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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企业家》杂志近日刊登谢国忠文章，文章从多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并指出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领导者，而来中国投资者也会得到不小的收益。以下为全文：
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一个机遇,使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领导者,成为全球化过程中提供商品、服务和资金的中心,同时启动中国新一轮的可能长达十年甚至更长的经济繁荣期。这轮经济增长将可能带动中国在二十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步入发达国家之列。
全球经济市场中,中国始终处于分工链的底部。保持低成本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模式给中国带来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澳大利亚、巴西和俄罗斯把自然资源出售给中国,以换取廉价的工业品。日本和德国则用昂贵的汽车和技术来换取中国的廉价工业品。而美国直接用美元来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和服务,同时通过向外国人发行由虚高的美国房价支撑的抵押债券等金融衍生品再把美元回笼。
世界经济就好像一辆行驶中的摩托车,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储蓄分别是两个车轮,承载着世界其它的经济体。世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其它国家对美国用以支付其进口费用的华尔街债券工具的信心,同时也需要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三年前随着国际油价的飙升,通胀逐渐出现。由其引发的流动性紧缩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在2006年完全破裂。一年后次贷市场轰然倒塌,随后的一年中金融衍生品市场也爆发危机。这场金融危机使华尔街的可信度降到零点。
现在美国向世界,尤其是中国,提出一个经济复苏方案:你们来买我的国债,我把这些钱转移到美国民众手中由他们去消费,这样你们的出口和经济也许就能恢复了。该方案目的在于通过把经济消费主体由美国家庭替换成美国政府来修复世界经济运行的动力。然而这并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首先,该计划也许能够带来若干年的经济适度增长,但随后必会发生一场由美国国债市场引发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其次,如果不接受该计划,中国可以开始吸引外资,作为其贸易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部分。中国之前吸引的外资主要用于提高生产能力,尤其是提高外贸商品的产量。而新的战略则提倡外资在中国融资,这立足于外资预期其未来将从更为富裕的中国消费者身上赚取利润。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就能转换为消费导向型,而同时也不需要以降低经济增长为代价。
目前,中国拥有有利条件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化的中心:低负债、高储蓄以及巨大的增长潜力。中国当前人均收入为3300美元,但随着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这一数值很可能在20年内上升至10000美元。同时GDP能从当前的4.3万亿美元增长到13亿美元（以当前美元计算）。如此大的增长将会给那些把宝押给中国的投资者带来巨大收益。这也就是中国能够成功转变其经济增长模式的原因。要想推进这个转变过程,需要中国政府为资金流动创造世界一流的环境,并同时大力推进城市化战略以保证国内消费量的稳定。
首先,中国需要确定人民币汇率达到自由浮动的期限,最好为五年。这样的变化就需要中国经济从多个方面推进其现代化进程。由于资金是自由流动的,因此只有一流的金融环境才能吸引并留下资金。为了使新的金融体系得以推行,中国的法律体系也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而这也必然需要严格限制专断的行政权力。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期限的设定就好比十年前中国加入WTO:时间限制的确定必将带动一波改革热潮。
其次,一旦中国成功地将外资吸引进来,它必须制定战略将这些资金转换为有效的经济增长。否则这些资金就会催生泡沫,这将拖垮中国经济。提高内需的基础必然是城市化。要想在20年内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中国必须设法将其城市化率提高到75％。
此外,中国必须长期坚持推进城市化进程,调整现有机制以使农民工能够在城市里扎根。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应着眼于建设30座大城市,每个城市人口须在2000万以上。这些大城市应拥有发行债券以为其城市发展融资的权力。它们的城市规模使其在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实现规模效应,然后再用税收来偿付债券。当这些城市的资金充裕时,其融资就较为容易,从而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而当其资金紧缺时,就会面临高企的融资成本,导致城市化速度的减慢。
基本上来讲,中国应该把城市化进程转化为吸引国际资本的“海绵”。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大城市里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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