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un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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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
看紀錄片《狂飆的世代──台灣學運》，有一些感想。
首先當然是切膚地感受到導演和製作群認真熱情的勞動，採訪了很多人，找到很不少的聲、影、物材料，對「本土學運」作了「多元」、光譜寬闊的詮釋。凡此，都是應該表揚的成就。
然而，「多元」論恰恰是今天台灣思想界的時代病。「多元」，不能是沒有敘述者主體的見解，凡事兼容，失去焦點的「多元」；而是各「元」有其明晰見解，在「民主」的公共領域互相討論、詰辯、批評的多元。因此，對於台灣學運史這樣的題目，導演和製作群一定要有自己經過調查研究後的主體的史觀，和稀泥、打馬虎眼是不行的。《狂飆的世代酖酖台灣學運》的「多元」解釋，是台灣思想界「失焦」的時代病的表現，其實也反映了對於急待經由實證的歷史研究、對台灣學運史做分期，標示每一分期的歷史背景，總結各代學運的定位、成績、缺失……的重要社會科學工程，卻至今付之闕如的事實。
研究學運史，就非面對「學運」怎樣界定的問題。在當代亞洲的例子有一九六○年代到七○年代初日本的反美日「安保條約」的鬥爭，有韓國自一九六○年代至八○年代的反獨裁民主化鬥爭，一九八○年五月光州民眾抗爭事件後發展起來的反美自主鬥爭，七○年代學生投入工運、在八○年代開花的勞動運動鬥爭等。而韓國學運的歷代，都貫穿著反對民族分斷、民族自主統一的思想主題。除了表現為學生主體的思想和行動，學生運動帶有強烈的對「學生」這一社會存在的反省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意識。我的日本朋友中，就有人在安保鬥爭中自覺地在和菁英教育機制斷裂，毅然自著名大學退學（所謂「中退」）運動中，隱瞞學歷，到工廠中當工人，至今在工運、社運中甘之如飴。我也有日本朋友當年相誓自大學畢後，不當教授、不當政府官僚，不當參眾議員，而以一介平民從事長期默默的民眾啟蒙與教育（小學校長）工作，自覺和高等教育酖酖產、官、學、政菁英構造脫鉤，至今不改其志。在韓國的一九七○年代末，「中退」，到勞動階級和民眾中鍛鍊，也蔚然成風。以此對照我們一九八○年代「學運」菁英群的「光彩」出路，有千言萬言所不能盡的批判與啟示。
亞洲的「戰後」，是冷戰與民族內戰對峙交疊的戰後，省思亞洲Pax Americana(編按：美國霸權下的和平)體制與個人與民族的裹協關係，從而反對美國軍事和文化的帝國主義，自然成為日韓學運的戰旗。這與台灣的戰後「親美‧反共」的邏輯成鮮明對照。一九七○年代初北美和台北的保釣愛國運動，有一定進步性，卻為期較短。韓國學運的長期鬥爭，逼使學生沉思學生的民主化鬥爭屢屢敗於一次又一次軍人獨裁制度的韓國社會構造的根源，竟因而展開了學運界和校園內社會科學教師圈中關於「韓國社會構成體」論爭，長達近十年之久，學術成果豐碩。台灣的「學運」積累了什麼思想，社會科學的業績呢？
歷史地看來，台灣一九九○年學運，基本上成為了李登輝挾「學運」向國民黨殘餘軍政勢力奪權時，為李「保駕護航」的別動隊。此後，李氏快步走向反民族的分裂主義和不能再赤裸化的親日派的政治歸趨，並且學運最終成為學運菁英登龍捷徑的現實，台灣當代學運史，應該如何批判地總結，推動台灣學運早日脫離口腔期而逐步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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