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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至: 【商业周刊】
在英国，去年已有300万英国人选择「往低处走」，整个欧洲也有
1200万人趋向过简单生活，较1997年时成长30%。在台湾，则有
43的都市人，希望放下目前的工作搬到乡下生活，选择低薪而简单
的生活，已经成趋势。
「人生的遗憾不在于过去，而是很想做的事，到死都没有去做。」
广告文案创意人杨梨鹤迁居田园已经六年，提早十年去圆这个梦想，
是因为她罹患了癌症。杨梨鹤曾经走过一段标准台北人的工作狂生活，
她可以赶稿写作，七天七夜不睡；为了多赚钱，客户来者不拒，
写到手抽筋而莫名其妙大哭。生病让她解开了人生密码：
为什么一定要十年后！
都市人总是被「人往高处爬」这句古老的训辞，鞭策着向前。
但是，「赚多少钱才够去得一个癌症？」三十四岁的农夫赖青松说，
把一个健康的人生好好活过，不要等到生病、意外，才大彻大悟。
赖青松是一位「硕士农夫」，原本有机会继续在日本攻读博士，
但他放弃了。去年四月，在正值壮年时期，到宜兰乡下插秧，
选择过「不会赚到钱，但会得到快乐」的生活。
一撮黑发束在脑后，五十九年次的赖青松穿着一件领口已经松开
成荷叶边的Ｔ恤，脚上的黑污似乎怎么样都搓洗不掉。建中、成大毕业，
还拥有日本环境法硕士学历，赖青松却是一位全年照顾农地的
「田间管理员」。他每月领固定薪水三万，带着一家四口落脚在
一间废弃工厂后面的小铁皮屋。屋前的空地是客厅也是饭桌，
一次台风就能把杯碗吹上天；后院就像一般农家，养鸡、种菜。
他的外表很乡土，言谈间却很不农夫。
回溯赖青松的历程，从乡下到都市，又从都市回到乡下，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探索生命的着力点。
国一时，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跑路，赖青松被当佃农的祖父带回乡下抚养。
寄人篱下的这一年，他亲身体验：吃一口饭就得做一分工的农村法则。
每天跟着务农，赖青松看到祖父那种双脚踩在土地上的无畏和无惧，
才知道，人和土地是站在一起的，如何对待、它就如何回报。
「我知道自己是什么种，一直在找寻适合的环境，」不能被种在漂亮的
花盆中，野地里赖青松才能成长。
但长大后，他还是不能免俗的要在都市闯荡。在台北，赖青松曾经在主妇
联盟「绿主张共同购买中心」当到副总经理，有时一周工作七天、还副总
兼司机，但是年轻自负的性格，使得他在组织内感觉压迫，终究离开。
之后，他从事日文翻译，但是他挑作品、不喜欢大量翻译，在你争我夺
的都市现实，不争就没机会。赖青松清楚知道这不是他长久想做的工作。
回归乡村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有一年的时间，赖青松过得很不快乐，
「怎么才能找到对的路？」赖青松直觉自己快要崩溃，必须彻底放空去想
清楚，于是他离开职场，到日本念硕士。
念完书后，他再度排徊于十字路口：继续读博士？或者回台湾？如果
回台湾，能做什么？他想回乡下的念头还是浓厚。后来，一位农友
何金富想出「榖东俱乐部」的点子，给了赖青松圆梦的勇气。
由榖东们以一台斤六十五元、一年至少预购三十台斤的方式，
共同成为委托种植事业的合伙人。简单来说，榖东出钱、他出力，
固定薪水让他实现当农夫的梦想而不会饿死。
赖青松拥有五十三岁的何金富所没有的年轻体力，何金富则有赖青松
缺乏的耕作经验，他们几乎是一拍即合。赖青松在宜兰冬山乡一片山脚下
的田里，终于找到生活和工作结合的生存方式。
问赖青松，成天在杂草和烂泥之间，会快乐吗？他的回答是：「
过去我羡慕别人的快乐，后来才发现，原来快乐并不是因为做的事情，
而是因为做的是『喜欢』的事情。」他描述回到乡下的日子，田里头的
事情，就像在玩game，但是没有破关手册，「台风来袭，仿佛子弹打中
我的心脏，」赖青松形容，丰收时就和破关的快感一样爽。这位硕士农夫
乐在其中。
赖青松或杨梨鹤的故事，并非特例。台湾前几年回乡开民宿成为风潮，
到今年一月为止已经有一千七百七十五家民宿，他们选择在林间布置
梦想之屋，取代高压无奈的都市生活。
‧ 回游潮流 越来越多人选择过低薪简单的生活
许多国家也都有人正在找回生活的真正价值。在英国，已经有越来越多
的人提早选择当个「回游者」(downshifter：原意是换低速档，引申为
寻找较轻松而低薪生活的人)。他们不汲汲营营于往高处爬，而选择往
低处走。根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更多的城市居民搬到乡间
去住，更多高薪的专业人员另外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往低处走」
的潮流正在英国蔓延，甚至，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两位助理也加入这个行列，
其中包括他的新闻秘书。
英国人是欧洲的工作狂，根据一则欧盟的最新调查报告指出，英国人
每星期平均上班四十四个小时，比德国人、法国人、甚至是美国人都长。
而且英国也是欧盟国家当中，唯一不愿把每周合法工时限制在四十八个
小时以内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导致越来越多英国人选择退出这种
劳碌奔波、高薪水的工作，宁可去过报酬低一点、但简单一点的生活。
根据英国一家企业及产品资讯研究公司Datamonitor调查，到去年为止，
已经有三百万英国人选择当个「回游者」，其中包括寻找较轻松而低薪
的生活，甚至举家迁居农村等。他们期望从过分忙碌中解脱出来，提高
生活品质，享受「普通人应该拥有，而自己已经失去的乐趣」。
Datamonitor的调查也显示，往低处走的倾向不仅仅是英国人，
而已经在整个欧洲蔓延。目前，全欧洲共有一千两百万人趋向过简单生活，
较一九九七年时成长三○％。
不只在欧洲，过去十年，澳洲的三十岁到五十E岁的成年人当中，
也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已经改变生活。他们有的搬往乡村、有的依旧
留在都市，共同的是，他们不再为工作付出一切，或者从事兼职工作、
或者成为自由工作者。他们获得什么？那是一种巨大而无形的
回馈——高度的个人满足。
澳洲研究中心(The Australia Institute)主任克里夫·汉米尔顿(Clive Hamilton)
针对「回游者」进行研究，他归纳人们成为「回游者」的原因，有的是
想过不太物质主义的生活，有的则是想过接近大自然的田园生活。
当将近四分之一的澳洲人如此，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也有相同比例的人
这样做的时候，克里夫·汉米尔顿认为这将代表一种巨大的变革。
在台湾，都市人想挣脱的渴望也显而易见。根据《花草游戏》
杂志和农委会农业资产交易网在去年八月份，针对北中南三大
都会区民众的电话调查，在一千零七十三份有效问卷中，
有四三％的都市人梦想住在乡下，同时希望放下目前的工作搬到乡下生活。
若以年龄族群来看，意愿最高的是三十五到三十九岁这群人。
返乡风潮从乡下土地热卖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宜兰，去年年中，
宜兰县政府在两个月内就卖出总价二十亿元以上的土地。今年一批
礁溪温泉地拍卖，不但最高价以底价近三倍落槌，甚至还有人包了
两辆游览车到台北参与竞标。
‧ 心境转折要赚「血汗钱」得先跨越心理障碍
但年轻人返乡，最大的反压就是家人。父母都希望孩子能有一份好工作、
好薪水，可以买房子、汽车，这样就是幸福。而黄仁栋的选择令母亲
难以接受：一个硕士儿子，为什么不继续留在人人称羡的花旗银行，
是都市待不下去吗？为何要举家搬回乡下，跑去卖菜！
黄仁栋确实在都市待不下去了。
拥有国外ＭＢＡ学历的他，七年前是花旗银行私人银行部门的一员，
他到现在还记得，当年他打算从消费金融部转战私人银行部时，
面试他进花旗的主管——现任美国运通台湾总经理江丕文说了一句
话：「你要去帮有钱人牵狗啊！」带着雄心壮志上战场，黄仁栋才
发现，帮有钱人牵狗不算什么，若是做牛做马就搞定一切，
日子也不会太难过。但是客户的钱放在他手上，他开始了半夜经常
吓出一身冷汗的日子，「数字大得太恐怖，」他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够强，
玩不起这么大的金钱游戏。有了小孩之后，一股冲动让他决定搬回乡下
老家。
没有规画，黄仁栋并不确定自己回乡能做什么。看当时景气不错，
以三年一千五百万元，标下一栋新竹科学园区附近改建的大楼，
楼上出租，一楼干脆自己做生意。翻阅国外资料的过程中发现，
欧美有机食品市场近七年来每年都有两位数成长，黄仁栋决定做
有机超市。
可是他没有任何专业背景，什么是「有机」都不清楚，于是一个人
从宜兰到屏东、西部到东部，拜访超过一百个有机农场。在台东，
跟着种玉米的原住民观察虫子吃雄蕊；在明德水库上游，沿路观察生态。
从一个不知农村样貌的都市人，深入了解有机作物生产过程。另一方面，
他也到美国、日本去上自然农耕、有机食品等课程，甚至拜访国外有机
农场，再把技术带回来和台湾农友交流。
有机超市「柑仔店」正式开业才是真正考验，开业后至少两年，黄仁栋
每天都得推一大车蔬菜回家。因为有机蔬菜售价高、民众接受度不大，
为了让客人了解有机蔬菜的内涵，黄仁栋自己站上第一线卖菜。他不是
害羞的人，过去对客户做简报也能振振有词，但是卖菜，这是很高的心
理障碍。明明应该是调度千万资金、赚取大笔佣金的人，现在却为了
三十五元一把的蔬菜，向婆婆妈妈解说得满头大汗。
目前「柑仔店」已经扩展出五家分店，一年营业额一亿二千万元，
打拚七年，去年才终于大致打平。曾经有过的优渥生活，难道不怀念吗？
黄仁栋说，很难想像回去过以前的日子，现在虽然没钱出国度假、
也没钱买房子，但是每天骑着脚踏车迎向晨曦，看着屋外一大片油绿绿的
稻叶随风摇摆，轻松的心情无以言喻。「压力还是很大，但至少每夜都能
睡得安稳。」他说，这就是最难得的幸福。
每个人在不同阶段，心理状态不同，需求不一样，对幸福的定义也会改变。
一九五四年，身为人本心理学中流砥柱的马斯洛(Maslow)出版了影响深远的
钜着《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中译名：动机与人格)，由下而上，
把人类的需求层次分为金字塔五阶式人格理论：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被归属、接纳的需求，到自尊心需求，以及第五阶段的自我实现需求。
贫穷时候，期待的是有一口饭吃的幸福。当物质生活不虞匮乏后，
工作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两者就常会在许多生命的个体中，
产生对话：到底是为工作而生活？还是，为生活而工作？于是，
人类潜藏的乡村性也冒出头。
‧ 价值重建 山顶并非每个人最后必达之处
于是，越来越多乡村性(rurality)较强的人选择回乡。谢雨生解释，
就像是一颗种子，在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有机会接受到乡村的
环境价值，包括人际互动、文化、价值观等，都会内化成为个人特质。
事实上，谢雨生说，乡村性和都市性在人的身上是并存的，只是互有
强弱。乡村性较强的人，可能比较不耐都市的高压和烦躁，自然比较
倾慕乡村的种种。
何立德也算是乡村性较强的人。三年前，他辞掉台北的工作，回到临近
基隆的深澳渔村，租下一间破房子，改装成旅游服务中心，开始小本创
业梦。但摆脱西装、领带后，何立德才发现当初想像的快乐渔村气氛，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但他还是选择所爱，希望尽己之力改造渔村。在长
达五个月不出海的日子，他接下政府单位的计画，跑遍全省各地，甚至
绿岛、兰屿的渔村，去教当地人如何做旅游包装、社区营造。回到乡下
后，他重拾工作的热情。
虽然自己也才刚刚开始，但何立德相信，每个渔村都能包装出当地特色：
「全省有八百多个渔村，只要每个地方都有一个阿德，这个渔村就有希望。」
何立德说，许多人身上都有回乡的因子，用心的地方就是你的故乡。
女儿已经上大学，超过五十岁的廖鸿基算是乡村性很强的资深返乡人，
他在三十四岁时找到他的原乡——海洋。他放弃县议员助理的工作，
放逐自己到海上当个「海脚」(船上最低层的徒弟)。花了好几个月才
克服一上船就晕吐，也学会在海上如何食衣住行。静静望着远方，
大海令他沉静，廖鸿基厌倦的人际纠纷、家庭冲突，在海上统统没有。
廖鸿基只有高中毕业，也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放逐了五年，
他知道自己已经回不了陆地，大海开放了全身的触角，他没受过
文学训练却开始写文章，最后还集结成书。但他也同时注意到海
洋病了，开始投入鲸豚调查，更在一九九八年成立黑潮基金会，
召集一群年轻人共同投入海洋生态保育。对廖鸿基来说，海洋提供
了心灵养分，「用世俗的财富来看我是不合格的，但我的心灵和大
海一样丰美。」
开着一辆三手的红色小货车，赖青松光着脚丫踩油门，他说：
「我的青春敢拿来花用！」这位硕士农夫不只是劳力付出，也用
他的笔亲手绘写，每个月一张简单的刊物，让吃米的「榖东俱乐部」
榖东们都能了解土地上发生的种种。赖青松似乎找到自己生命的着力
点：「当农夫我只是三等，我做的是人和土地间的翻译！」
传统的价值观告诉人们，想出人头地必须奋力往山头爬，然而，
难道山顶是唯一目标吗？如果拐个弯，山涧里、树林间，不也都
可以安身立命，找出一条归返心灵原乡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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