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iali
   
 路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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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年
我一直有很严重的逃倾向。好听一点说是天生流浪性格，其实是不耐在人情循环中走别人要我走的方向，企图逃避所有善意与恶意的影响。
每年的逃年行为就是一例。我记得，有一年新年在尼泊尔，有一年在法国……有一年在香港，有一年在峇里岛，今年我已打算到日本洗温泉去。还好，这个地球并不小，总有地方去，虽然遇到农历年，机票总是贵，而且很难买－－这证明和我一样喜欢逃年的大有人在，嘿，吾道并不孤，由此可证。
我为什么不喜欢留在台湾过年？很科学的分析起来，大致是因为，我并不喜欢热闹，尤其是家族性的热闹。如果留在家过年，我大概可以想见我必须回答的问题。「最近在做什么？」「还在写作吗？」「怎么都不送书给我？」这些问题，来客几乎每到必问－－因为也找不到其他好牵扯，这还算是容易回答的，更有甚者，和你带点血缘关系的长辈，多半觉得他们有权利关心你的私生活，有义务钜细靡遗的询问，并且很积极且正面的提出他们中肯的建议。中国人的家族字典里没有Privacy。我一向很怕这种聊天。平常对此类无所事事的聊天都怕，何况过年，没有藉口说，对不起，现在我很忙，唉呀，快要迟到了……
还有一种问话方式，我称它做「以疏探亲」唯心式的质询，也很可怕。
「怎样，你过得快乐吗？」（这种问法其实是想发掘你的不快乐，这才有天可聊。大抵人类有志一同，不快乐比较会和他人分享。）
「很好啊！」我总是这么说。我很少想到自己过得不好的地方，不好的事纵然有，死记着它不是自找麻烦吗？可是，如果你回答，我很快乐，问话的人会觉得你有点不诚恳，甚表失望。人生不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吗？啊？你怎么可以开心？
「你不要死鸭子嘴硬，强颜欢笑！」
「怎么可能快乐？人家说作家都是多愁善感呀。」
「很快乐？不会吧，我听你的声音满无奈的。」（殊不知我是因为这问题的千篇一律而无奈）「你看你，皱纹又比去年多了几条，我看你每天要写那么多字，一定很无奈吧」。写作者似乎被公认一定要两袖清风、多愁善感，没有每天快乐写稿的权利。
更可怕的是那些会问你「×××好吗？」的人，他们可能不知道男女朋友是会分手的，那人在日记簿里早已不留痕迹，他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记得在我从法律系毕业后的第七年，这期间我已念完中文研究所，已写了几本书，已在新闻界做了几年事，还有亲戚到我们家正义凛然的指责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为什么不去考律师？我支吾其词，只说人生贵适志，我并不喜欢从事那一行，结果被训了一顿人生大道理，虽然这问话的人到四十岁年年换工作，偏还来教训你。对长辈不像对记者，不可以说：「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是的，我很难伪装自己是个温情主义者，一点也不喜欢这种质询，非常怕那些决定不了自己却喜欢决定别人的人，更不喜欢别人对我的自由心证，尤其是在忙了一年过后，好不容易可以偷闲喘息几天。年，中国人的团圆日，在我过去的经验中，常常变成一个斗争大会。不只是我，很多家族气氛比较「怪异」（或较传统）的朋友也有相同的经验。
濒临三十岁而未嫁的女人，必须应付亲友以关爱的眼神询问：「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到老没人陪会很寂寞。」「啊啊，眼光别这么高啦，女孩子太能干不会幸福的……」当事人本身也许还好，当事人的母亲常常因此觉得没有面子。难怪赶着过年前结婚伙颐。我有一个朋友逃年的理由如是。还有一种苦恼－－必须回乡下陪丈夫家人过年，我有一个服装设计师朋友，平时不需操持家务，一切有佣人打理，但过年期间一回到婆家中，则须以长媳身分料理三餐，洗数十口人的碗盘，让丈夫有面子一下。虽难得尽一下「义务」，但一想到过年，眉毛全皱起来。聪明的女人懂得不抱怨，但谁真心喜欢过年？男人也很难不皱眉头，特别是那些深明年终奖金不够发压岁钱的。新婚夫妻或顶客族看亲友带着一群小萝卜头来拜年，很少不暗暗咋舌说：这下本可亏得大。
我想，一到农历年，出国人数激增，而机票总要涨价的理由，大家心知肚明。难怪小时候大人说，只有小孩喜欢过年。发现过年不太可爱，是成长的象征。
我的父亲一向开明，他非常了解我不喜欢过年的心态，总以体谅的口吻说：去吧。我的礼到人不到原则，他并不反对。有时候会以羡慕的口气说：像你这样，真好。
我的逃倾向是遗传性的－－其实父亲并不喜欢过年。(有群心理学家说，你会用父亲对你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用母亲对你的态度对待爱情。)我记得他总在除夕饭开动后才姗姗从书房走下来，安静拿起筷子吃饭。偶尔说一句，这道菜好吃。压岁钱由母亲发落，也不经他的手。吃完饭，他又匆匆回书房去，房门紧闭，硬生生把过年的气氛关在外头。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一年不是如此。父亲并不喜欢应对亲友，也讷于言辞，过年对他而言，一定是一件苦差事。有亲友来访，叫他，他顶多微笑下楼来寒暄，也说不上几句话。我其实很明白，话不投机半句多，所有家族亲友中，仅他一个人是读书人，他虽从不孤傲，但，该跟别人说什么？父亲没有兄弟，人口简单，过年时只有姻亲来时会热闹些。过年时他们总爱一起掷骰子赌钱，父亲虽管不着他们，却严令不许我们家儿女加入，更不准观赏。不管过不过年，令未稍宽。
小时候总觉得他不近人情，直到我越来越发现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是人生乐趣后，渐懂他「虽过年不改其乐」的苦心。为人父母，身教第一，我每次看到爱打麻将，日日只嗜吃喝，一辈子没买过书的父母还希望孩子爱读书，都暗暗好笑。
父亲偶有惊人之语，某年除夕，他就曾告诫我们家的少壮派：「你们不要急着结婚生子，因为我一点也不想当祖父。」
细细思量他的玩笑话，其实大有文章。他是单传独子，人生中没有可逃的空间，处处是人生责任，从年轻扛到老，有老的，还有我们这几个小的，哪里能喘口气。抚老育儿，第一要钱，第二要钱，第三还是要钱。记得有一年，他和人做生意，被倒了百来万，头发数夜之间落尽，那一年，他始终戴着油亮假发，年终奖金全用来还债，但发给我们的压岁钱却也没少。我知他生性爱好孤独与自由，但何处可逃？
所以他从不反对我逃年。家里若平时相处贴心，不必过年来家族聚赌表情意。他给别人恩，从不觉得别人应该道谢，别人欠他，不还也无所谓，如今过年接到我奉上的压岁钱时，他总是客气的说谢谢，那种客气，总使我十分不好意思。
其实我逃走的年，也并没有什么与平常日子不同之处。某年我和一位同是写作的朋友到了香港－－因为别处都订不到机票。过年前我们两个人住在凯悦饭店里，吃饭店的自助餐当年夜饭，到了元旦，因为处处放假，无处可去，便在咖啡座里写稿，两人各据几张稿纸，面对面，视对方为不存在，振笔疾书；写累了，才外出散步。「还好，香港这边不许放鞭炮。」我这位对鞭炮深恶痛绝的朋友，对我们这种无聊的元旦竟还深表满意。
美国作家包威尔（Powell）说：「写作是一种孤独的行业，家庭、朋友以及社会全都是作家的敌人。因为，作家必须独处，不受干扰，而且多少有点蛮劲－－如果他想撑完一部作品的话。」他的话虽言重了，但也不无真理。至少我已经习惯了我的孤独，面对稿纸总比面对诸亲友的关切容易，所以我继续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逃年。我感激父亲的体谅，因为，他一定明白，孤独是一件美丽的事。
「我曾经立志当作家的，可是，在你们出世后，我就没写过文章啦……」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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