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走過的都不是冤枉路

回頭，搜尋所謂「生涯規劃」的痕跡，我在每一個生命轉彎的地方，在時光流逝中匆匆，都看見一本書。

我在打開那本書的時候，無意間發現扉頁中抖落的地圖。

一張隱形的地圖。只有我用幻想的眼睛看得見的地圖。地圖上描繪著用想像力當柏油鋪成的道路。那些路隨著時間化成實相，交給我的足跡，一步一腳印，我走時有時千辛萬苦，有時以為自己迷了路，有時覺得自己離了「正道」很遠。

但都不是冤枉路。

因生命中並無冤枉路。如果，心，並不想喊冤。

我看了朱天心的《北一女三年記》後，燃燒起一種雄心壯志，我想，唸一個高中如果就可以寫一本書，如果三年生活值得用雕欄玉砌的文字來描述，那一定是個值得唸的學校。

幻想我用憲兵般昂揚的步履踏進瓊樓玉宇般的第一學府，然後到荷花池邊談戀愛，一起數荷葉上掉落的露珠，幻想自己是纖弱優雅的少女，有人在黃昏日落時吟誦著我的名字。

想起從前的幻想，雞皮疙瘩掉了滿地。

牯嶺街的破落宿舍和群體生活首先擊碎了我的幻想花瓶，當時嚴苛的校規、競爭的壓力和教官像掃帚一樣，隨著把我的碎玻璃掃進垃圾筒裡。

想想當初確有很多「生命中不能忍受的情事」，當我看了楊照的《迷路的詩》，看他寫高中生活也寫成一本書，被我封鎖已久的過往又血脈活絡了起來。

我怕憶舊，因為我以為，會說當年勇的人一定老了。

我怕的是老。怕白頭宮女在、閒話說玄宗，總有一種花落葉凋的淒涼。

怕的或者不是老，是淒涼。

《迷路的詩》中，楊照說他們建中校刊社學生曾模仿莊子的筆調寫了一篇短文，把「北一女的新書包沒水準」藏在文章裡，引發校史上空前絕後的校刊回收事件。

我覺得很好笑，因為我也看過那篇文章，因為那年我背的就是那個空前絕後被嘲笑為沒水準的新書包。

哈哈，因為我也覺得很沒水準。而且覺得寫文章罵我們書包的人真有水準。

我的北一女三年記寫不成一本書，當時呆頭呆腦的我，根本不是叱風雲的學生，我要適應的問題多如麻：

英文老師在課堂上講解全用英文，百分之九十的時間我都在鴨子聽雷。上高中前我根本沒使用過英文字典，你相信嗎？我只是能「看」英文，對於講和聽，一竅不通，簡直是聾子。後來鼓起勇氣問同學：「你們沒有英文聽力方面的問題嗎？」「怎麼會？」我的同學說：「老師講得那麼慢……」

數學課，比鴨子聽雷還慘。我根本像隻天生就盲眼的地鼠，在潮濕的沼澤中載浮載沈的爬行。老師問懂不懂啊？我只能呆呆看著前後左右的同學在猛點頭。

要學習完全照料自己，自己洗衣、覓食，在宿舍裡一被八十二歲的女舍監看不順眼，就會被罵得狗血淋頭，還好她鄉音甚重，搞不清楚她在罵什麼。

我們被統稱為「外地生」。這個名詞本身並沒有特別意義，不過，同學講什麼你聽不懂會被視為理所當然。因為你比別人土。我在高一時，我第一次知道有「空中英語教室」和ICRT電台，我很驚訝為什麼同學們會唱英文歌。

就連拿手的國文課，也上得很難過，國文老師老是語帶譏笑的認為本省籍同學發音不標準、文章寫得不好、家教一定不如外省籍同學得天獨厚。她總不叫我的名字，只叫號碼，彷彿我是囚犯，書背不出來就罰站。體育課是絕對頭痛時間，留著一頭斑白直長髮的體育老師天天說，哪個項目不及格就別想畢業。

根本沒有娛樂，沒有時間也沒有錢娛樂。有一種最無聊的娛樂叫「排字」，就是國慶日或重大節慶時全部同學奉命當人牆，旗子一揮就把手上的色板換顏色，排蔣公、國父遺相啦、雙十號誌啦。在總統府門口的我們，一到國慶特別忙，我記得有一年還戴著綠帽子（綠色的傘帽）到總統府前排圖形，一站站三個小時，昏的昏，倒的倒，元旦還要參加清晨的升旗典禮，「蔣總統出來了！」人群興奮的大叫。那是蔣經國最後一次的元旦升旗講述。說了什麼，我忘了，但那時群眾彷彿沸騰著一種情緒：你若還能出來說話，我們的國家就有救了。

不適應的隨著時間推移，全適應了，但一種寄人籬下的蒼涼很難拭去，只是隨著成長的軌跡變淡了。

畢業很多年後遇到同是「外地生」的朋友，說起當時經歷。老實說，想來還是很苦。「教我再重來一次，打死我算了，」朋友說，我會心的笑了。「可是也學到了不少東西，對不對？」

對。這樣的北一女三年，給我一些獨特的經驗。

使我比同年齡的一般女孩懂得靠自己克服困難。

獨立，變成理所當然應該具備的生活能力。

量入為出，絕不寅吃卯糧。

我會告訴自己說，新環境，一下子妳就會適應。

了解生命中有許多瑣碎情事要處理，除了讀書；與「生活低能症」絕緣。

明白成功是最好的報復。只叫我號碼認為本省人語文能力不佳的國文老師，現在，如果還記得我的話，不知道會不會承認她這樣對待過我？我知道，當別人看不起你時，「賭爛」是中了計的下下策。由於我的「不服輸」，她也成為一個給我隱形地圖的人——她用的是激將法吧？但無論如何，使我往前走。

這位國文老師兼任當時的班導。那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了。她對我們曉以大義之後，在作文課要我們就此事件發表觀感。

還是戒嚴時期，作文課題目常是愛國八股，令人煩厭。

我決定寫點不一樣的。我記得我寫的大概是如下的意思：如果蔣公對日本人都可以「以德報怨」，為什麼對自己人要這麼嚴苛呢？只不過是上街遊行，民主政治就應該包容異己……

老師用紅筆把我的作文全篇打叉，寫了大大的零分。馬上打電話給我爸爸，請他到學校來，跟他說，他女兒思想有問題，而且不合群。

我爸走後，她叫我進辦公室，對我說：「給妳零分算對妳客氣，我沒把妳的作文交給警備總部，妳應該感激我！」

我一直很感激我爸採取的態度。他對我的那篇作文，一句話也沒說。當然也沒有照老師的話指責我。他把他到學校的事當作完全沒發生過。

升高二時我感覺自己開始在談戀愛，現在想想，其實離戀愛很遠。如果戀愛應該是一碗雞湯，當時的戀愛感覺，不過是加了一點點味素的清水。

在暑期活動時，我認識了一個建中校刊社的。他第一次寫「情書」給我時，我一連三天都像躁鬱症患者。翻遍陸小曼與徐志摩的情書，慎重的回了信，然後我就感覺，我終於有男朋友了。男朋友這三個字，對於「民智未開」的我來說，簡直是終身大事。

我們很少見面，他一、兩個月才會打電話到牯嶺街宿舍給我。每次見面他總是一副狂狷少年的樣子，告訴我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尼采如是說、叔本華如是說、佛洛依德、柏拉圖如是說，希臘古巴如何，惠特曼如何。

以上這些人是誰，我那時根本從沒聽過。我對他的博學簡直崇拜得五體投地，後來發憤啃書的熱烈情況，只能以「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形容之。

他對我影響深遠，雖然他不是故意的。只因我到底有一口氣在，不願被他看成小白癡。

我記得有一次他興致勃勃的拿了一本建中青年來給我「拜讀」，上頭有一篇他的萬言小說，一篇愛情小說。他說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在重考高中時，和「女朋友」愛得如火如荼。

女朋友？那我，又是什麼？

這個問題我沒問出口，只是優雅一笑，一背過臉，感覺中已「肝腸寸斷」了一萬次。

我躺在搖搖晃晃的鐵板床上層，藉著微弱的燈光看完他的小說，不只看一遍……基於自尊，我認為那篇小說爛透了，有什麼難？我也會寫。我含著滿眶的眼淚很爭氣的對自己說。

有什麼難？我也會寫……當我開始寫第一篇小說時，我全無新手上路的羞澀徬徨。

像小小的火星點燃一整片雜草茂密的莽原；藏在心靈某處未開發的荒原被火光照亮。火光滅後灰燼殘留，正是播撒種子的沃土。

升高三時他拿了一本《丹諾自傳》給我，對我說，有為者亦若是。但他並沒有告訴我，英美法系跟大陸法系是不一樣的，在我們沒有陪審團的法庭中，律師能為當事人多講幾句話就該偷笑，哪有可能以淘淘不絕的口水翻雲覆雨？

我因《丹諾自傳》，跟他約台大法律系見。我們共同的第一志願。從此，不到放榜不見面，他說。他高三下學期因曠課太多辦了退學，在家中自修。放榜後我在另一所國立大學的法律系上看到他的名字。他說他已心滿意足。上大學後我們更沒有聯絡，我忙著當新鮮人，迎接「苦盡甘來」的生活，好逑者處處都是。我懷疑我根本沒談過真正的戀愛，和他。他把所有的信還給我。

聽說他大學只唸了一學期，因為每天只打麻將不上課，被學校勒令退學，當兵去了。三年，杳無訊息。在我的記憶裡幾乎已不再現身。

一個人的歷史中，若有一個沒有什麼血淚交集，卻改變了你一生道路的朋友，總是幸福的。有時我會懷疑，這樣的人，是上天指派來送給你隱形地圖的天使。或者，有些天使藏在書中。有些天使，有時也會惡作劇，給你一個錯的指示，但卻是必經之路。

他看過我的小說嗎？有時我會在想像的棋盤裡做著各種假設。

他快樂嗎？

還以狂狷自許嗎？到底曾經愛戀過我嗎？

有白頭髮了嗎？還在看些什麼書？他結婚了吧？有孩子了吧？他，還活著吧？在我們有限的人生中，是否還能相見呢？

他會看到這篇文章嗎？

有什麼難？我也會寫——他會這樣說嗎？

答案並不重要。

有沒有愛過也不重要。

凡走過的都不是冤枉路，如果我仍能微笑。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