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湾径25号

玉兰花

龙应台 　(20050218)

  初到香港的人，走在中环高楼与高楼所形成的深谷窄巷里，都不会不看见她们：很瘦，很老，用那布满老人黑斑而且青筋暴起的手，推着很重的东西，她们的背脊因为用力而弯曲。都是祖母或曾祖母年龄的人……

  每一个大城市都像一件华美的大衣，大衣里可能也都长满了虱子。对一个过路的客人而言，他不太有机会翻开大衣，看见衣缝里密密麻麻的虱子，但是，大衣扣不严整，里头露出不怎么好看的破絮，却是大城市的常态。在万商云集的纽约，到处可见眼睛红肿全身酸臭的男人，裤档的拉炼坏了，脏肮的毛发露出来，脚上趿着别人的鞋子，手里拿着喝空了的酒瓶。在开扩大气的莫斯科，每一个街角都有拽着长裙的吉普赛女人搂着睡着的孩子街头乞讨。孩子永远是睡着的，使你怀疑他是否被喂了药。在官气十足的北京和灯火辉煌的上海，无家可归的人用各种眼神看着你，逼你毫无退路地看见他的一无所有，也看见你和他之间险峻的阶级对立。在台北，这个带点文人的懒散气质的城市，你得特别到夜市里，才能看见几个少了腿或胳臂的人坐在地上用头碰地。

  香港的「大衣」华丽得不寻常。中环的大楼有的雍容优雅，有的气派恢弘。内部装潢讲究设计的艺术美感，外部大楼和大楼之间的细节衔接，讲究实用效率。表面上，台北跟香港比起来，像个初初进城的乡下村姑，刚刚学会抿着嘴擦口红。

  然而任何初到香港的人，走在中环高楼与高楼所形成的深谷窄巷里，都不会不看见她们：很瘦，很老，用那布满老人黑斑而且青筋暴起的手，推着很重的东西，她们的背脊因为用力而弯曲。都是祖母或曾祖母年龄的人，做的却是苦力的活，沈默地穿梭在高楼的阴影中。这是香港一景，只是观光手册里没写。

  做为过客时，不理解为什么高贵华丽的香港有这「破絮」的一面：这些被人们轻蔑地称为「垃圾婆」的老妇人，曾经为人妻，她们的丈夫在哪里？曾经为人母，她们的子女在哪里？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历史发展，使得她们在体力最弱、生命最末的阶段里，不能在家里做慈祥的奶奶，却在街头做牛做马挣一口最后的饭？

  住到香港来了，我逐渐明白，「垃圾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里：

  在香港，六十至六十九岁老人中，每十五位有一位要依靠政府的救济金生存。七十至八十四岁的老人中，每五位有一位要靠救济金生存。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四个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

  在香港，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每两位就有一位活在贫穷线下。

  如果你不但老，而且还是个女人呢？

  在香港，从八十年代起，服务和金融业取代工业成为主要经济命脉，以往稳定的劳工工作由零碎的散工、外判工、临时工替代，产生出大量的工时超长而工资超低的工作，集中在非技术和低增值的行业领域里。在这类非技术的工作人口中，女性几乎占了百分之六十，而这些女性的工资却只有同工作的男性员工的百分之五十三。临时工除了工作时间长，还得不到法定的劳工保障。

  在香港，七十七万多个女性的主业是家务，只有九万三千个男性是「家庭主夫」。家务的操劳，可以做一辈子，但是没有工资，没有退休金，也没有社会福利，更没有社会地位。

  在香港，月薪低于五千元的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月薪超过一万元的，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女性。

  老妇人的推车上堆着一大叠废弃的压扁了的厚纸箱，推着推着纸箱就散落下来摊了一地；她弓下身来一只一只捡。我也蹲下来帮着，然后我们合力将纸箱固定，用绳子绑紧。她又摇摇晃晃一跛一跛地推着车向前走。那是一个穿着黑色唐衫的老妈妈，脑后梳着发髻。我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渐行渐远，想着，这样的发髻啊，妈妈，是应该簪着一朵乳白色的玉兰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