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東京人  

世紀末。晚秋。東京都文京區。

兩歲的女童，在幼稚園的院子裡失蹤。她是跟著媽媽來接五歲哥哥的。

幾天後，罪犯向警察局投案自首。女童早已喪命，遺體給埋在靜岡縣鄉下，犯人老家外邊。

罪犯是三十五歲的家庭主婦，婚前當過護士，丈夫是佛教和尚。

夫妻有五歲兒子和兩歲女兒：家庭結構跟受害者完全一樣。兩個家庭住得也很近。兩個男孩是幼稚園的同班同學。兩個女孩經常在同一個公園或同一所兒童館玩耍。兩個母親幾乎每天都相見面。別人以為她們很要好。

那天，犯人也拉著兩歲女兒的手，來幼稚園接五歲兒子的。可是，她卻帶走了另一個女童，直接到附近的公共廁所，一口氣把她勒死。之後，黑色大布包裡藏著仍暖的遺體，跟自己的兩個孩子回家去了。

五歲和兩歲的兄妹，到底有沒有看到母親做的事情？

稍後，犯人把孩子們託在丈夫任職的寺院，一個人揹著黑色大布袋上了往西的新幹線。她老家在農村，現在只有老母住，那天正好出去沒在家。據報導，她到房子後邊，用農具挖了洞，把赤裸裸的女童遺體埋在土地中。

這麼個凶惡案件，自然轟動全日本。大家都想知道：究竟為甚麼？

剛開始，報導的焦點是，名門小學以及幼稚園入學考試之過頭兒。

東京的文京區，名不虛傳，是名校集中的地方。東京大學、御茶之水女子大學等等名校，都在這裡。

住在文京區，父母親很關心孩子的教育。不僅是大學中學，連小學幼稚園都盡量要上名校。

大學中學的入學考試，可以考學力。但是，小學幼稚園的入學考試，到底能考甚麼？有些學校看孩子們集體活動時的表現，有些學校看個別面試時候的態度。但，畢竟是兩歲到五歲的孩子們，考察過程很難保持客觀公正。於是，有些名校乾脆叫家長抽籤，然後再看小朋友的表現態度。這樣子，父母的運氣強，孩子才能上名校。

這次案件的犯人，看來是運氣很差的。她替五歲兒子和兩歲的女兒，分別報考了國立的小學和幼稚園，結果都沒有抽中。相比之下，另一個家庭的孩子們，皆得到了上名校的權利。

至今一起長大的兩對兄妹，從此走的道路會很不一樣了。名校採用所謂「自動扶梯制」，一旦上了幼稚園小學，沿著軌道，自動能讀到高中。也就是說，一次抽籤的結果決定，能不能過十二年或十五年的名校生活。

出於嫉妒和絕望，三十五歲的家庭主婦勒死了兩歲女童。──這是日本傳媒對該案件的初步解釋。

謀殺案發生的東京都文京區，曾有三年時間，我每天到那裡。受害者家庭住的高級公寓，當時還沒有蓋起來，原先有幾棟平屋，其中一家是甜品店。夏天下課以後，我和同學們去那兒吃冰淇淋。冬天則吃熱騰騰的紅豆湯。

我們是附近一所名校的學生。同班同學四十二人當中，女生有十四個，其中七個是從附小上自動扶梯來的。另外四個來自附屬初中。像我這樣，高中才考進去的最少，只有三個。

論學習成績，高中考進去的我們最強。但是，論學校裡的地位，我們倒是最低的。附校是階級社會，資格越老越有地位。從附小來的小姐們，多半住在文京區，待人接物都有小公主的風格。她們的父母親一般都有錢有教育；否則，三十多年以前，不會想到把孩子特意送到名門小學去。這一點，跟今天很不同。如今，名校熱平民化。本來不屬於那階層的父母親都要替孩子報考。

公立小學初中時代，我班裡同學們的家庭背景五花八門，有富人也有窮人。我以為那就是社會。上了高中，國立大學附屬的名校，我才發現，在我原來認識的社會上面，還有一層社會。

讀高中的三年時間，我的自我形象一直不很良好。跟來自附小的公主們比較，總覺得自己粗糙。原先天真地以為我家屬於社會中流，現在清楚地知道其實至少是中下，如果不乾脆是下層的話。青春期，本來就是自我意識過甚的時候，再加上階級劣等感，我的自尊心受了重傷。

都二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很少回想高中時代。直到兩歲女童謀殺案發生，在電視上重訪曾經很熟悉的地區，我才第一次想到了以前沒注意到的事情；我讀高中的三年裡，母親連一次都沒有參加過家長會。

入學典禮以後，非得有家長來學校時，母親總是委託父親出面。我當時以為是母親太忙，或者對孩子的教育不大感興趣的緣故。這次的案件才讓我想到，也許，她受不了名校散發的階級壓迫感。

涉及謀殺案的兩個家庭，表面看來頗相似。但再接近看，卻存在著階級鴻溝。

兩個家庭住的兩棟大樓，距離兩百米，一棟是高級而單位出售的，另一棟是破舊而出賃的。一個父親是商界巨頭的少爺，另一個父親是上班的和尚。

這個世界向來就是不公平的地方。如果互相不接觸，則不必感到自卑。然而，兩個家庭恰巧住得這麼近，兩對孩子們又是同性同齡，自然被捲進同一個圈子裡去，不能不來往了。

罪犯本人生長在鄉下，大專畢業以後就做了護士，在日本是薄薪的工作。她信佛教好坐禪，六年前嫁了和尚。他們住在東京文京區，是丈夫工作的寺院在那兒的緣故。

除了照顧兩個小孩以外，她也常去丈夫上班的寺院幫忙。每逢農忙期，則回老家幫母親插秧、割稻子。

表面看來是很樸素踏實的女人。她怎麼會殺死兩歲女童？據報導，她每天在牢裡坐禪。

半輩子居於人下，到底是甚麼滋味，別人只能猜想。不過，作為母親，她希望孩子們上名校，過跟自己不一樣的生活，是可以理解的。國立名校在家附近，而且學費相當便宜。只要自己運氣強，抽籤能抽中，那麼孩子們始終有可能考上，不管競爭率多高。

可是，人生最不公平的，莫過於運氣。有錢人的太太，連抽籤都能抽中。窮和尚的老婆，連抽籤都抽不中。

被捕後，犯人說，她其實不在乎孩子的升學問題。她跟受害者的母親，卻有過感情上的衝突。鄉下出身、沒讀大學、家境不好，這些不利條件讓她有自卑感。對方的一言半詞都好像在暗示看不起，甚至排擠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們。

日本的大眾媒體，過了當初的震撼以後，紛紛報導兩個母親間的摩擦。這樣的做法，對受害者的家人非常殘酷。即使在大人之間有過矛盾，謀殺的犯罪性是絕對不可抵銷的，何況受害的是無辜的兩歲女童。

世紀末的日本，凶惡事件一個接一個。更令人擔憂的是輿論反應之荒謬。在女童謀殺案發生以後，到報社電視台的公眾來信，多半是認同於罪犯的。

三十多歲的家庭主婦們紛紛寫信訴說：留在家裡帶孩子多麼辛苦；跟其他母親的來往多麼傷腦筋；讓孩子上名校是家庭主婦唯一出氣出風頭的辦法，等等。

也許都有一定的道理。可是，為了這些理由，身為母親，她們不同情被殺死的女童以及她母親，而寧可對犯人表示理解，似乎在顯示，世紀末的日本社會病態心理瀰漫。

這幾年，每次發生凶惡事件，日本傳媒和輿論對犯人表示的興趣，遠遠超過對受害者的關懷。而且，對犯人的興趣很容易變成對犯罪行為的理解，甚至認同。

普通市民寫信給報社說，殺死兩歲女童的家庭主婦，搞不好就是我自己。這樣的現象，以前是根本想像不到的。

人們認同於罪犯而有意無意地糟蹋受害者，恐怕是大家對目前的日本社會深抱不滿的緣故。他們下意識地覺得，自己也被社會糟蹋，若有機會就非報復不可。

戰後的日本，隨著經濟發達，講物質生活，大部分人都能過中流生活了。尤其是一九八○年代末的泡沫經濟時期，阿貓阿狗都買了世界名牌。現在，面對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蕭條，社會各方面的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

教育也不例外。很多公立學校，學生的水平越來越低，有時連叫他們坐下來聽課都很困難，於是有教師說，學校已變成動物園了。在這麼個情況下，越來越多父母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小學去。但是，經濟不景氣時期，並不是每個家庭都付得起私立小學的學費。剩下來的出路唯有國立名校。只是，競爭率高得出奇，有時高達七十倍。

我家附近有幾所私立名校。為了準備那些小學幼稚園的入學考試，有些孩子們一歲就開始上預備班。外人不明白一歲的娃娃到底學甚麼？其實，那些預備班，主要是給母親開的。付學費，她們要接觸自己的同類人，也要收集關於名校入學考試的各種信息和風聞。例如，有些幼稚園最重視家長的人品，為了留下好印象，母親最好穿深藍色的西服套裝，裙子的長度應該到膝蓋。

我每天上街，都看到穿著深藍色套裝的年輕母親拉著一兩歲孩子的手，上名門幼兒園入學考試的預備班。每天看到的，應該是不同的母子，可是看起來卻一模一樣。

東京都文京區的女童謀殺案發生在十一月底。十一月是日本全國的幼稚園招募新生的時候。如今日本的兒童人口越來越少，很多幼稚園不滿定額。同時，一些名校的競爭率越來越高。才兩歲就要參加入學考試，若不合格，則要嚐失敗的滋味，小朋友們也夠辛苦。

不過，當眾替孩子抽籤的父母親所感到的壓力也應該很大吧。據說，謀殺案罪犯的女兒和受害女童都報考的國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學附屬小學，要求報考兒童的家長一個一個地上禮堂舞台，當眾抽籤，是用紅白兩色小球的。紅球是空彩，白球才是中彩籤兒，結果對大家一目了然。

上千對母親和孩子，沈默地凝視著舞台。一次抽籤的結果會左右孩子的將來。在那情況下，要上舞台抽籤，光光想像，我的胃已經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