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un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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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
看纪录片《狂飙的世代──台湾学运》，有一些感想。
首先当然是切肤地感受到导演和制作群认真热情的劳动，采访了很多人，找到很不少的声、影、物材料，对「本土学运」作了「多元」、光谱宽阔的诠释。凡此，都是应该表扬的成就。
然而，「多元」论恰恰是今天台湾思想界的时代病。「多元」，不能是没有叙述者主体的见解，凡事兼容，失去焦点的「多元」；而是各「元」有其明晰见解，在「民主」的公共领域互相讨论、诘辩、批评的多元。因此，对于台湾学运史这样的题目，导演和制作群一定要有自己经过调查研究后的主体的史观，和稀泥、打马虎眼是不行的。《狂飙的世代酖酖台湾学运》的「多元」解释，是台湾思想界「失焦」的时代病的表现，其实也反映了对于急待经由实证的历史研究、对台湾学运史做分期，标示每一分期的历史背景，总结各代学运的定位、成绩、缺失……的重要社会科学工程，却至今付之阙如的事实。
研究学运史，就非面对「学运」怎样界定的问题。在当代亚洲的例子有一九六○年代到七○年代初日本的反美日「安保条约」的斗争，有韩国自一九六○年代至八○年代的反独裁民主化斗争，一九八○年五月光州民众抗争事件后发展起来的反美自主斗争，七○年代学生投入工运、在八○年代开花的劳动运动斗争等。而韩国学运的历代，都贯穿着反对民族分断、民族自主统一的思想主题。除了表现为学生主体的思想和行动，学生运动带有强烈的对「学生」这一社会存在的反省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意识。我的日本朋友中，就有人在安保斗争中自觉地在和菁英教育机制断裂，毅然自着名大学退学（所谓「中退」）运动中，隐瞒学历，到工厂中当工人，至今在工运、社运中甘之如饴。我也有日本朋友当年相誓自大学毕后，不当教授、不当政府官僚，不当参众议员，而以一介平民从事长期默默的民众启蒙与教育（小学校长）工作，自觉和高等教育酖酖产、官、学、政菁英构造脱钩，至今不改其志。在韩国的一九七○年代末，「中退」，到劳动阶级和民众中锻炼，也蔚然成风。以此对照我们一九八○年代「学运」菁英群的「光彩」出路，有千言万言所不能尽的批判与启示。
亚洲的「战后」，是冷战与民族内战对峙交叠的战后，省思亚洲Pax Americana(编按：美国霸权下的和平)体制与个人与民族的裹协关系，从而反对美国军事和文化的帝国主义，自然成为日韩学运的战旗。这与台湾的战后「亲美‧反共」的逻辑成鲜明对照。一九七○年代初北美和台北的保钓爱国运动，有一定进步性，却为期较短。韩国学运的长期斗争，逼使学生沉思学生的民主化斗争屡屡败于一次又一次军人独裁制度的韩国社会构造的根源，竟因而展开了学运界和校园内社会科学教师圈中关于「韩国社会构成体」论争，长达近十年之久，学术成果丰硕。台湾的「学运」积累了什么思想，社会科学的业绩呢？
历史地看来，台湾一九九○年学运，基本上成为了李登辉挟「学运」向国民党残余军政势力夺权时，为李「保驾护航」的别动队。此后，李氏快步走向反民族的分裂主义和不能再赤裸化的亲日派的政治归趋，并且学运最终成为学运菁英登龙捷径的现实，台湾当代学运史，应该如何批判地总结，推动台湾学运早日脱离口腔期而逐步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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