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茂桂

　社会学者张茂桂，今日从纪录片<石头梦>与相关作品里的老兵流离经验叙起，抚触此一时代性的集体伤痛，以及台湾族群问题的隔挡之石。 —— 编按

　胡台丽的新纪录片《石头梦》即将上映，我有机会先睹为快。这是关于一个老兵晚景的故事。纪录主轴，沿着三十多年前陈耀圻所拍的《刘必稼》（1965）这个中年人，现年约八十岁的生活而展开。（当时陈耀圻正在学拍电影，他用在花莲「开垦大队」挖石头的刘必稼，拍了台湾电影史上第一部的个人纪录片。而刘必稼成为片中「典型而善良的中国农民代表」（陈耀圻语）。

　话说这位飘洋过海到台湾，辛苦大半辈子的刘必稼，当年因为家乡抽壮丁，十几岁就跟着部队离开老家，经历战争的洗礼，没想到一去四十多年。他曾经先撤退到越南，又分发到台湾各地，然后落脚到东部木瓜溪溪畔，和退伍弟兄开发河川地，与溪谷中大大小小的石头奋斗了下半辈子，克服贫困，娶了原住民为妻，最后靠政府放领的一甲地以及一年四、五万元的补助，就在一个族群通婚普遍、大家和平共处、看来多元融合的村子里安顿。故事原来就该这样结束了。试想一个老兵解甲归田，得以含饴弄孙的景致，多么符合社会对于一个苍老流浪者终得归宿的期望，也多么符合社会对族群和解的企盼。

　但是故事的张力却不得不朝向另外的可能发展。刘必稼的心境，和千千万万的流浪故事相似，从被迫离开家的那一刻开始，所有走过的地方都像是「临时」的。一个在农业社会长大，个性逆来顺受的庄稼汉，台语说「种田人」，他们对于家乡的魂牵梦萦，远超过工业社会现代人的理解与想像。即使新建了客厅、立了新的祖宗牌位、盖了新的庙宇，他那时而感觉「要回家」的灵魂，依然不得安稳；他人的形体在这里，他的物质亲情也都在这，甚至之后的骨灰也将在这，但是他的心，却还在徘徊；一受到u撼动」就想起了家乡。比如当凝视广阔田园的景色时，或者唱一首轻快小调〈采槟榔〉之后，他仿佛能立刻嗅到空气中仍时时飘来「老家」和「不如归去」的召唤。

　片中这场「大撼动」，发生在刘必稼的原住民老妻因病过世的时候。一时之间，刘这个再度孤独的老人的「家」到底在哪里，又成为一个大家关心与讨论的话题。他的「家」会是这住了四十年的木瓜溪畔，那个熟悉但又蕴含各种「文化杂汇」的新村吗？还是他那千里路外的弟弟、哪同样是既亲切又陌生的「老家」呢？他要去哪里安养余年，哪里才是最终的归宿？哪里才是儿家呢？甚至连胡台丽也忍不住问：「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什么「什么打算」？台湾如果是他自自然然的家，人们为何还要问「那接下来」呢？众人的七嘴八舌对话，夹杂着泪水，就在苦劝他不要回中国，以及他自己一直说「太累」、要回中国去「休息、休息」的念头，之间拉扯着。

　这个问题或者可以用子孙后代来协助，用血缘关系，祖宗崇拜的仪式，将浮动徘徊的心自然安顿下来。而片中的刘必稼也可以冠冕堂皇地做所谓「来台一世祖」。但是，原来，刘的「儿子」，并不是亲生的，他们有法律关系但是没有血缘关系。刘必稼结婚时是孤儿寡母一起娶进门来的。

　刘在「儿子」的眼中，是那个像牛一样工作，难以理解的「父亲」。只见他笨笨地种地，一直种地，穷困一辈子，还死守那价值菲薄的一甲地，顽固地「不卖」！的确，刘只懂得搬石头、挑石头，因为石头是种田人的天敌，而田地才保证了踏实的存在，且是要留给后代子孙的。但是年轻人看到同样的石头，却是看到可捡拾、可雕琢切割、可带来虚荣、带来偏财的「玫瑰石」般的机会，至于种田则感觉更是落伍、全无兴趣。这一对不怎么投缘的父子，因而在刘必稼的老伴过世后，问题终于更加台面化，三代同堂的美景，突然面临曲终人散的问题。

　那么刘必稼的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呢？胡台丽好像处理了但是也好像没有处理。或许换成是她自己，她终也将无法决定；形体在这里，理智与所谓的「认同」固然也都在这里，但是「这里」好比一直仍然是临时的，是不得不如此的。而那个人的心，仍然是不踏实的。

　这部片子的手法相当含蓄而感人，故事其实不只在说刘必稼一家，而是大时代的小人物的故事。在村子里表面上热热闹闹的族群多样性之下，还有其他类似的家庭与夫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小人物的挣扎，是多面而且有深意的。但到最后片子必须收尾，胡台丽「试图」引导刘必稼说出：「对，我当然也是台湾人啰。」坦白说，我是不赞同的。因为这样结尾，太轻描淡写了刘必稼庄稼汉，晚年丧偶后的寂凉，以及那种临时的，与原来的故乡间的挣扎，以及难知所终、不知以后的沉重。

　片中刘妈妈回忆还「年轻」时的刘必稼，如何辛勤地表演自己的体力，证明自己年纪虽然大，但可像牛一样耐操，刘的目的，只是要能娶这个老婆成个家，以及要收养那几个小孩的往事。（十七世纪从唐山来台湾的「罗汉脚」，不也是类似入赘了平埔家庭吗？）事实证明，刘对这一家孤儿寡母的衷心，是让他们一辈子也感动的。

　刘必稼诚恳朴实又守贫的图象，让我想起已过世的柯旗化写的《台湾监狱岛》中，他对于外省人老兵的一些描述。比如他说：「退伍的外省老兵，不少人去当公司的守卫或公寓的管理员而暗中监视台湾人。也有不少人派到学校去当工友，即使偷懒，校长也无可奈何。」……「住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兵们，不必在战场上冒着生命的危险，每天闲游却支领高薪，安分而愚直的台湾人直到今天仍拚命地工作又纳税养这些像寄生虫的老兵，也就是国民党政权保镳的帮会成员。」……「老兵退伍时，可领到百万元以上的退职津贴。他们有不少人就以这些钱取台湾人贫穷家庭的姑娘，或贫穷高山族原住民姑娘……」

　柯旗化所说的定可以找到许多事证依据，但是，他的描述却很难用在刘必稼的身上。或许说刘必稼以及片中他的几个退役同僚，大概是特例吧？如果这样，那么柯旗化的遭遇应该也是。

　柯旗化出身劳工家庭，父母都不识字，早年受严格的日本教育启蒙，养成他刚直分明、嫉恶如仇、又有正义感的个性。他曾目睹国民党军队接收的腐败，以及二二八事件带给台湾人的灾难，他原来可以把头偏过，安心做好他的高中英文老师避祸。但是在那个「宁愿错杀一百也绝不轻易放过一个匪谍」的残酷时代，一件原本小小的交友间的牵连，一些年轻人对于时事的意气谈论，但却接二连三造成柯旗化整个人生以及一家五口的大灾难。从泰源监狱到绿岛管训，柯旗化坚硬不认错妥协的性情让他受冤狱前后整整十七年。他在狱中曾经被打、被虐、被洗脑，甚至像他这样的汉子，也有受不了亲情煎熬，受不住屈辱，想用自杀来了结一切的片刻。

　柯旗化所遇到的外省人──中国人，在书里所呈现的，无非都是无礼粗鲁、奸诈残忍、自私迷信、走后门、假公济私、欺负台湾人、强奸妇女，可以说没一个好的。而在他那个被暴力所困、所扭曲、没有是非的世界中，也不可能存在像刘必稼这样的淳朴善良、逆来顺受的庄稼汉。即使存在，柯旗化恐怕也无法体会到这个人终其一生和石头奋斗，说不清楚是被动还是主动，就在台湾落地生根，最后却难知所终的问题。

　看完《石头梦》，我们了解刘必稼心中有恒久难以放下的包袱，看完《台湾监狱岛》也了解到柯旗化心中的另外一种包袱。而我们很难想像如果他们相互遇见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刘必稼有可能认知到柯旗化的痛苦吗？他能表示体会与同情吗？或者，能理解台湾为何「必须属于台湾人自己」的那种呐喊？
不久前，有学者特别提出，晚近以来，台湾人、中国人之所以不能和解，或者说，「大和解」屡次失败的问题，是双方「心里结构」的差距。这种「心里结构」的差异，来自不同的历史记忆，来自不同的生命经历，也来自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比如双方对于日本，因为战争，对于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期待，常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还有，对于自己父母、家族的历史经历，也有对立的评价。这种结构，同时受到殖民以及冷战的作用，双方有基本的冲突，无法化解。

　这样说来话长，事情或许没有那么复杂。不能和解的原因，一大部分就是我们拒绝承认对方苦难的真实性。用心理学最简单的术语说，就是自我中心、个人偏见。我们人的认知，多倚赖自己的局部经验建立，我们倚靠这样的局部认知知识求生存，合理化我们的存在与意义。从切身利益以及有限的观点来推论到更遥远的整体，这是一种认知上的惯性。我们的谬误，是在假定别人的世界，应该也和我们的一样，而不能看见自己经验的有限性与错误，也不容易看见别人所看见的世界。如果不知道别人的痛苦就算了，但是我们却还要去反驳他们，对他们再度羞辱以及伤害。我们原来或许不是其他族群的加害者，但是因为我们拒绝去了解，拒绝去承认，我们的偏见执着，却让我们也成为加害者的帮凶。

　当委屈未能获得平反承认，将给愤怒带来养分；而愤怒未获得慰藉并磨消其原因，将给仇恨养分；而仇恨如果得到发育的机会，将带来和平与正义的毁灭。和解，必须先搬开心中的石头。 　●

■纪录片《石头梦》将于二月二十五日晚间七时、九时二十分，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十一日上午十时三十分起，在台北市真善美戏院（捷运西门站6号出口）上映。洽询电话：02-26523452，
02-33939888。
网站：www.stonedream.ioe.sinica.edu.tw
artstick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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