方8首，皆有卓效。王氏對于該病的治療成就是不可低估的。
　　方連撰《霍亂輯要》。田晉元，于1847年著《時行霍亂指迷》，他將霍亂稱為“時行霍亂”，基本接近現代醫學中流行霍亂的含義。徐予默，于道光中期作《吊腳痧方論》。其它有關霍亂的著作有：華岳的《急救霍亂方》(1857年)，江曲春的《霍亂辨証》(1888年)，姚訓恭的《霍亂新論》(1902年)，惲鐵樵的《霍亂新論》(1928年)，凌禹聲的《霍亂平議》(1930年)，劉亞農的《霍亂痢疾合編》（1934年)，徐相任的《徐氏霍亂論》(1938年)。
　　關于霍亂的治療方法，多數醫家主張回陽救逆。尤其是張聿青，力剖煩渴之假象，指明“投理中回逆而得生”。有些醫家，還自擬方劑，也有較好的療效，如張錫純用“急救回生丹”治霍亂陽証，“衛生防疫寶丹”則陰陽雙調，頗為當時同道所稱頌。范文甫則采用王清任的“急救回陽湯”、“解毒活血湯”予以治療。
　　（3）天花
　　牛痘術自1805年傳入我國(邱浩川《引痘略》)后，已開始廣泛傳播。當時許多地方還成立了牛痘局推廣接种。此期關于天花的論述，從理論上沒有太多的發展，主要是記載种痘方法，如1847年王錫鑫的《痘科切要》，1847年王伯偉的《天花八陣編》，1865年郭昆山的《痘証慈航》，1885年武榮綸的《牛痘新書》等。
　　4、与傳統溫病理論持不同觀點的論述
　　在近代的100多年中，溫病學從顛峰時期到開始有人對它提出怀疑，醫學家們對溫病學從多方面、多角度進行爭論，這在學術上是值得稱道的。只有這樣一門學科才能真正有所發展。遺憾的是近代只是有一些不同看法，并未形成一門學說，這种狀況值得我們深思。

　　二、經方學說的發展及其學術思想
　　明清以來，由于溫病學派的興起，外感熱病的診治研究打破了以《傷寒論》一統天下的局面，并逐步蔚為主流。但是傷寒學派的發展并沒有停滯。相反，由于對立面的存在，更促進了學術間的爭鳴。此期的經方學家，其言行論著多具論爭色彩，更加重視臨床療效的提高与理論的探索，并嘗試溝通中西醫學為其時代特色。
　　陸懋修(1818～1886)字九芝，推崇仲景之學，屢以經方治愈溫熱大病。著有《傷寒論陽明病釋》四卷，認為《傷寒論》中，除桂麻二首外，大半皆治溫治熱方，傷寒由太陽傳入陽明則為溫病，“陽明為成溫之藪”(引柯氏語)，惟寒涼之撤熱力始足以救陰。他通過對陽明病証的深研覃思，丰富了對陽明病証的認識。
　　唐宗海(1846～1897)，對《內經》及經方學說有深刻理解。他曾為陳修圍的《傷寒論淺注》、《金匱要略淺注》增補訂正。撰寫《傷寒論淺注補正》七卷(1890年)、《金匱要略淺注補正》九卷（1893年)。
　　陳伯壇(字英畦1863～1938)，廣東新會人，行醫于廣州、香港。臨証之余主要致力于仲景學術的研究，曾主辦中醫夜學館，專授《傷寒論》。暮年复設伯壇中醫專校，傳授長沙之學。撰有《讀過傷寒論》(1929年)、《讀過金匱》(1938年)、《麻痘蠡言》(1933年)等。
　　曹穎甫(1866～1937)所撰《經方實驗錄》是他一生應用經方治療疾病的忠實記錄。既有大量治而得生，也有少數治而不驗終至不起的病案。通過此書，使學者和《傷寒論》方并非不能治今病，惟貴在通變。曹氏又以數十年研究心得，撰寫《傷寒發微》、《金匱發微》二書，考据精詳，專務求實。推崇張隱庵、黃坤載二家。
　　包識生，（約1874～1934年）名一虛，字德逮，福建上杭人。祖父輩精醫，幼承庭訓，宗尚經方。著有《包氏醫宗》三集，所論多為仲景學說。
　　惲鐵樵嘗問學于婺源汪蓮石。汪是傷寒名家，有《傷寒論匯注精華》行世。惲氏對傷寒方的信任來源于家人愛子存歿的切身體驗。當時廢止派攻擊中醫理論的勢頭正盛，而中醫界有些人散布的“仲景學說已經過時”的言論在客觀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惲氏對此進行了駁斥与批評。他在有關《傷寒論》及寒溫之爭方面的著作有《傷寒論研究》(1923年)、《傷寒論輯義按》、《溫病明理》(1928年)等。
　　祝味菊(1884～1951)，臨証好用溫熱重劑，擅用附予，人稱“祝附子”。他對于傷寒的學術思想与世醫頗不相同。著作有《傷寒新義》、《傷寒方解》、《傷寒質難》等。對傷寒發病病理，祝氏重視机體的抗病能力，主以“五种階段”代替六經。他說，“一切外感，無論其為何种有机之邪，苛其有激，正气未有不來抵抗者。其抵抗之趨勢不分五种階段，所謂六經証侯，亦不出五段范圍”，“署之所謂六經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度耳。太陽為開始抵抗，少陽為抵抗不濟，陽明為抵抗大過。太陰少陰同為抵抗不足，厥陰為最后之抵抗”。祝氏的五段說証之今日，与西醫免疫學說的某些內容相符，為近代外感熱病研究中的新見解。
　　對于傷寒的治療，祝氏不以祛邪為首務，而強調匡扶之法：“疾病為正邪格斗之行動。醫之任務，協正以祛邪也”。在匡扶正气方面，祝氏尤其重視對于陽气的維護与扶持，“陽衰一分則病進一分，正旺一分別邪卻一分”。祝氏對《傷寒論》的研究突破了傳統的理論模式，許多觀點未經人言，使人耳目一新。
　　陸淵雷撰《傷寒論今釋》八卷(1930年)，即其所謂“持科學以尋大論之旨”，“用古人之法釋以今日之理”者。他對傷寒病因証治的認識主細菌感染和分泌毒素。發熱惡寒為人體產生抗毒力即正气抵抗病毒的表現，仲景治外感熱病主要即在于調動机體的抗毒能力──自然療能，發表解肌及攻下等的目的是排除毒素和代謝廢物等，這也是當時不少醫家的普遍認識。
　　譚次仲(1897～1955)，字星緣，廣東南海人，通過自學對中西醫都有涉獵，曾在香港任廣東保元中醫學校校長。撰有《傷寒論評志》(1935年)。
　　閆德潤，1923年畢業于南滿醫學堂。1927年赴日留學于東北帝國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閆氏雖出身西醫，但受家庭影響，對中醫研究有素，又熟諗日本人近代研究漢醫的著作，對中醫基本持肯定態度，論著甚多，是近代西醫界少數認真研究中醫而成就較高者。所撰《傷寒論評釋》(1936年)分“証狀明理論”和“治療辨正論”兩篇。上篇運用近代知識對《傷寒論》的基本問題進行研究，下篇分傷寒方為12類，每方藥味除綜合記載古人論述外，并結合近代研究成果對生藥鑒定的有效成分、藥理作用以及每一處方都作了介紹与評釋，有助于今西醫之間的互相學習。
　　余無言(1900～1963)，字擇明，江蘇阜宁人。幼隨父奉仙學醫，喜鑽研仲景學說。后問學于西醫俞鳳賓。余氏治西醫較深。有關仲景學說的著作有《(圖表注釋)傷寒論新義》(1939年)，《(圖表注釋）金匱要略新義》(1952年)等。近代較有影響的經方學家尚有四川吳顯宗（棹仙），陝西黃謙(竹齋)等。

　　三、寒溫融合學派的興起
　　傷寒學說是溫病學說的基礎，溫病學說是傷寒學說的發展，二者有著密切的聯系，所以寒溫兩說發展到清代后期，又在寒溫分立的局面中逐漸派生出寒溫融合的醫學流派。
　　所謂寒溫融合，是二者從病因、病理變化、診斷、治療等各方面融合成為一個體系。這种過程是逐漸形成的。
　　寒溫融合學說的學術思想的產生來源于古代，可追溯到清代中葉。如俞根初的《通俗傷寒論》(1776年)，吳貞(坤安)的《傷寒指掌》等書，雖并冠以“傷寒”之名，但卻包括溫病的內容。《通俗傷寒論》初稿為俞根初(1734～1799年)原著。俞氏祖藉浙江，世居紹興陶里村，為紹派傷寒的奠基人。他認為傷寒是外感百病的總名，因當時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不傳，王叔和整理此書混名以《傷寒論》而不名為“四時感証”。因此，俞氏傷寒是包括四時感証外感百病的，故后人奉為“四時感証之診療全書”。吳貞、俞震等認為傷寒是熱病的總名，而風溫等因六淫兼气或非時之戾气所發的為“類傷寒”，病熱雖同，所因各异，不可概以傷寒法治之。俞氏在《傷寒指掌》卷二“六經本病”中增入“太陽新法”、“陽明新法”、“少陽新法”等。后來何廉臣重訂《傷寒指掌》時即徑將書名改為《感証寶筏》。這里既指出了風溫等与傷寒的區別，又以“類傷寒”之名說明它們和傷寒的聯系。楊栗山則說：“溫病与傷寒初病散表，前一節治病雖曰不同；而或清或攻，后一節治法原無大异。”
　　近代對伏邪研究較為深入的，首推蔣寶素。蔣寶素(1785～1873），號問齋，京口(今江蘇鎮江)人，一說丹徒人。承其父椿田之學，又得同里名醫王九蜂傳，所著《醫略十三篇》(1840年)有六淫門十三卷。蔣氏將人體与寒邪的關系分為三种，認為伏邪溫熱諸証都是由于冬時伏寒所致。寒是冬日的正邪，根据《內經》理論“正邪之中人也微”。冬三月為陽气閉藏之時，寒邪本不能傷。如逢腎虧形勞之人，精搖于內，汗泄于外，雖能避嚴寒殺厲之，而不知避正邪的潛入，寒邪乘虛深入少陰，“真陽复斂，進不能攻；腠理返密，退無歸路”，勢必盤踞于膜原。并說膜原在臟腑之外，形骸之內，此處有形積聚尚且能容，何況無形寒气。伏寒因春天溫气而發，故名溫；因夏天署熱而發，故名暑；因濕而發，故名濕溫。此其一。假如其人腎气不虛，腠理密而不避風寒，触冒嚴寒殺厲之气。因腎不虛，寒邪不能入腎，直襲足太陽膀胱寒水之經，則為正傷寒，當從仲景傷寒治法。此其二。如腎虛之人，又不避嚴寒殺厲，則為直中三陰之危証。此其三。關于治伏邪大法，以攻邪為上策，輔正祛邪為中策，養陰固守為下策。（蔣寶素：《醫略十王篇》卷三，“傷寒第三”，卷八“伏邪第八”快志堂藏扳刻本，1850：），蔣寶素對伏邪的闡發對后人啟發較大，柳寶詒即在蔣氏認識基礎上予以發揮。
　　陸九芝是有名的維護《傷寒論》的醫家，但他并不否定溫病的存在。他承認傷寒自傷寒，溫病自溫病，但認為溫熱有發自陽明和傷寒傳入陽明之分，傷寒入陽明赤即為溫病。在治療方面，陸氏控治溫熱，善用經方。批評溫病學家對陽明証不敢用承气、白虎等方，主張惟寒涼之撤熱力始足以救陰，重視胃系溫病，反對治胃用肺、撤熱不力。總之陸九芝融合寒溫主要在于治療，認為傷寒方即足以治溫病，傷寒溫清兩法分治寒溫兩疫亦甚合。
　　柳寶詒主張外感應以六經為辨証的總綱。他對葉吳學派廢六經的做法曾有批評。
　　莫文泉(1862～1933）《研經言》認為傷寒、熱病有別者，別于診，不別于症；別于法，不別于藥：“傷寒皆先汗后下，溫熱或先下后汗，法之別也。然而汗則麻葛，下則硝黃，傷寒之汗下以是，溫熱之汗下亦以是，非藥之無別者乎。由是推之，傷寒雖因于寒，一經化熱，舍黃連石膏吏用何藥以涼之；溫熱雖已為熱，倘或過治，舍干姜附予更用何藥以溫之。”（莫枚士：研經言‧傷寒溫熱証治論，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
　　歷史上的紹興為江浙重鎮，地處卑下，病多濕阻，其地理環境的特殊性決定其傷寒發病的特點。歷代醫家，因地制宜，創建了許多相應的治療法則并積累了獨特的醫療經驗。紹派傷寒之學說可上溯于《內經》、仲景及明代張景岳。清代俞根初奠定其學術理論基礎。稍后于俞氏有任鳳波，為任越安之孫，任雨辰之子得乃祖乃父之傳，精于傷寒，在嘉道咸同年間頗負盛名。越安著《傷寒法祖》，糾柯韻伯《傷寒論翼》傳刻之誤。鳳波繩之，若《醫學心源》四卷，《何氏簡易方》一卷。予廣生承家業，光緒間辦有盛名，四世皆精傷寒，与俞根初學術思想先后輝映。与任鳳波同時有何廉臣祖父何秀山，首先對俞氏《通俗傷寒論》進行系統研究。他將俞書分條分段備如按語，作了闡發補正。至清末民初，何廉臣以他廣博的學識，丰富的臨床經驗，編著重訂了許多傷寒名著。他初尚葉派，后經多年實踐，感到葉氏學說亦有不妥，乃主張以六經辨熱病，商椎衛气營血學說，1916年對《通俗傷寒論》逐條勘証，加以發揮，极大地丰富了此書的內容，堪稱此派之中堅。如俞氏“六經形層”一節，把六經假定作机體方面的六個層次，即太陽經主皮毛，陽明經主肌肉。少陽經主腠理，太陰經主肢末，少陰經主血脈，厥陰經主筋膜。又以太陽內部主胸中，少陽內部主膈中，陽明內部主脘中，太陰內部主大腹，少陰內部主小腹，厥陰內部主少腹。這樣，就把六經和三焦聯系起來，故何秀山指出；“六經為感証傳變之路徑，三焦為感証傳變之歸宿。”何廉臣勘語則更進一步指出：“張長沙治傷寒法，雖分六經，亦不外三焦。言六經者，明邪所從入之門，經行之徑，病之所由起所由傳也。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飲瘀血渣滓為邪所搏結，病之所由成所由變也。”并說：“病在軀殼，當分六經形層；病入內臟，當辨三焦部分。”（何廉臣，通俗傷寒論‧上海科技出版社鉛印本，1959）
　　在上述基礎上，俞氏提出治外感病的六經總訣；“以六經鈴百病為确定之總訣；以三焦概疫証為變通之捷訣”，將六經与三焦聯系起來作為熱病知常達變的訣竅。何秀山复予闡發：“病變無常，不出六經之外，《傷寒論》之六經乃百病之六經，非傷寒所獨也，惟疫邪分布充斥無复六經可辨，故喻嘉言創立三焦以施治。上焦升逐，中焦疏逐，下焦決逐，而無不法重解毒，确得治疫之要”。指出在疫証治療上三角辨証對六經體系的補充作用。何廉臣由此總結出：“定六經以治百病，乃古來歷圣相傳之治法；從王焦以治時証，為后賢別開生面之治法”，（何廉臣，通俗傷寒論‧上海科技出版社鉛印本，1959），可謂不薄今人厚古人。綜觀紹派傷寒，其辨析諸証顏為明晰，條列治法，溫寒互用，補瀉兼施，實有將傷寒、溫病以及重要內科雜病專婦儿分科病証融于一爐之慨，而無偏主一格之弊。
　　同時有傅懶園(1861～1931)，字菎笙，亦紹興人。其學術思想大抵體現在兩方面，一為用六經辨時病，二為辨証重視濕，施治主張化，用藥朴實穩健，注意邪有出路，亦為紹派傷寒的骨干。
　　丁甘仁在治療外感病方面，不以經方和時方划分界限。辨証論治中采取傷寒辨六經与溫病辨衛气營血及其主治方藥的綜合運用（黃文東：丁氏學派的形成和學術上的成就，見：近代中醫流派經驗經選集，上海科技出版社，l962）。
　　惲鐵樵反對溫病病因為溫熱的說法，認為傷寒為溫病之原。“溫病者，熱病也；熱病者，傷寒也。”“冬之熱病是傷寒，春之熱病是傷寒，夏之熱病，秋之熱病，依然是傷寒。”他說傷寒而病熱之所以有風溫、暑溫、濕溫等不同名稱，“是因時令之异而兼六气之化，故命名如此。”“凡熱之而熱，寒之而寒，惟死體為然，生物則否。”人體惟受寒而病熱，“謂受熱而病熱無有是處，須知受熱竟不病熱。”（惲鐵樵：藥庵醫學叢書‧溫病明理，上海：新中國醫學出版社鉛印本，1949）。
　　時逸人(1896～1996)，江蘇儀征人，后遷居鎮江，從師汪允恭習醫，以擅治溫病時疫著稱。著《中國時令病學》（1930年），將因時令气候變遷所發生的病証，如春之春溫、風溫，夏之暑溫、濕溫，秋之秋燥、伏暑，冬之傷寒、冬溫等四時發生而無傳染性的疾病列為時令病。對于各病分定名、原因、病理診斷、治法等予以科學整理与論述。對新感伏邪、六經三焦、營衛气血与太陽的關系以及兼病、夾病、并病等都有自己的辨析見解。如他認為吳鞠通三焦為病証深淺界限的符號，上焦代表病証初期，中焦代表病証續進期，下焦代表病退身弱期等。書中匯集傷寒与溫病學說，并汲取俞根初、石芾南、何秀山、何廉臣之論。
　　從寒溫一統到寒溫分立，又到寒溫融合，這并非歷史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統一。它標志著學說的發展，學術的進步，透過這一至今末衰的寒溫融合過程，反映出近代中醫在外感熱病的辨証論治方面取得很大的進步。

　　四、雜病治療的進步
　　近代醫家在雜病論治方面承襲了一份十分丰厚的財產，得以在比前人更高的層次上進行新的探索与研究，因而立論更為公允、全面、准确。
　　1．中風
　　費伯雄主張本病由正虛而外風侵襲所致；由正虛而外風侵襲所致；“正气一虛，外風乘間伺隙，由表入里，中絡中經中腑中臟”（費伯雄：《醫醇剩義‧卷一》“中風”，引自：孟河四家醫集，江蘇科技出版社，1985）。丁甘仁認為真中類中二者确有緩急之分。在體質方面必須辨別陽虛与陰虛，有痰与無痰，以此來決定治療方法。
　　清末民初，對于中風病因証治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得益于對于腦功能的重新認識。周學海(1856～1906)在《讀醫隨筆》中強調陰虛陽虛為中風兩大關鍵，而“真之与類正無庸瑣瑣也”。在治法上主張陽虛注重气之辛，陰虛注重味之酸，而總須重佐以活血，因陽虛血必凝，陰虛血必滯。并說：“西醫謂病此者腦中有水或有死血。殊不知水者，陽虛而水凌也；死血者，陰虛而血沸也。皆中气暴亂，激之以至腦也”（周學海：讀醫隨筆，中風有陰虛陽虛兩大綱，卷4，江蘇科技出版社：1983）。王仲奇(1881～1945)特別重視腦的功能与病變，并以此作為處方用藥的依据。根据其脈案可知，他認為腦為髓海，神之所舍，心腎精神薈萃于腦。心主元神，腎主骨髓，肝脈据循巔上入絡腦。腦虛精髓不充，元神不振，宗脈失養，腎陰不能鎮其下，肝陽乘隙越諸上，以致腰部酸痛，頭眩耳鳴處舟車，怠惰欲眠，手顫足酸，寫字則一塌糊涂，舉步則趑趄不前，而成偏枯痱中之漸。或因性情躁急，肝气自盛，肝亢陽升，腦筋震動，引起偏癱。在臨床上,王氏提出“柔肝清腦”的治療方法，可謂開風气之先。（王蕙娛等：近代中醫流派經驗選集，王仲奇醫師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簡介，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1:28～57）。
　　唐宗誨的弟子張士驤(字伯龍)，重視實証，于“類中”一病多所研究。曾參西醫之說，以錐傷二兔之前后腦，觀察動物的腦与知覺運動的關系。在1903年刊行的《雪雅堂醫案》(附“類中秘旨”)（張士驤：《雪雅堂醫案‧附》“類中秘旨”，1918年紹興醫藥學報社鉛印本）中說：“西醫以中風沖腦气筋，謂人身知覺運動專由于腦，”他通過實驗，証實了生物的知覺運動“專由于腦”的說法。從而得出“蓋此症皆由水火內動，肝風上揚，血气并走于上，沖擊前后腦气筋，昏不知人”的結論。認為《內經》所裁諸風，皆指外邪而言，而今人所謂卒倒暴仆即痰火上壅的中風，是《內經》的“厥証”，也就是《素問‧調經論》的“大厥”。在病机方面，他推崇河間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及立齋養葵主真水枯竭之論。由于水虛不能涵木制火，肝風內動，因而血并于上，沖擊腦筋，与西醫之說相驗。治療主張此時切不可用風藥再行升散，愈散則風愈動，必將導致气不返而死。應使用養陰熄風，潛陽鎮攝法，藥宜龜板、磁石、阿膠、甘菊、烏豆衣、女貞子、生熟地、蟬蛻等。認為若用小續命湯及附子四逆湯法，則水源立絕，血之并于上者不能下降；若遵東垣气虛說，用參　術，則气壅血凝不下，日久上揚之血凝滯，朽坏腦筋則成癱瘓。
　　張氏對于類中病因病机治法方藥等的闡發，對其后及現代治療中風病有很大影響。《類中秘旨》是第一本詳細論述中風病的專題著作。蘭溪名醫張山雷(1873～1934)在張土驤觀點基礎上進一步發揮,撰有《中風斠詮》(1922年)三卷（張山雷：《中風斠詮‧卷一》，引自：近代中醫珍本集‧內科分冊，浙江科技出版社，1991）。卷一為中風總論，卷二為內風暴動的脈因証治，卷三列古方平議。他對中風一病，于張伯龍《類中秘旨》服膺最摯。認為西醫對于中風腦血管破裂的原理未明，而張伯龍据《親問‧調經論》一節參用西學，謂由肝火自旺，化風煽動，激其气血，并走于上，直沖犯腦，震扰神經而為昏不識人。既能申明《素問》气血并走于上的真義，复能闡發西學血沖腦經的原由，使新發明的學理与舊說遙相呼應。其《中風斠詮》一書，推崇張伯龍之說，就其《類中秘旨》逐段詳加闡析評論，有贊揚也有批評，指出其用鎮肝滋腎不分次序之誤，主張應以潛鎮開痰為主。初起于腎虛之本非惟不暇兼顧，亦且必不能兼顧，必至气逆已平，肝火已戢，痰濁不升，脈來和緩，然后徐圖培本，不應早用二地阿膠滋膩之品。《中風斠詮》對中風病的研究深入詳盡，是一本實踐与理論相結合的佳作，代表了這一時期中醫在專病研究方面的水平。
　　張錫純(1860～1933)倡導“衷中參西”，主張以中醫為主體，取西醫之長補中醫之短，因而在對疾病的認識上接受不少西醫思想。他曾讀過《中風斠詮》，對二張之說深有同感，張氏并指出，中風有充血性者缺血性兩种。河間之主火，為腦充血；東垣之主气，為腦貧血。一實一虛，避不相同。清末王清任對于此病專以气虛立論，設補陽還五湯重用黃　至四兩。張氏認為，若遇脈虛而無力的，用之可以見效；若其脈象實而有力，証屬腦充血重用甘溫升補之黃　，以助其血上行，必至凶危立見，不可不慎。關于腦出血与知覺運動受損的關系，如云：“其所出之血著于司知覺之神經則神昏；著于司運動之神經則痿廢。此証左半身偏枯，當系腦中血管所出之血傷其司左邊運動之神經也”（張錫純：醫學哀申參西錄‧三‧醫論‧論腦充血之原因及治法，河北人民出版，1975）。在引進西醫知識方面較前人進了一步。在治療和用藥方面，他吸取友人朱缽文經驗，主張：“宜于引血下行藥中加破血之藥以治之”。自擬建瓴湯如大黃和鎮肝熄風湯為時人所賞用。張氏重視本病的早期發現，認為中風朕兆較他病尤為顯著，出現也早。
　　綜上所述，近代醫家對中風病的研究不再屑屑于真中類中之爭，在病因發病方面傾向于內外因結合而以机體內在病理變化為主。對中風与腦的關系受到西醫知識和近代科研方法的啟發，從識病角度對疾病本質有較前更為深刻的認識，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
　　2．虛勞
　　費伯雄認為，勞是五膿積勞，傷乃七情受傷。他把勞病分為思慮太過則心勞，言語太過則肺勞，怒郁日久則肝勞，飢飽行役則脾勞，酒色過度則腎勞，分屬五臟。指出初起气血尚盛，雖日日勞而不自知。等到愈勞愈虛，水谷之气一日所生精血不足供一日所用，血耗气虧，諸症蜂起，遂成虛勞。又把傷病分為喜傷、怒傷、优傷、思傷、悲傷、恐傷、惊傷，分系七情，重祝情志在傷損病中的致病作用。并認為喜怒憂思悲恐惊人人皆有，若發而中節，何傷之有。惟未事而先意將迎，既去而尚多留戀，則無時不在喜怒憂思之中，七情偏胜，因而受傷。但七情易傷及五臟，而歸本于心，因而治療情志損傷好脾肺腎之病，必兼心臟施治，始為得法。此外，在治虛勞方面重視脾腎及善用調肝養陰，為其特點。伯雄孫費繩甫繼承家學，擅治雜病，尤以虛勞、調理病居多。他治病兼取東垣丹溪二家之長，認為東垣補陽，丹溪補陰，是治病兩大法門，不可偏廢。對虛勞病宗丹溪陽常有余，陰常不足說，但避免應用苦寒傷陽之藥。遇有脾胃虛弱的，則用培土生金法，宗東坦補土學說，但慎用升提燥烈傷陰藥。費繩甫并認為，東坦雖重脾胃但偏于陽，清初醫家吳師朗補脾補陰法，實能補東垣不足。丹溪雖補陰，尤重在補腎陰，但弊在苦寒滋膩。他主張脾虛補脾，腎虛補腎，惟必須胃气調和，因胃關系人分身气血，至關重要，若胃气不和，則滋補腎陰徒令凝螮，溫補脾陽反劫胃陰。因此，見有胃陰虛的即養胃陰，胃气陰并虛的，養胃陰兼益胃气。正是由于他繼承了李朱二家及吳師朗、費伯雄的學術主張，在虛勞方面以清滑潤平穩為主。能獨樹一幟，取得較好療效。（近代中醫流派經驗選集‧孟河費繩甫先生的醫學理論和治療經驗，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176～177）。清末民初受西醫學影響，當時通常以肺結核病比附中醫的虛勞病，從今衍生出肺癆、癆病、肺病等名稱，并有《肺病論》(1914年葛廉夫、葛蔭春合著)、《癆病指南》(1920年秦伯未撰)、《虛勞研究》(1936年朱振聲編)等著作出現。
　　3．血証
　　唐氏在《血証論》中以陰陽學說為綱，對水火气血的相互資生相互聯系進行了精辟的論述，為血証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他指出；“人之一身不外陰陽，而陰陽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水即化气，火即化血”（唐容川：血証論‧卷一‧陰陽水火气血論，上海科技出版社，1966）
　　對于血証的治則，唐氏以抑气降逆為指導思想，主張宜用下法、和法而禁忌汗法、吐法。他說，血家最忌是動气亡陰，發汗則气發泄而血隨气溢；吐法則助其逆勢而气上不止。宜用下法以折其逆气。同時，血証气盛火旺居多，下法兼窩“上者抑之”，“急下存陰”之意，攻之即補之。當然，如實邪久留，正气不支，或大便溏瀉，則只可清潤降利，不宜峻下。至于和法，尤為治血証第一良法，使其陰陽表里寒熱气血水火相和。四法之外又有補法，當根据血証宜忌而斟酌用之。
　　在具體治法方面，唐氏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補血”四法，既是治吐血的法則，也是通治血証的大綱。凡血証驟作，奔涌不止，此時惟以止血為當務之急，止血之法雖多，而以降气為先，存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血既止之后，其經脈中已動之血不能复還故道。留著于軀體四肢經絡肌腠，壅塞气机，久則生變，且經隧中，既有瘀血踞住，則新血不能安行無恙，复增吐溢的危險，故以消瘀為第二法。血止瘀消后，又恐血再潮動，故以宁血為第三法。血之所以不安，皆由气之不安，宁气即是宁血。最后用補血法，因去血既多則明必虛，陰者陽之守，陰虛則陽無所附，久則陽隨而亡。故以補血法療虛補損，修复創傷。不僅補法是顧虛，即止血消瘀也是恐其久而致虛，故使邪速去。用止血藥往往兼顧消瘀，消瘀實寓有宁血的作用。宁血能消除或減少重复出血的危險，也蘊有止血和補血的含義。這樣四法參合運用于各种血証的不同階段，圍繞止血复正這一原則，終始貫穿，前后呼應，使血証的治療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另外，在血証中歸納出“血上千”証治十四條。“血外滲”証治七條，“血下泄”証治六條，“血中瘀”証治五條，及“失血兼見諸証”四十條。并解析古今方治二百余首，對于血証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4．肝病
　　隨著醫療實踐的不斷深入，人們對疾病的認識逐步深化，對人體某系統疾病及某系統單個臟器或相關臟器病變的研究也日益深化。如對肺病、肝病、肝胃病、脾胃病的有關專著与論述的出現，是這一時期雜病研究的特點之一。近代王泰林，字旭高（1798～1862）江蘇無錫人，善治雜病。所撰《西溪書星夜話錄》(1897年)“肝症論治篇”有治肝卅法，為其畢生功力所聚，對肝病証治頗有心得。他認為肝病最雜而治法最廣。因肝主藏血，體陰用陽，全賴腎水以涵之，營血以濡之，肺金請肅之令以平之，脾土生化气血以涵之，才能遂其條達疏泄之性。故他臟病變皆可以影響肝臟而發生肝气、肝風、肝火等疾患。并以此為綱，分別論治。如肝气証治條列疏肝理气、疏肝通絡等八法；肝風証治列舉熄風和陽、熄風潛陽等五法，肝火証治則舉出清肝、瀉肝等七法。各法分別指出适應証与當用藥物。肝气肝風肝火既有不同表現，但在疾病過程中又往往交錯互見，相互影響。因此，除上述諸法外，又立補肝、鎮肝、斂肝、平肝、散肝、搜肝，及補陰補陽、補气補血等法，使治肝方法更為全面。
　　費伯雄十分重視對肝臟的調治，他認為肝臟和營血有者密切的關系。而營血的不足是肝臟病變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在臨床上善用調營治肝，以治療一般虛怯症和危急重症，費氏的治療思想主要體現在《醫醇剩義》中的二十余首處方和費氏醫案中。主要有疏肝解郁法、平肝熄風法、清肝瀉火法、溫肝散寒法、補肝養血法、肝膽同治法、肝脾(胃)同治法、肝肺同治法等。既有針對肝臟本身的，也有結合其他臟腑的治法，提綱挈領地反映了肝臟病變的臨床特點和傳變趨勢。費氏治肝方劑均來自醫療實踐，配伍嚴密，值得探討。丁甘仁擅治雜病，對治肝素有研究。后人整理他的醫案，將其中涉及治肝法及其方藥歸納為十法。計有養肝熄風、柔肝養血、涼肝滌痰、滋肝潛陽、清肝滋腎、泄肝和胃、疏肝理气、疏風明目、清肝降火、清肝化濕等。1931年趙樹屏撰《肝病論》，淺近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