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
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
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
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
，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
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
。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
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
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
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
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
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
　　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
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
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
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
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至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渶之起，二百
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编校史馆
书籍臣曾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