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長壽的先決條件，每個人的健康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賴于他所生活的環境。

　　環境包括地理環境、气候環境、社會環境和每個人居住的小環境。在環境中，有許多因素每時每刻地作用于人的机體。這些因素，可概括為物理的、化學的和生物學的，不僅錯綜复雜，且處于經常不斷的變化之中，人體借助机體內在調節和控制机制，与各种環境因素保持著相對平衡，表現出机體對環境的适應能力，但是人們的這种适應能力是有限的，當有害的環境長期作用于人體，或者超過一定限度，就要危害健康，引起疾病，甚至造成死亡。

　　環境因素自古以來就非常受到人們重視，如《黃帝內經》里就有明确的記載：“一州之气，生化壽夭不同，其故何也？歧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崇高則陰气治之，污下則陽气治之。陽胜者先天，陰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高者其气壽，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若是居住在空气清新。气候寒冷的高山地區的人多長壽，居住在空气污濁、气候炎熱的低洼地區的人多短壽。可見，居住地方的水土、气候環境對人體的健康長壽是非常重要的。現代研究認為，海拔1500～2000米之間的山區，陰离子密集，确實是長壽的地理環境。根据我國第三次人口普查統計，百歲以上老人有3700多人。這些長壽者大都生活在森林多的山庄和少數民族地區。

　　眾所周知，人的死亡主要是由疾病所引起，可是從現在來看，僅僅從治病的途徑來延長人類的壽命，潛力是十分有限的。因為近百年來，人類的死亡原因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已從以往的各种傳染性疾病為主要原因，改變為以衰老性疾病為主要原因。也就是說，在現時代，死亡多是因為細胞和組織衰老為直接因素而引起的。就拿人們常見的惡性腫瘤。腦血管病及心臟病來說，盡管其發病的直接原因各有不同，但都与細胞和組織的衰老和損傷密切相關。引起這些病的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惡劣的環境影響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早在100多年前，英國醫生就發現，在英國，生活在粘土、磚土和河谷沖積土分布區的居民，癌症死亡率很高，而生活在古老、堅硬的岩層區和排水良好的地區的居民，癌症發病率則很低。美國學者也發現，美國的癌症高發區集中在東北部、五大湖周圍以及西部沿岸地區。

　　在我國，癌症的分布在大的范圍里，具有明顯的地區差异。就是在小的范圍里，各种癌症也都有自己特有的地理分布。如肝癌的高發區集中在福建、廣東等地；食道癌高發區主要在北方，其中河南、河北、山西三省交界處的食道癌高發區呈同心圓分布，發病率由中央區向周圍逐漸降低。

　　不但自然環境与人們的健康息息相關，社會環境同樣和人們的身體狀況緊密關聯。如《黃帝內經》里就指出：“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始苦，皆傷精气，精气竭絕，形體毀沮。”非常明确地闡明了診治疾病要注意社會心理因素的影響。相傳，帝堯時代人們就鑿井汲水而飲。春秋戰國時期居民中還制訂了清洁飲水公約，不遵守者以法律處理。我國考古挖掘的古城遺址遺物証實，春秋戰國時期的城市地下已有用陶土管修建的下水道，不僅注意到飲水衛生，而且還注意到保護環境衛生。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也寫過《論空气，水和土壤》等衛生論著。

　　十八世紀的歐洲工業革命時，提出了許多与社會因素相聯系的醫學課題，促使醫學家們去探討社會因素与人群健康和疾病之間的關系。1766年，德國人約翰‧彼得‧費蘭克建議政府采取措施保護個人和公眾的健康，最先提出“醫學監督”的想法。1838年德國人捷‧埃羅舒提出“社會衛生學”的概念。他指出：人類是憑借著社會才能賴以生存的一种社會動物。他還把衛生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個人衛生，它完全隸屬于個人的主動性；一類是公共或社會衛生，它需要采取法律或行政措施。

　　1848年法國人儒勒‧蓋林第一次把“社會”這個詞同醫學問題聯系起來，提出了“社會醫學”新概念。他把社會醫學分成四個部分：社會生理學－－研究人群的身心狀態与它的法律、組織、制度、風俗、習慣等的內在關系；社會病理學－－研究健康和疾病的社會問題；社會衛生學－－研究增進健康，預防疾病的措施；社會治療學－－制訂治療措施和其他手段對付社會可能遇到的不良因素。

　　1848年，在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德國人諾爾曼指出：“醫學科學的核心是社會科學”。

　　本世紀以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暴露出社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較為突出，社會醫學在發達國家為醫學界廣泛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及与之相适應的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隨之而來的各种社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突出。社會向醫學提出了許許多多新課題：環境污染造成生態平衡破坏所帶來的“公害病”；現代工、農業及交通運輸業所帶來的意外傷殘人的增多；人口老化以及社會現代化所引起的疾病譜的變化等等。

　　總之，由于人具有生物屬性和社會屬性，就必須重視社會環境因素對人群健康和疾病的影響。

　　除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外，生物因素亦不能忽視，包括所有与人共存的生物，直接或間接對人的影響。人體的健康還与生物致病有著密切的關系，致病原及寄生虫也影響著人的發育和衰老變化。

　　可引起人疾病的生物致病原，包括細菌、病毒、支原體、螺旋體、原虫、立克次體、蠕虫等。有些疾病是通過動物或昆虫作為傳播媒介致人疾病的，如鼠傳播鼠疫、鉤端螺旋體病、鼠咬症等，狗傳播狂犬病，豬傳播豬肉絛虫病，蚊子傳播瘧疫、乙型腦炎，虱傳播流行性斑疹傷寒病等，蒼蠅傳播痢疾、霍亂、傷寒等病。

　　生物因素引起的疾病，對人類的生存、生命和年齡增長都造成嚴重的威脅。在歷史上，天花、鼠疫、霍亂、瘧疾、流感等等為患，几乎造成一個地區人口的滅絕。如鼠疫在人類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悲慘的大流行，14世紀最嚴重的一次大流行，在歐洲病死者達2500万人，占當時歐洲人口總數的1／4。在近百年內，霍亂曾先后發生6次世界大流行，每次流行死亡人口均以數十万至百万計。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環境是一個极其复雜、辯証的自然綜合體，一切生物都要适應環境而生存，人類不但要适應環境，而且還要利用、支配和改造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