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三哥说，“疙头炮①敢不敢拿在手上放？”我，老猫，罗二娃都说，“我们哪年没有放过？”廖三哥又说，“那么今年我们就放通街。”“要得！要得！”我，老猫，罗二娃异口同声地说。从这一街头到那一街头放通街壮举，现在想起来已经是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上个世纪的事了，而且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事了。但是我记得清楚，准确地说，我记得是上个世纪一九七九年的事。安宁桥，这个川南的小县城，说是小县城也的确是小县城，直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两年，也就是我四十三、四离开的时候，这个县城里的人口也才两万多人。县城只有两条街，一条是清末民国初年形成的。沿着长江支流育江河的自然流向，逶迤曲折，紧挨河边，下渡口是洗脚凼，中渡口是鲤鱼湾，上渡口是吕家池。三个渡口既是东西两岸县城与乡下的连接，也是清末民国间这个县城通向长江的码头。新中国后五、六十年代，与原老河街大致平行又建了一条新街。这两条街就是生我养我的县城。河街还长一些，大约有两、三里多地吧，新街也就两里吧。那年我已经是公社中心校的校长，罗二娃从部队转业到了县税务部门，上升势头猛串，据说快要当办公室主任了，老猫更是在县法院当上副庭长了，除了廖三哥一直在建司外，我们三人都是七四、五年从知青堆堆里头，当兵、做工人、读师范出来的。知青时，我们几个时不时在木匠廖三哥家里混碗茶啊混顿饭啊的，跟亲兄弟一样。从知青走出来，看起来几个都还算有眼睛有鼻子的。我虽然还在乡坝头，春节可是天大的大事，那一定是要回家回县城的！盛大而隆重的年夜饭的翌日，那就是我们这些患难朋友的狂欢节了。

　　一块二角一团的火炮是当时价钱最贵的火炮。那时的火炮，不象现今花样繁多、包装艳丽，那时火炮就是当地的一些小作坊用草纸用黄泥巴用自制的黑火药打成的，稍稍高档点的，充其量就是最末的几个疙头炮外面裹了一层红纸而已。我们四个人一人先买了五团，从街心花园开始，我们点燃了第一团，“噼哩啪啦” ！“噼哩啪啦” ！“噼哩啪啦”！……然后，我们就提着拖在地上的火炮，沿着新街，雄纠纠气昂昂地放。我们旁若无人地走在新街的中心线上，没人来打岔我们，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气尽情地放。放完第一团接着放第二团，放完第三团时放四团，放完第四团后放第五团。待第一束放完后，便就在街边的火炮摊摊上再买。原来我们并没有想沿着满新街放的，来性了，来劲了，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也没去想，你是校长，你是庭长，你是主任，其实你就是所有正月初一到街上显宝会上显宝②的人。只是我们几个与城里的乡下的其它人不同，我们哥几个不是靠新衣服新裤儿新鞋子来显宝，我们是靠我们几个人张扬和放胆来显宝。我们这儿的小县城，一进腊月二十八就可以放火炮了。没有人来干涉，没有人来禁止，在新街的大街上，放火炮的人，没有了贵贱，也不分高低，只要有点买火炮的钱就可以。只有想图点闹热、图点喜庆就可以。整整一年里的一次释放，那是多么惬意喔！但是象我们几个这种放法，在安宁桥这个小县城里，恐怕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吧。街头上到处都在放，大人、娃儿，男的、女的都在放。胆子大的就直接用手提着放，小娃儿些把火炮放在地上放，稍胆大的放虚花炮点燃后好一阵子往人堆堆头里甩，但都在街边边上放，就我们四个人在街中间放。除廖三哥稍稍矮些，我们三个人，都是一米七好几高的人，在新街的街中间，玉树临风般地呼嘨前行。让成团成饼的火炮在我们身边震天炸响，让离手很近很近的最后几个疙头炮扔向空中。此时此刻，空中的疙头炮炸出的纸屑和粉末，如天女散花般无拘无束、自由飞舞。

　　只是，这以后，我们没有了这般的张狂和潇洒。当时光毫不留情地把七十年代定格后，八十年代便马蹄踏踏地进入了视线，我，老猫和罗二娃陆陆续续地走进了我们各自的婚礼。那以后，正月初一，我们依然地还是在放火炮，但是，也许是恋人的缘由，也许是妻子的缘由，也许是新的生命的缘由，也许还有随着年龄增长和随着涉世多了后稀奇古怪想法的缘由，当然也有后来政府不准在大街上放火炮的缘由，在我的记忆里，已经不再有了从街的这一头一直放到街的另一头的时候，不再有了一直放到我们的手软的时候。更让人凄楚的是，几年后的正月初一的火炮，我都是在委曲一生的父亲坟头上燃放的。而这一放，就是整整的二十二年！不曾缺过，也不曾断过。还有就是，知青时给了我许多温暖的廖三哥，带着我那次放火炮的廖三哥，在八、九年前莫名其妙的一次意外里，一刀被人刺倒，待送到医院一个多小时后，廖三哥就再没有和我们放过火炮了，也不曾看见过放火炮了。

　　

　　注：①“疙头炮”，川南一带把很大的火炮叫“疙头炮”，鞭炮的最后几个往往就是“疙头炮”

　　②“显宝”，宝即宝气，川南一带把不合常态的炫耀叫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