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页受到网民的重视，可见大家对语文还是很重视的。生在台湾这个地方，搞不好会精通中、英、日三种语言，那还得了，别人都不要混了。而事实上，日文不懂、英文不好、中文不通的人居多。说真个的，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中，拟计画，写报告，中文和英文太重要了。以前说的都是英文的问题，下面两篇文章已在报上发表过，现在再给各位看。第一篇谈的是赘词的问题，第二篇是对本土化运动的反思。如果你为政治而搞本土化，我没话说。如果你是从事教科文、法律、工商等行业，还是规规矩矩的把中文搞好一点为好。





                                        赘词之岛　　

　　　　　　
有人说台湾是「贪婪之岛」 (Island of Greed), 其实我看台湾倒可以称之为「赘词之岛」 (Island of
Redundancy)，我们眼睛看到的报纸，耳朵听到的电视，无处不是赘词。

古人言：「为文要言简意赅(音该，详备也)，一语胜人千百。」以前国文老师对赘词非常注意，必欲去之而后快。有人甚至作了反讽式的骈文：「夫天地者乃宇宙之干坤，而我心者实中怀之在抱。」还有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恐怕只能如此说，然而大家都以为，好像有点不见得。」可以说是发挥了赘词废话的极致，来激起大家对赘词的反感。

台湾最常见听到的赘词，可以说是「现在目前」和「目前现在」，而第一个赘词就是「公克」了。按我国采用公制，在原有的度量衡单位，如里、斤之前，加一「公」字而为公里、公斤，成为新的单位。至于我国原来没有之单位，如米、克，则直接采用，如「百米赛跑」、「克分子等」。行之有年，并无大碍，至今对岸仍在使用。不知为何到了台湾以后，要在「克」字之前，加一「公」字而为公克。如果克必须改为公克，那米也要改公米，而百米赛跑岂不也要改百公米赛跑了。以此推之，目前最热门的「微米」、「奈米」，岂不是也要改为「微公米」、「奈公米」了吗？ 「公克」此一赘词现已深入教科书和法令、规章、标准之中，要改也无从改，孔子骂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相信有同样的心情。

其次，就是对人的尊称。以前提到蒋介石，「蒋总统」三个字就搞定。后来蒋经国也做总统，如果再叫蒋总统，就不知叫的是哪一位了？称「蒋总统经国」本来是正确的，但赣南出身那批人总觉得有欠尊重，因为他们平时口里挂的都是「经国先生，经国先生」的。于是也不管赘词不赘词，就给他一个标准称号：「蒋总统经国先生」。这下一来可不得了，此一称呼成了官衔的标准模式，从此以后，李总统登辉先生、郝院长伯村先生，一路照套下来，连区区在下这个芝麻官，也被称作X处长X先生了。

笔者退休以后无事可做，每天看报、看电视，收集的赘词可真不少，不敢自秘，特提出来与读者共享：
对于一个不准确的数量的表达，本来在一个数字前面加上「大概」、「大约」，或在数字后面加上「左右」、「之谱」都可以，要不然就说出一个范围，﹙例如30 – 50 元﹚。总不能前面有大概，后面还有左右。可是这却是现在媒体的标准用法，好像这样说才顺口似的。首先引用某国立大学校长在联合报﹙1997/2/6﹚的一段文章：「跟随政府渡海来台的军民，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试比较：为一百五十万人左右，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下面是属于这一类的表达方式，常出现于报纸的标题：一百多万元以上，大概差不多三亿元，估计在二亿多元左右，起码要半个月以上，超过数千人以上 (「超过」与「以上」重复，讲了半天人数仍为数千，如要用「至少」或「超过」这两字，则应有确数，如「超过(或至少)五千人」，或「在五千人以上」)，预计大概在三千至四千人左右。

有些看来好像没问题，例如这一句「多年前幼时住北平西城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照例乘人力车上班。」 里面就有两组赘词，多年前与幼时重复，往常与照例重复。此外，这一类的赘词还有：伤势的情况，传统的风俗，过去的往事，再度重申﹙试比较：重申，再度声明﹚，亲眼目睹 (试比较：亲眼看到，亲眼所见，目睹一切)，如果一旦受到攻击，一同共享等等。

赘词是有麻醉性的，用惯了会上瘾，不用还不行。下面列举北美某电视台每天听到的一些赘词：早已谢世多年，将所有军事设施全部炸毁，老小都咸宜，大众不可或缺的重要器官，暂居排名第四，以后从此消失，林文渊是陈水扁总统的最信任的亲信之一， 声称说，扬言表示，惟一的独子，病故身亡，击毙而死，暴毙而死，死亡命案，一片哗然，16大即将召开在即，赶紧仓皇逃命，大都以韩国流行音乐居多。
在引述一项事实的时候，我们常看到「根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根据一项调查结果指出，」「根据专家认为」等等。「显示」、「指出」、「认为」都是动词，作为前置词「根据」的受词很勉强。要说中文何必管他英文文法，但请看「一项调查结果指出，」「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专家认为」；或者「根据一项调查结果，」「根据专家的意见」等的说法，不是更通顺吗？

有一些字虽然不是赘词，但用法常不正确，在此顺便说一说。「作」和「做」意思虽同，用法有异，南方人两字读音不同，特别敏感。如作文、作之君、作为表率、做人、做生日。现在都三通了，连古诗都敢改了。我就看到过汪精卫的诗句「从容作楚囚」，和孔雀东南飞「三日作羹汤」的「作」字在报上被改为「做」字，所以姓名中有「作」字的人要当心被改。再就是虞、虑、忧三字意思差不多，但不能互用，所以某事不稳当、不安全，只能说「堪虞」，「有xx之虞」，不能虑啊、忧啊随便用。相反的，有些字是可通的，但某大报系把「死亡」统一称呼为「辞世」，绝不称「逝世」「去世」，「古董」也一定称「骨董」，有这么严重吗？

最后来说一说公车给老弱残障预备的「爱心座」，名字取得好，有爱又有尊严。但翻成英文中间有一「love」字，老外就看不懂了。笔者年迈，来美国不敢开车，每天坐公车，就注意「爱心座」老美如何表达。结果看到三种：”Reserved for seniors and disabled persons,” “Prior seating for elderly and handicapped,” “Please allow seniors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use these seats.” 老美的英文还是有高下的，第一种seniors 与第二种的handicapped 均为专有名词，人人能懂，两者都只用了六个字，符合「言简意赅」的原则，一看就懂。但第一种有规定的味道，对不守法的人有吓阻的作用，笔着给他第一名，第三种啰哩啰嗦用了十一个字，这位作者这么不怕赘词，说不定是到台湾留过学，才有这种学问呢。(完)

歌仔戏与本土文化        


  近年来朝野很强调本土化，因而常常听到台湾文化一词。台湾文化到底是甚么？如果彻底推行「去中国化」，现在我们的文化会成甚么样子？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儒家思想的长期孕育下，台湾人的道德规范仍不脱忠、孝、节、义，台湾的守护神，还是以山西籍的关云长〈关公〉、和福建籍的林默娘〈妈祖〉为主的大陆神祇。台湾文化的主轴仍是专门演中国故事的歌仔戏，而电视剧则脱胎于歌仔戏，只是员外变成董事长而已。不错，台湾吸收一些日本文化，如戏剧、歌曲，这些基本上是翻译和移植，一看一听就知。例如台湾歌和日本歌一样，用电脑分析起来，唱名la (6) 字特别多，所以在音乐世界里都属比较悲伤之调。台湾也使用一些日本语，如「口座」，「注文」，在台湾以外的华人是看不懂的，但这些只是外来的东西，它只能说是丰富了基本文化。分析事情一定要把握本末，如果因为这些枝节而自外于中华文化，这不是历史的推断，不是学术的结论，而是政治的运作而已。
　
　　本文要谈的是一些台语的错别字和白字。有一次笔者坐飞机赴高雄，邻座一女虽年近六旬，仍然美艳动人，交谈之下知道她是歌仔戏名旦廖琼枝，她正提笔在改一本东西，笔者好奇，问她在改甚么？她说她是某大学戏剧系的讲师，正在修改【陈三五娘】的剧本。笔者看到「服侍」两字，问她这两字台语如何读，她说读「服待」，笔者说为何不读服「事」？她说大家都是这样读，老师也是这样教的。

还有流泪为何叫「流目屎」？查眼泪为液体，照「流体力学」来说，自由流动无问题，而眼屎（眼垢）乃半固体，是累积而成的膏状物，不是说流就流得出来的。笔者以前做过一些猪排泄物处理的研究，知道猪尿的含水量为９９％以上，而猪粪只有６５－７５％，差别很大。在广东潮州，眼泪叫作「目汁」（取其液体之义），而眼垢才叫「目屎」，清清楚楚，韩愈教过的潮州后代，到底是有一点逻辑的观念的。

　　　在电视剧里常常听到「友孝」和「苦劝」两词。对父母孝顺，行孝（道），为何用一友字？语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人伦的关系、态度和责任，自古就有一定的规格，对父亲只能孝顺，对哥哥才应友爱，不是吗？至于「劝告」， 也有程度之别，不能一率叫「苦劝」，例如天将下雨时，劝人不要出去看电影，能说得上「苦劝」吗？大是大非、生死之间的事才会苦苦相劝，才能叫作「苦劝」，其程度与对皇帝的「死谏」相若。

　　　现在来说说「家俱」和「按装」两个台语的错别字。在台北市南昌路有很多家具行，三四十年前他们的招牌一律叫某某「家俱」行。笔者以为「家俱」两字可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用法，于是利用到日本考察的机会，看一下日本人的家具店的招牌，结果发现他们用的全是「家具」两字。台湾后来也改了，现在笔者每天经过南昌路，可以同时看到两种名称，有八家已改用家具两字，八家则仍称家俱行，蔚为奇观。至于「按装」两字则见于工程合约，很少看到正确的「安装」的字样。

    最后顺便也提一下念白字的情形，出身台南七股乡本土性很高的一位农林厅的股长，把仍字写成乃字，读时也然。此君本土化的修为，直令猪姓、澎姓二位演艺钜子自叹不如。至于庙堂之上的人士，把拟字读成凝字、阻挠念作阻扰的，也不乏其人。寄语教改诸公，搞本土化之先不妨先把华文、北京话搞好一点。试想某大学戏剧系如在国家歌剧院上演台语【陈三五娘】冠盖云集时，把「服侍」念作「服待」，「狠毒」念为「狼毒」，台湾还有文化可言吗？

(又找到这篇，已发表过)                   台湾文化与日本精神        


在「推动本土文化」的大纛之下，除了阿扁能否当选、许纯美的上流社会这一类的话题以外，一切都无所谓了。在英文方面，有人常常说：「只要看得懂就可以了。」管他是冯京，还是马凉？因为反正大家是都是老师教出来的，不能过于苛求了。拙作「赘词之岛」、「白字误国」两文曾大谈语文的一些毛病。老实说，社会上大家对语文的漠视，已到了可惊的地步，不但公文、报告、论文到处都是谬误，甚至刻成铜板，仍有错字。兹举三例：和平东路的台北银行外面挂着一块外汇指定银行的铜牌，上面还有英文，"Appointed Bank for Operation Foreign Exchange Business.’’ Operation 能当英文的「动名词」来用吗？分明是 Operating 的笔误，可是交办、发包之后就无人过目了。按理说端金饭碗的行员应该是高分考取联考丁组才对，可是每天从该行进进出出十几年经理、行员，就没人觉得有何不妥。大安公园入口有一大铜牌，上面写着两个英文字： Taan Park。我觉得写成Ta-An Park, 或 Ta An Park不是 比较好吗? 不然老外会把 Taan读成 [ten]呢。最后一例，捷运的LED电子看板在到转乘站时，出现的是"change train,’’ (注一)而不是 "change trains.” 但老外同时广播却分明说"change trains’’。到底要不要加S，英文老师有得推敲，但我认为换车牵涉到两列车子，加S错不了。以上随便举的三例的主管机关，路灯公园管理处、台北银行和捷运局都在首善之区的台北市，不知精通英文的小马哥看后有何感想？

过去日本外来政权留在台湾的武士道精神，有一事可以代表。负责基隆港16号码头仓库的设计和监工的一个日本工程师，在完工后仓库地基下陷时，立刻切腹自杀，以示负责。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已随光复而风销云散。国民党政府办事的审核、回阅、确认、过目的健全制度，也随政党轮替而马虎起来。做起来只需几分钟的事，就没人愿意认真来做。所以，101高楼铁片满天飞、火车相撞、 巴士起火，绝对不是意外事故。前总统李登辉曾说过要去日本教武士道精神的话，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先呼吁台湾自己恢复日本认真、务实的精神就功德无量了。

(注一) 捷运倒从善如流，在本文发表后不久，就在 change train 之后加了一个 S。台北银行不改就是不改，卖给富邦以后也不改，银行做事这样马虎，难怪金融机构常出皮漏。

钟爷爷真的是有心人，
爱台湾不必挂在嘴上，
像他一样，就是热爱台
湾的台湾人。

网友似乎对老朽的辛辣评论有胃口，虽然这与本栏目的性质不一致，我还是把已发表的两篇放在这里供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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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的敬礼
         
本年八月陈水扁赴多明尼加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多国安排军礼欢迎，我真替他捏把冷汗。后来军礼因故取消，才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检阅多国仪队时，他一定和他出国前夕检阅宪兵一样（图一），又会作出举起右手放在左胸口这个滑稽的动作。按我国有关国民礼仪，如外交礼仪、步兵操典、童军教范，对军民敬礼一项，如举手礼、脱帽礼，都有所规定。以军礼为例，「行礼时双脚靠拢，挺胸成立正姿势，然后举右手接触军帽编沿，两眼注视对方。」「惟独对总统的回礼从缺。难道说刑不及大夫，礼就不及总统吗？其实敬礼也是一们学问，做得不适当，有时贻笑大方，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现在把个人所知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中国人的敬礼，男人作揖，稽首，或点头为礼，女人敛衽， 佛门中人则双手合十，见皇帝行大礼则三跪九叩首，皇帝通常并不还礼，只说平身，或说起来。至于军礼，古代包括大师、大均、大田、大役、大封等礼。汉唐一路下来有「右膝单跪」的老传统。到了逊清「新式兵操」才有「举手加额」的西式敬礼。西洋人敬礼比较简单，见面点头、脱帽，军人当然举手为礼。我国军事自保定、黄埔开始，都是以德日为师，行举手礼时手心向下，而英国军人则手心向外，表示手中并无武器。二战之后我军模仿美国，不过敬礼一项不变。只有一些洋派的军官，学美军举手敬礼，顺手向前一甩的帅劲。看官须知美军敬礼的帅劲，系来自丝光卡机的船形帽，和他们哪种前后夹长的美国头。按美国婴儿都是趴着睡觉，所以长大后脑袋夹长，也就是台湾土话叫做「尿管头」（浇菜的农具）的哪一种。我国特别是东北的婴儿，则为仰卧，长大后多半扁头。戴上拿破仑哪种横向的军帽还差不多，带上人字布的船形帽已经够别扭，还要一甩，岂不恶心？美国军官不戴帽子时仍可行举手礼，把右手放在眉角，与我国有所不同。

本文要谈的是元首（包括行政院长）访问、阅兵的场合。在这种场合，前面的「国礼」自然用不上，这些都是洋玩意儿，自然要用洋礼节。据不才所知，举行阅兵，或以军礼迎接国宾，最早都是皇帝搞的宫廷外交那一套。那时皇帝都着大元帅礼服，如德国的威廉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就连我国的袁世凯、冯国璋，莫不如此。有了帽子，自自然然地行举手礼，不成问题。问题是现代的皇帝成了稀有动物，而总统则很多是穿西装的老百姓。拿美国总统来说，艾森豪本是军人，当了总统之后也马上换穿西装。依笔者多年密集的观察，美国的总统在迎接国宾向双方国旗敬礼时，及演奏国歌时，都行「扪心礼」,表示对国家的效忠和旗歌的崇敬，所以扪心礼是对国旗、国歌致敬的最高礼节。扪心礼一词为笔者杜撰，亦可称抚胸礼，如叫摸奶礼则更传神。因为行此礼时五指放松，自自然然地摸在左乳上，不像陈水扁那样五指并拢伸直，认真地、严肃地作童子军敬礼状。在阅兵时，老外虽然未戴帽子，仍然可行举手礼，有人或者以为未必如此，有何证据？美国总统的镜头太多了，大家都常看到，现在请看图二中菲律宾前总统罗慕斯与教宗保禄二世阅兵时，罗幕斯不戴帽子，却行举手礼，把他五指并拢的右手放在右眉角。像阿扁一样，对一队士兵也行最敬礼，岂不贻笑大方？此事之不妥，用膝盖都想得出来（此句是台湾的惯用辞）。

蒋介石通常着军装，戴军帽，回礼时当然是举手礼，不成问题。不过他在国庆或元旦庆祝典礼呼完口号之后，就取下军帽， 向群众挥动。（国防医学院正门进去，就可看到他挥帽的铜像。）这种挥动军帽的回礼，世间所无，似乎是他老人家的独创，而其灵感极可能来自二十年代他闯荡江湖的上海租界，因那时欧洲绅士看到女人时就会脱帽为礼也。到了蒋经国当上总统，他穿着西装登上阅兵台，或站在阅兵车回礼的时候，并没有行举手礼，因为手举上去的时候没有帽缘可放的缘故。他大概想起当年访美的时候，看见穿西装的美国总统曾把手放在胸前，便认为这就是没戴帽子的人的回礼方式。长期当政的期间，无论是站在介寿馆前阅兵，或乘礼车在成功岭校阅大专兵，回礼时一律如此。而当他后来因公忙或病重无法亲往校阅，而由行政院长代表时，历任的院长，从俞国华、李焕、孙运璇到连战（图三为连战在成功领校阅受训的大专学生）也有样学样地行扪心礼。（郝柏村没看过，唐飞还没去，不过两人都是军人出身，应该不会这样。）至于李登辉有时行举手礼，但并非每次都如此，有时不应该行扪心礼时也行扪心礼，总之，还未落实。笔者不禁纳闷，有这么多驻外多年的外交官、 武官，为甚么没有一个人去提醒，而任令中华民国的领导人一直在中外记者、外交使节面前做出这种不中不西而有点滑稽的动作？须知国家领导人英明之外，有时也很无知，但无人敢讲。美国时代杂志刊载史达林居然把荷兰(Holland) 与尼柔兰（The Netherlands）当成两个国家，而在对欧战略部署时指示对荷兰应如何如何，对尼柔兰应如何如何，结果克姆林宫无人敢把他导正。原因可从「为官守则」去了解。此守则只有两条，易记好用：第一条、老板永远是对的。第二条、如发现老板错了时，照第一条办。最近读到燕京出版社的「官经」一书，觉得如将此守则列为该书的外一章，内容岂不更为完美？

不通的文胆


最近有一个人去世，使老朽想起一些国文通不通的问题。即使是一篇好文章，如果其中有一白字，赘词，或不通之句，就算整篇文章好到有王勃《滕王阁序》的水准，仍然是一锅有老鼠屎的粥，是不能喝的，这是一般念国文的人的共识。

　　文章是要写给人了解的，饱学如「乡不贤」汪精卫（本是广东乡贤，因为当了汉奸，故称乡不贤）满腹经纶，但他的文言文，如《国父遗嘱》，是八十年前的文言文了，还是那么浅显好读。邱吉尔这个不世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因为发表《二战备忘录》六巨册，其文行云流水，写到军事方面可谓气势磅礴，但刻划人性时却又细腻娓婉，完全是文学作品，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门习惯称大文豪为「翁」（翁字其实来自日语）， 以示尊敬。如称莎士比亚为莎翁，萧伯纳为萧翁，邱吉尔也因此被称为「邱翁」。自此以后，世界上就再没有被尊称为「翁」的文学家了，但邱的文章也是浅显易懂的，根本不用艰深的言辞 (big words)。

　　现在来谈蒋宋美龄，他的英文不能说不好，但她写东西，英文一定要夹杂一些希腊字、法文甚么的，来展现她的学问，中文也要参些古典的用语，佶屈聱牙，不管你是否看得懂。最近去世的秦孝仪也是一样，湖南人的国文一般讲起来比较好，所以台北殡仪馆一向聘请湖南人士读祭文， 相信秦也读了不少古书，可惜似乎没有读通，写起文章来只会拼命用典，来炫燿他的学问。

　　再谈蒋介石的国文，蒋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因环境和个性的关系，未曾好好地读书。从上海到广东革命，就遇到望而生畏（formidable）的胡汉民和汪精卫两位国学大师，使他更自叹不如。得了天下之后，力图建立自已的形象，由他所用的文人执笔，发表了不少的作品，包括党员守则、抗日口号，颇收到振奋人心，同雠敌忾的效果。到了台湾，人才凋零，他的「作品」就大不如前。例如他最后的一副对联，广为流传，几乎台湾所有学校的礼堂，都有悬挂：右边上联「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左边下联「置个人死 生于度外」，横批「礼义廉耻」，署名「蒋中正」。

　　这副对联气势非凡，除了表达自已的抱负之外，还有鼓励青年立志报国的作用。但就格式而言，平仄不合，属「非成品」，是拿不出来的。中文之美，在于谨严，上一辈子的人入垫启蒙之后，即学对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平对仄，仄对平，一点也马虎不得。对联上联末字多为仄声，下联末字则为平声。但也有例外，平仄对调，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仍为佳作。蒋介石的这副对联上联末字「任」字为仄声，下联「外」字亦为仄声，仄对仄，未听说过。还有，上联第五字「亡」为平声，下联「生」字亦然。有点国文程度的人都知道。如将下联稍加修改，成为「置个人生死于等闲」就勉强可以交卷了（毛泽东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用的就是「等闲」两字）。

　　但是御用文人哪个吃饱了饭撑着，敢跑去跟他说？要不然就是自已亦欠通。这样说并非没有依据，请看秦孝仪的作品《蒋公遗嘱》中，有一句「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笔者按：应该是「自许」)。各位请注意：「身为其信徒」和「以其信徒自居」不同。比如说，「她身为王太太」，她就是王太太，如果说「她以王太太自居」，她准是王某的二奶。秦不说「 我身为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而说「我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岂不是等于在说蒋根本不是耶稣与总理的信徒吗？末一句「秦孝仪承命受记」那个「受」字似也欠通，这句话是说不是秦自作主张，是奉蒋之命，把他的话纪录下来的意思。 国文有「受命」、「奉命」、「承命」，有「恭录」、「谨记」，那曾听说有「受记」？幸好蒋经国英明，此遗嘱没有叫人「恭读」，收档起来只当没事。但前面不讲对仗的对联却到处挂，叫大学的国文系何以自处？而且挂在军事学校还可以，普通大学的学生，平时都花钱买保险，怎能期望他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呢？况且，人人不顾生死，银行保险系还用设置吗？从以上几个例子，读者不难看 出蒋介石的学问基础。

　　秦孝仪替蒋介石补立遗嘱，想与《国父遗嘱》一起永垂不朽，但如将这两篇遗嘱相比起来，老朽只能引用北大毕业的前国语日报社长兼台籍立委洪炎秋的名言：「烂蕉比鸡腿」。

无独有偶，故宫在秦之后又出了一个替阿扁硬拗南山之竹的院长，这到底是中华文化出了问题，还是台湾文化出了问题？

钟爷爷是那个无敌CD的那个钟爷爷吗
应该很老了吧

不是，我与无敌无关。
我是粉老。但年青人的火星文、电脑、网路我也在玩。
我还每天打篮球、乒乓球和游泳。
下面是近作律诗一首，请指教：

  洛城即景

大洋尽处是南加
美景长堤日西斜
晨起有闲临稧帖 (欧阳询所临兰亭序别称)
日中无友话桑麻
邻园玫瑰皆异种
四海潮人实一家 (此间越南人多讲潮州话)
熙攘洛城新隐士
吟诗习字品陀茶

这样 英文应该可以更正 进步  

关于 Ch 和 Sh 的错误读法，我以前数度提到。最近研究出一种新的说法， 可能更 容易了解。

日本人把 Sh [ㄕ]的子音发为 [ㄒ]的音，例如牛肉火锅 写是写Shabu shabu，他们却读成 shiabu shiabu
[ㄒ一ㄚ ㄅㄨ ㄒ一ㄚ ㄅㄨ ]，车辆 应读[ㄒ一ㄚ ㄌ一ㄛ]，英文却写 Shalio。长期下来，因受日本人的影响，
我们把 Sh [ㄕ]也发成为 [ㄒ]的音。所以 short 读成shiort [ㄒ一ㄛ]， Shaw 变成 shiaw [ㄒ一ㄛ]。

至于 ch [ㄔ] 我们 也发成为 [ㄑ]的音，change 读成 chiange [ㄑ一ㄢ] chance 读成chiance [ㄑ一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