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1.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的衛星研製人員正在聚精會神工作。
圖 2. 11月26日，中國國家航天局正式公佈嫦娥一號衛星傳回的第一幅月面圖像。
每次火箭到靶場的時候，孫岳都特別緊張，生怕出問題，不過他說，“壓力逼得你只能去想辦法解決，根本沒有時間想別的事情。”儘管壓力那麼大，但孫岳說：“我還是愛這個工作，沒有後悔自己的選擇，沒有羨慕過別人。”
在“嫦娥”研製隊伍中，有不少像孫岳一樣的年輕人。中國繞月探測工程總指揮欒恩傑介紹說，繞月探測工程有近百家單位萬餘人參與其中，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團隊。這支隊伍有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年輕人多。
30歲不到的主任設計師，30歲出頭的總體設計師，40歲出頭的總指揮，隨著嫦娥探月夢想成真，各個系統的年輕頂樑柱走入了公眾視野。
時勢造英雄
在這項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航天工程中，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嫦娥一號”衛星研製團隊40歲以下青年佔71％左右，平均年齡不到30歲；托舉“嫦娥一號”衛星升空的長征三號甲火箭發射試驗隊共188人，40歲以下人員占到60％以上。
龍江，34歲，“嫦娥一號”衛星副總指揮；孫澤州，37歲，“嫦娥一號”衛星副總設計師；饒煒，36歲，“嫦娥一號”衛星總體主任設計師；岑拯，43歲，長征三號甲火箭總指揮；陳閩慷，35歲，長征三號甲火箭總體主任設計師……這就是“嫦娥”隊伍中的“少帥軍團”。
是什麼讓這麼多年輕人站在了重要的一線崗位上？ “是歷史把我們推到了舞台上。”長征三號甲火箭總指揮岑拯說，“在這個領域，我們上面都是60多歲的一代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人才斷層，接下來就是三四十歲的年輕人。”
岑拯是湖北浠水人，1989年從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後進入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一院工作，2004年開始擔任長三甲火箭總指揮。 “當時也挺突然的，本來我是副總設計師，按常規晉升的話應該是總設計師，然後才是總指揮，後來領導決定，就一步到位吧。”
除了“文革”造成至少10年的人才斷層，20世紀90年代，航天人才也流失了一部分。那時由於市場經濟的初步勃興導致收入分配製度嚴重失衡，在那個被形像地稱之為“腦體倒掛”的時代，確實有無數的案例證明：“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
黃欣今年36歲，是領銜攻克紫外月球敏感器技術難題的副主任設計師。他說，1994年他參加工作那陣子，一些技術人員紛紛放棄了清苦的研究工作，跳槽、下海，跑到南方去經商。 “所以現在50歲左右的研究人員很少”。
另外，近些年來，型號多、任務重，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明確規定：在型號研製隊伍中，35歲以下年輕人要占到1／3以上，對政治素質好、業績突出的優秀人才要大膽使用，破格晉升。這種機制給年輕人提供了展現自己的舞台。
“嫦娥一號”衛星副總設計師36歲的孫澤州說，他1992年來到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時，型號少、工作量小、任務輕，年輕人很難有機會。 “這些年型號任務多了，大家承擔的任務也重了，對每個人來說，機會都多了。”
越是不好走的路，越想走一走
國際上走在深空探測最前沿的國家，進行月球探測的第一步往往選擇“撞”或“掠”，就是利用撞向月球或者從月球身邊掠過的時間，對月球進行基本的探測，而“嫦娥一號”衛星的起點是“繞”。
以前研製資源一號衛星時，有不少經驗豐富的老同志坐鎮，而“嫦娥”研製隊伍以年輕人為主，大家的經驗都比較少。
“越是不好走的路，就越想去走一走。”孫澤州擔任“嫦娥一號”的副總設計師時才33歲，他坦言，剛當副總設計師那會兒， “心裡總打鼓，原來我幹測控工作，現在當副總師，很多專業領域還不熟悉，感覺還要補課。”
就一次航天任務而言，可靠性永遠是被擺第一位的。因此，每次航天任務的絕大多數器件都是繼承以往成功的工藝，只有在保證萬無一失的前提下，才會允許創新。當然，哪怕只是一點兒微小的創新，也要經過最苛刻的檢驗。
但這次在“嫦娥一號”衛星上，有一個器件卻是一件嶄新的產品。不單是在我國，它在世界範圍內也是第一次被使用，它就是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控制與推進事業部光學敏感器研究室研製成功的紫外月球敏感器。
“人是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光學敏感器研究室主任盧欣說，2004年2月，“嫦娥一號”衛星正式立項，光學敏感器研究室正式接到了研製“嫦娥一號”衛星控制分系統光學姿態敏感器的任務。領導班子經過反复考察決定啟用新人，任命年輕的高級工程師黃欣和武延鵬分別擔任兩支研製小組（紫外月球敏感器和中等精度星敏感器）的主任設計師和副主任設計師。
“搞新東西，絕對不會輕鬆，只有充滿荊棘的路。”36歲的黃欣說，他們團隊在研製道路上就碰到過大麻煩。
紫外月球敏感器的成像器件是CCD，當黃欣他們按照英國CCD生產商提供的器件手冊設計了電路後卻發現，根本無法成像。
“那是他們公司的新產品，他們的技術人員也不知是什麼原因。”黃欣說，從2004年1月到7月，他們整整攻關了7個月，最終解決了問題。
經過反复摸索，他們還充分運用了CCD所有功能，並使CCD最短曝光時間縮短到只有幾毫秒甚至更短，將曝光時間調整範圍擴大到了120倍，全面滿足嫦娥一號衛星的使用要求。 “我們告訴英國生產商如何解決問題後，他們都感到非常驚訝，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2006年12月，紫外月球敏感器、中等精度星敏感器等關鍵部件在預定期內成功交付。此次“嫦娥一號”衛星上，這個研究室貢獻了16套共17件產品，並有多項創新。而這個研究室64名成員的平均年齡只有33歲。
“按照國際同等水平，關鍵部件的研製從原理到應用至少需要五六年時間，但他們僅用了3年就完成了任務。”該研究室書記楊濤說，年輕人就是喜歡挑戰，在挑戰中他們挑起了大樑。
麻煩隨時會冒出來
當衛星在環月過程中隨月球進入地影時，太陽就照不到衛星上，衛星就失去了能源和熱流。 “嫦娥一號”衛星處在陰影區有可能會長達5個多小時，月食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衛星會被凍僵。
此外，月球紅外還有可能將“嫦娥一號”燒壞。月食和月球紅外這兩個難題對熱控系統提出了考驗。
為了解決這個以前被忽視的問題，“嫦娥一號”衛星熱控主任設計師邵興國嘗試使用三隻艙外安裝的U熱管，對衛星上安裝兩蓄電池組艙板進行熱耦合設計，同兩艙預埋的熱管形成耦合熱管網絡系統。
這是首次在衛星熱控設計中採用的技術方案，但已經來不及在初樣試驗中進行驗證。邵興國帶領其他設計人員多次深入熱管生產車間和熱管裝配車間，一起解決工藝問題，最終在正樣熱平衡試驗中得到了驗證，解決了這個難題。
月食問題也讓“嫦娥一號”定向天線分系統的主任設計師孫大媛遇到了攻關難題。
之前的天線都是單軸的運轉模式，無法適應“嫦娥一號”衛星的特點。孫大媛和同事查閱了大量資料，做論證、試驗，最終設計了雙軸天線。然而，就在初樣轉正樣的時候，麻煩來了。零位傳感器原定可承受的最低溫度是零下50攝氏度，而在月食期間最低溫度可達零下65攝氏度。此時，距離最終評審只有1個月了。
孫大媛跟同事開始重新考慮，以前的設計中散熱措施比較多，現在以保溫為主，把零位傳感器能包裹的地方盡量用特殊材料包裹起來，保證溫度不會太低。
他們爭分奪秒，直到開初樣轉正樣會的那天，試驗結果出來表明符合要求，才終於鬆口氣。
技術落後，只能拼人力
這群年輕航天人的繁忙程度，是出乎很多人想像的。
孫澤州有個原則，當天的工作當天完成。初樣工作量大，如果出現意外，就要忙下半夜。 “有時候晚上10時下班，大家會覺得下班挺早啊！”
從2003年開始，孫岳進入了工作以來最艱苦的階段。這幾年每年“五一”、“十一”他都沒有休息過，春節也就只能休息三四天。工作也不是做完一個再做另一個，往往要同時開工。
記者採訪火箭發動機副總設計師段增斌時，他剛做完一個實驗，由於工作程序很緊，他前一天晚上忙到了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又開始忙活，一直幹到下午2時15分，午飯沒來得及吃，還要開會討論，繼續實驗，又一直做到很晚。 “不要說吃飯了，忙起來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
武延鵬2004年剛從清華大學博士畢業，今年才30歲。為保證他們團隊研製的中等精度星敏感器視頻電路的成像效果，他每年都要隨研究團隊前往河北省興隆縣觀星站做整機觀星試驗。
觀星站設在山頂，海拔近千米，條件很簡陋。為了觀星方便，還要在開放式屋頂下工作。在冬天，室外氣溫接近零下20攝氏度，山風又大，“凍得溫度計都不顯示了”。年輕的科研人員穿著棉大衣，常常從晚上七八點幹到第二天清晨5點。有一次，武延鵬在大衣兜里揣了瓶礦泉水，拿出來時都凍成冰塊了。
五院總體部綜合測試中心，承擔著“嫦娥一號”衛星整星綜合測試系統方案設計任務。經常進行的模飛測試及大型試驗，少則幾天，多則半個月，整個系統都不能斷電。綜合測試分系統崗位多、人員少，有的崗位經常是兩班倒，工作12小時，休息12小時。夏天電源設備的發熱量又很大，使得原本就很緊湊的測試廳如同蒸籠一般，時間一長，連喘氣都費勁兒。值夜班的人為了防止自己打瞌睡，不得不使勁兒喝咖啡。試驗任務圓滿完成後，很多科研人員的生物鐘被打亂了，感到疲倦卻總也睡不著。
2006年春夏之交，整星熱試驗開始，饒煒有時24小時都不休息，時刻關注跳動的數據。 “如果有一刻不盯著，心裡也覺得特別不踏實。工作不順利的時候，一連好幾天都做同樣的夢。只有最後把問題解決了，心情才會輕鬆。”
黃欣說：“‘嫦娥’任務技術難度大，型號多，因為國內科研技術水平相對而言還比較落後，我們只能拼人力。技術手段差一點兒，就要靠多投入時間、精力，盡力做到更好。”
愛國大於愛家
過了3個本命年的黃欣還沒有小孩，只因為他妻子也和他一樣，都是航天人。
“本來我們在2005年的時候就計劃要個孩子，但那正是“嫦娥一號”任務最緊張的時候，我們都忙得不可開交，所以一直耽擱到現在。”
黃欣的妻子在製導導航控制分系統工作。在“嫦娥一號”發射前兩個月，她就去了西昌衛星發射中心，10月1日從西昌回來在家待了3天，又一頭扎進了北京航天飛控中心。從那以後，他們倆在北京航天飛控中心見面的次數，遠遠多於在家見面。
“兩邊的父母雖沒把這個事情掛在嘴上，但我們能感覺到，他們比我們更著急。”黃欣說，“嫦娥”任務完成後，會有一年的時間相對寬裕，到時候就準備要小孩了。
37歲的胡劍平，是“嫦娥”語音存儲裝置負責人。 2005年12月，上級單位決定在“嫦娥一號”衛星上安裝語音存儲裝置，並要求在兩個月內完成樣機，4個月交付正樣產品。臨時受命的胡劍平就說了一句“保證完成任務”，就克服了重重困難，準時交付了正樣產品。
岑拯說，2000年前，每次發射任務，他都要出去兩個月，孩子只好讓爺爺和姥爺帶。現在型號多，高密度發射，他經常有半年時間要待在外面，更難照顧家裡。 “這種狀態不是我個人的，整個航天隊伍都是這樣的。”
五院的科研人員戴居峰，孩子剛出生不久就去了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他想看孩子，只能讓同事幫忙拍DV。
他的岳父曾經對此非常生氣，哪有忙事業忙到小孩都不顧的。戴居峰因保密要求一直沒有向家人透露他從事的具體工作，後來，當岳父知道他在為“嫦娥一號”任務工作，異常激動，連聲責怪他為怎麼不早說，要他安心在基地工作，說家裡一切都會照顧好的。
邵興國覺得，國家培養這麼多年，需要航天工作者自覺自願投入自己的精力。 “我一直覺得這是職業所在，職業要求必須做好自己的事情。”他認為，從事航天事業對國家、人民的貢獻體現得比較直接。 “工作是普通的工作，也沒有多崇高，但工作本身對社會影響比較大。儘管工作比較累，還是有這個信念支撐。”
“我聽說，我們國家能夠買到的搞不好，引不進來的東西卻基本上能搞上去，比如火箭、原子彈等，其實都是逼出來的。”段增斌說，老一輩科研工作者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鼓舞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蹟，“我們的發動機承擔過104次航天任務，保持著100％的成功率，動力系統這麼複雜，我們都能做到首屈一指，獨此一家，沒有點航天人的精神是不行的。”
11月26日，在中國首次月球探測工程取得圓滿成功之際，新華社發表評論說，從“兩彈一星”、神舟系列載人航天工程到“嫦娥一號”工程，持續不斷的自主創新，催生了一支能夠站在世界科技前沿的高素質科技人才隊伍。一大批年僅30多歲的業務骨幹在探月工程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航天事業未來的希望之所在。 （中國青年報崔玉娟/葉鐵橋/趙飛鵬/李松濤）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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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科技落後的原因是起步比別人晚了50年，
而不是智商或者受教育的程度！
中國人和猶太人都是飽受屈辱的民族，注定我們要適應更惡劣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