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书生改行不自羞，
雨中叫卖亦风流。
华尔街头柴米计，
枕畔夜鸣是吴钩。

（一）雨伞情怀

多少年了，每逢雨夜，尤其是那种秋雨湿漉，能同时沾湿人精神和衣服的夜晚，我独自走过百老汇街头的时候，只要看到有卖雨伞的小贩瑟缩在风雨中叫卖，我一定会走过去买上一把。

时间长了，我家的车库里几乎每个角落放的都是雨伞。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既有可以折叠的红红绿绿的各种式样的旅行伞，又有007经常使用的琥珀色长柄弯把，一派英国绅士风度的大黑伞。再看产地，从台湾，大陆，一直到韩国，墨西哥，巴西出的全都有——朋友们见了，没有一个不奇怪地问我，「你收集这么多的雨伞干什么？它们一不能增值，二不能观赏，你难道不能收藏些别的更有意义的东西吗？」

我听了多是笑而不答，他们哪里会知道，我和雨伞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对于我来说，它们岂止是一些普通的雨伞？它们代表着我的人生旅途中一段刻骨铭心的特殊经历。在那些曼哈顿街头的小贩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多年前刚到美国时自己的身影——

（二）无费留学生

这要从头说起了。我当年和绝大部分的「自费」留美学生一样，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无费」留学生，不像如今的一些来自中国的大小留学生，腰缠万贯不说，连英文都还讲不清楚就敢用大把的现款在高级住宅区狂买豪宅新车。永远也忘不了的是，我第一次在肯尼迪机场走下中国民航的飞机的那天晚上，口袋里只有三十美元，甚至还不够付从机场到曼哈顿的车钱，机票和第一学期的学费也都是先由亲戚垫付的。那种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立刻面临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恐怕是那些拿了国内贪官父母搜刮来的不义之财，一到海外就大肆挥霍的年轻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就连普通人的观念现在也大不一样了。前两年和国内的一位打算来美留学的子侄辈谈起我留美生活的艰辛，他迟疑了好一会才说道，「真地会有这么辛苦？看来我要好好考虑一下再决定去不去了。」

来美之前，纽约的亲戚已经为我在布鲁克林的一家中餐馆找好了一份收拾盘碗的工作。第一天晚上在曼哈顿的下东城贫民区里草草安顿好住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上工了。因为不会坐地铁，问不清更看不明，加上根本连时差都还没有转过来，我晕头转向地在那迷宫似的地下折腾了好半天。本来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我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才总算找到了那家餐厅。手忙脚乱地干了两天，由于收入和付出的艰苦劳动不成比例，我就自己看广告找到了一家中文报社去当见习打字员，好处是可以边干边学，报社按字数算钱。谁知到了上班之后才发现，出国之前临时抱佛脚学的那一点打字技术此时完全用不上，因为这里的中文打字机用的全是台湾出的繁体字盘，排列方式也和国内的简体字盘迥然不同，我这才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文化差异。当然，那时候连电脑打字的影子也还没有呢。

幸亏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台湾来的技术纯熟，又非常热心的打字员王小姐。每当我急得满头大汗，还是找不到字的时候就要不停地向她请教，她总是停下来不厌其烦地帮助我。就这样我还是一上午也打不出一两千字，收入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勉勉强强干了两三个月，因为报酬实在太低，加上拼命为报社写稿翻译还是无法维持生活，一想到下一学期的一千多元学费马上就要交了，我的头就大了，更别提又要还债，又要维持生活，没办法，我只好另谋出路了。至今一遇到向我求助的人，我就会想起那位乐于助人的女打字员王小姐灿烂的笑容，也总是竭尽所能地像她一样伸出援手。

连连试了好几个工作都干不长久，不是工作时间无法和上课时间配合，就是老板太刁蛮刻薄。那些中国餐厅和各种小店的老板们知道你是留学生打的又是黑工，就故意把工钱压到最低，还不时让你加班。可是等到了月底你一问加班的工钱，老板的脸色立刻就变了，结局自然也就不用说了。记得有一次愤愤地离开了一家时报广场上的杂货店的工作，我心里忽然第一次想到，当年在文革中看到那些资本家被斗时还在心里暗暗地为他们喊冤，现在看起来真是不应该同情他们。这样赤裸裸地无耻压榨，剥削无助的工友们，的确是太残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啊。

此外，我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一个人经济上不能独立的时候，民主也帮不上多少忙。

多年以后一位好朋友劝我和他一起投资开店，我想也没想就一口回绝了。明明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挺合适，几乎肯定会赚钱的生意，我却不肯干。他很奇怪，一定要问我真正的原因。我借用林肯的话说，「因为我不愿意做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做奴隶主。」他大愕，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三）无奈下海

各种帐单不停地像雪花一样地飘来，那些可怕的债务依然如同黑压压的大山似地压在我的头上。尽管努力挣扎，可我还是陷入了一个跳不出来的怪圈里而一筹莫展：不上学无法维持学生身份，不打工无法维持生活，结果常常是两头都顾不上。没办法，只好采取「曲线救国」的方针，一方面四处拼命打工，保证每学期学费照交不误，然后能不去上课就不去，去了也时常在课堂上打瞌睡。有一次一位熟悉的老师问我一门课我是否真的有必要一修再修，我无法直接回答，只好顾左右而言它。还有一次一位颇严厉的女教授看到我经常在座位上打瞌睡，不客气地问是否我是否对她的课没有兴趣，我只好十分尴尬地依实相告，她满脸疑惑，却也没有再说什么。

这样拖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到了最后，眼看就要山穷水尽的时候，多亏一位温州来的亲戚帮了我的大忙。她和许多温州同乡一样，每一根血管里都流淌着经商的血液。她特别刻苦耐劳，勤奋而又精明，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学会了摆地摊。也正因了她的指点，我不但知道了最合适的批发店的地址，也懂得了要随季节和市场不同而更换商品，慢慢地竟然还学会了和客人讨价还价的生意经——至今想起来还真有些让我哭笑不得。

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提着一个大纸箱做临时的柜台，四处打游击，摆摊的地方大多是在曼哈顿十分热闹的十四街一带，或者是中城外地游客最多的四十二街和百老汇大道交汇处的时报广场。有时候我和伙伴们再向南一直跑到摩天大楼林立的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反正哪里热闹就去哪里摆摊，什么赚钱就卖什么。既不用看老板的脸色，又不用交税，时间又可以任由自己掌握——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自由贸易的好处，更没想到这一下海竟一发不可收拾。摆地摊除了使我得以逐渐还清了各种债务，还让我接触到了不少社会最底层的三教九流各种人物，从而眼界大开。

（四）还是资本主义好

最初的时候我只会卖各种太阳眼镜。记得那时候刚刚开始流行台湾出产的式样新颖的折叠式墨镜，既便宜又实用，放在一个精致的塑胶套子里，很受人们喜爱。当时批发来的墨镜4美元一副，转手我就在华尔街上卖到8元一副，利润高达百分之百！简直是暴利了！眼看着好几打眼镜转眼就卖光了，我的脸上笑开了花，不由地在心里连连地大声赞叹，「还是资本主义好！」

可惜好景不长，见到墨镜有利可图，卖的人很快就多了起来，小贩们之间的竞争自然也越来越激烈，更讨厌的是街头的警察开始干预了。好在那时候的警察还比较文明，只没收摆出来的货物，不会搜身，更不会抓人，因此我天天穿一件旧西装，为的是它的口袋特别的多，又特别的大。

我曾经专门给自己照了一张相做为纪念。背后是雄伟无比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厦，面前则是那个二尺见方的破纸箱，上面自然摆满了我赖以谋生的各式墨镜。至于我身上的「制服」，当然还是那一身口袋里全塞的鼓囊囊的灰色旧西装了。就这样，我的小小的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和最有代表性的世界金融中心巨头相映成趣，也许，若干年后，这张照片会成为更有意义的纪念品罢。

为了节省回去取货的时间，又不容易被巡逻的警察发现没收，我常常要把装有不少货物的棕色牛皮大纸袋藏到路边停着的汽车下面。这一来我一边卖货一边还要频频回头察看，生怕车主人把车开走时无意中压碎我的货物，或者被到处都是的小偷悄悄地提走。纽约这样国际性的大都会街头如同莽莽的热带丛林一样，林子大了，什么毒蛇猛兽都有。摆地摊除了小心小偷流氓，还要提防各种骗子。那时候最怕收进来假钞。收了一张百元的假钞，一天的血汗就算毁了，可是有时忙起来的时候，又实在顾不上细看。最可恨的要算是遇到假的便衣警察了。我在中城的中国银行对面的马路上摆摊时就遇到了一次。因为是刚刚开始摆摊不久，对街头生活还不熟悉，一下子被那个假警察的证章唬住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摆在面前的一纸箱上面的几十块电子表被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收」了。

身处车水马龙的百老汇闹市街头，又在华尔街众多的国际银行摩天大厦的阴影之下，我学会了努力紧跟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不断地更新货物。面前的小摊上，我也从各式花花绿绿的男女电子手表，一直卖到了精巧的能跑会拐弯还能打开车门的各种各样的仿真玩具小汽车。说起来难以令人相信，附近那些大银行的高级白领们常常在午餐时间挤满在我的摊前选购。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们，有时还有鬓发皆白，走起路来神气地挺胸凸肚的银行家夹杂其中，几乎人手一车，就在人行道上和街心公园里纷纷玩了个不亦乐乎！也许他们的工作压力太大了，正好需要这样简单的乐趣来放松一下吧。

（五）同是天涯沦落人

时间长了，在一起摆摊的同伴之中我也有了几个好朋友。

来自北京的自费生小蔡和我很谈得来。有一次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批发店取货。回来的时候正是最热的中午时分，火辣辣的大太阳烤得人昏头胀脑的，连柏油马路都被太阳晒软了。我们两人都是汗如雨下，为了省钱，又舍不得买汽水喝，乱糟糟的百老汇大街上一时又找不到水龙头，偏偏那天因为天气好，他和我急于赶到华尔街卖货，所以越骑越快。刚过纽约大学，突然间他一头栽下车来，把我和周围的人全都吓了一大跳。我急忙跳下车来，发现他虽然伤势不算太重，可是被摔得满脸是血，眼镜也断成了几截。当时我的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国内的亲友只知道羡慕我们出国留学镀金，他们哪里能体会到我们这样辛酸生活的万一？就是说了，谁又会相信呢？

一位越南来的华侨老林和我也是不错的朋友。他曾经在西贡拥有两家餐馆，生活本来很不错。没想到越战结束之后，北越来的新政府立刻强迫驱赶华裔离境。当局任意没收华裔几代人辛苦挣下的财产不算，还同强盗一样地勒索买路钱。在付出了三根金条一个人的代价之后，老林一家人才能够投奔怒海。等到历经九死一生，终于碾转来到美国之后，他们早已是两手空空。和他在一起摆摊的时候听他痛说如此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的心里常常会止不住地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走到天涯海角，都要受到这样无穷无尽的磨难呢？

有一对热心的华人夫妇看到我在摆摊，攀谈之后，不但买了我不少东西，还主动地提出把他们家里的中文打字机借给我写文章使用，让我很受感动。


（六）卖雨伞的浑身凉

天渐渐地冷了，不能再卖墨镜了。有一天回来时正碰上大暴雨，我和许多急于回家的下班族都挤在地铁的出口处无计可施。忽然出口外面来了一个卖雨伞的南美小贩，大家立刻拥上去纷纷抢购，没几分钟几十把雨伞就被一扫而光。

此情此景使我兴奋地好像发现了新大陆，立刻转身冲进了地铁。等我匆匆赶到批发店里买了许多雨伞再走出来的时候，不幸雨早已经停了。抱着一大堆没人要的雨伞艰难地在地铁的阶梯上爬上爬下，我忽然想起上小学时读的「卖炭翁」中的那一句「心忧炭贱愿天寒」来。从那以后，我每天最盼望的就是下雨，而且下得越大越好。

也许是苍天有眼，那一年秋天的雨水碰巧特别地多，我的雨伞生意自然也挺不错。有一次刚刚奔波一天回到家里，又累又饿。还没顾得上喝一口水，外面忽然哗哗地下起大雨来了。好像久经沙场的战士听到了枪声，我赶紧提起盛着十好几把雨伞的那只白色塑胶桶就往外冲。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地铁出口的时候雨下得更大了。我本来用一只手打伞，后来顾客太多，我忙不过来，干脆把手里的那一把自用的伞也卖了出去，然后一手飞快地收钱，一手更快地交货。等到桶里的伞全卖光了，我忽然感觉到浑身冰凉，这才发现自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早已是湿淋淋的如同落汤鸡一般了。

回去后顾不得换湿衣服，坐在地毯上数着那一大堆同样湿淋淋的零票子，我暗暗高兴地对自己说，只要能再下两场这样的大雨，下一学期的学费就不用发愁了——

(七)飞雪迎春到

雨没有再下，空中却开始飘起了大片的雪花。转眼就到了冰天雪地，北风怒吼的冬天。纽约街上的行人少了，游客更少，可是满街头和我一样叫卖帽子手套和围巾的小贩却越来越多起来，生意一天比一天难做了。

有一天在中国城街头刺骨的寒风中叫卖了一上午，竟连一件东西也没有卖出去！我实在泄气，加上又冷又饿，干脆匆匆回家了。在楼梯拐角处不知哪一个邻居丢了一摞旧的世界日报，我顺手捡了最上面的一份进了自己的房间。一面吃着简单的午饭一边随意地翻看那份报纸，其中一则小小的招聘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说某报聘请编译数名，需中英文良好，经过考试择优录取等等。读到这里，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有了去试一试的念头。下面是考试的地点，时间——不看还好，一看我吓了一跳，原来考试日期就定在当天，时间是下午两点。我进忙抬头一看表，已经一点三十五分了！

我立刻把面前的碗一推，披上衣服一溜烟地跑下了楼。推起那辆除了铃铛每一处都乱响的破坦克似的自行车冲出大门，我翻身上车，用最快的速度直奔中国城而去。

喘着粗气冲进考场我又是一惊。挤了满屋子的男女同胞，少说也有二三十位，不少人气宇轩昂，服饰鲜明，不由地让我肃然起敬。虽然南腔北调的，可听他们的口气，既有新闻系毕业的老大学生，又有名校中文系，英文系的高材生，甚至还有一位国内来的某大报的老编。不由地心里一阵阵发凉，我扭头想走，可后面刚到的的人把我夹得死死的，竟然没有了退路！到了这一地步，我咬咬牙，想起了一位乒乓名将的名言，「人生能有机会搏！」好！既然来了，就全力一搏，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

总编顺手从电传机上撕下许多份美联社的英文电讯，助手交给每人一份，大概有三四页，要求三十分钟之内把原文缩写为600字的中文新闻稿，重点不得遗漏，字数更要不多不少。记得我分到的是一份有关某斯拉夫国家东正教教会里圣像显灵的文章。因为根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倒也没有任何紧张，我一挥而就，好像是最早交卷的人之一。走出考场才发现还剩下大约五六分钟的规定时间，可是已经悔之晚矣。

很快我就忘记了这件事情。第二天照常去中国城附近摆摊，到了晚上仍然是几乎空手而归。我一路上顶风冒雪，艰难地蹬着自行车在厚厚的雪地里挣扎前行。暗淡的路灯，凄凄惶惶的心情，忽然「砰」地一声炸响，抬头一看，一颗爆竹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散射出一片灿烂的火星，紧接着，许多美丽的焰火，礼花腾空而起，我突然意识到，快要过年了！这些华裔同胞们大概等不及了，先放几炮高兴一阵再说。可惜的是急景残年，一个人天涯飘零的我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推门进屋，还没来得及脱下外衣，电话响了。拿起话筒，做梦也想不到的竟是那家报社的总编打来的，他通知我第二天去和老板面谈。这就是说笔试通过了！放下电话，我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夜空中一颗接一颗的焰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第二天的面谈顺利通过，第三天就上班了。从此，开始了每日晨昏在灯下揉着惺忪的睡眼，在剪刀，浆糊，红墨水和小山似的稿件堆里讨生活的日子，一干就是七八年。我也从编译，记者，一直干到了单独负责一个版面的编辑，后来的新总编常常还让我为报纸写一些社论。没想到那样一个偶然的机遇，一支颓笔，竟助我走出了人生的低谷，终于完成学业，慢慢地又得以在北美安身立命。

又是好多年以后，有一天陪友人来到了曼哈顿最南段的炮台公园码头，准备一起渡海去瞻仰自由女神像。等待游轮的时候，附近一个被游客们团团围住的卖太阳伞和墨镜的小贩忽然间撇下顾客不管，愣愣地看着我；我发现了，不由地也呆呆地看着他——这不是老林么？还是那样瘦小的身材，依旧是满头的汗水，满脸的风霜，人也显得更苍老了。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时光，似乎在这一刻凝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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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