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
第一則二二八事件的新聞，首見於1947年2月28日《台灣新生報》第二版中下方篇幅不甚大的位置。標題為「查緝私煙肇禍昨晚擊斃市民兩名」，此則新聞記載著二二八事件的開端──即2月27日晚間的緝煙事件，內容為：
（本報訊）台省專賣局與警察大隊派赴市場查緝私售香菸之警員，今（二十七）日於迪化街開槍擊斃市民陳文溪，並在南京西路以槍筒毆傷煙犯林江邁（女）。警員十餘人今日下午七時許於南京西路天馬茶房附近之香煙市場搜查現年四十歲之女煙犯林江邁之私煙，發生爭執，查緝員即以槍筒毀傷林江邁之頭部，出血暈倒，某警員旋避入永樂座戲院附近，市民陳文溪（非煙犯）自住所樓下觀看時，某警員開槍一發，貫穿陳文溪之左胸，斯時圍觀民眾擊毀該局卡車上之玻璃，並將該車推翻道旁，八時許憲警趕至，始告平靜，林江邁現已送入林外科醫院旋告斃命5。陳文溪未被送至醫院時，即已斃命。該卡車旋被民眾拖入圓環公園路側燒毀，消防隊第二分隊聞訊後，隨即趕往搶救，道側民房幸未延及，聞警察局陳局長松堅曾親赴出事地點帶獲肇事警員四人送局訊問。（詳情續報）（台灣新生報，1947年2月28日2版）
此後至1947年3月9日之前，《台灣新生報》除了3月1日的社論──「延平路事件感言」，與3月4日的專欄──「二二八事件的經過」試圖定義二二八事件之外，大部分關於二二八新聞的報導多是以描述性的純新聞型態出現，甚至有很多是演講、公告的全文照登。
1947年3月1日的社論，則是二二八事件後《台灣新生報》的第一篇。內容提到專賣局在街頭的緝察私煙是本末倒置的作法，不能在各港口查緝大宗走私香菸，卻在街頭對博取蠅頭小利的煙犯嚴格執行。
誰願意來做這種偷偷摸摸的生意？私煙攤販也無非是為生活所迫，無業可就，不得已出此下策，輾轉街頭，販賣私煙，博取蠅頭微利，藉以維持個人乃至全家的生活，值得社會的同情。（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1日3版）
在同一篇文章裡，論者也談到公務員不能服膺陳長官出勤不帶槍的規定，以致於任意滋事，實不能寬恕。該文末尾則希冀政府能依法行事，也更因此而要求民眾要冷靜、理智，以正當的方法表達意見和願望，不要群聚肆行破壞。而在3月4日的專欄中，撰寫者則陳述在2月27日以後事件的各項發展，包括事件如何在28日時由一地的緝煙糾紛演變至全市的情況。
……時有一批民眾，打鼓敲鑼，至太平町一丁目派出所前，該所警長黃某上前欲加制止，都以其平時藉機凌民，遂將其圍打並搗毀所內玻璃用具洩恨，民眾見已達到目的，就紛紛向本町專賣局台北分局前進，各處民眾，先後如山洪爆發般地由四面八方洶湧而至，衝進局裡，毆斃該局職員兩名，傷四名，把局裡存貨火柴、香菸，酒及汽車一輛，腳踏車七、八輛
……一件一件由裡面拋出路中放火焚毀，一時火光沖天，迄至一日尚未全熄……圍觀的民眾不下二、三千人，憲警聞訊趕到，但無法維持，都各避開歸隊……下午一點餘鐘，有一陣以鑼鼓為前鋒的群眾，約有四、五百人趨向長官公署而行，衛兵舉槍阻止群眾前進，旋聞鎗聲卜卜，計約二十餘響，驅散民眾，其後據一般民眾說，市民即死二人，傷數人，但據葛秘書長報告市參議員說：兵民受傷各一，然而民眾並不因此而散歸回家。反之，情勢愈益複雜，學生全部停課，各機關團體員工，都逃走一空，有一部份民眾蜂擁到本町正華大旅社敲破門窗，搬出家具物品焚燒……，外省公務人員，憲兵警察於南門，台北公園……等方面被毆打者，為數不少，……下午五點餘鐘，榮町新臺公司裡的商品，被民眾擲出路中焚毀，有少數竊盜，想乘機搶劫財物，都被民眾抓住毒打。……其間民眾曾於上午十一時左右，派代表五人，向柯參謀長請願提出要求五項（請閱本報二十八日號外），柯參謀長允諾照辦，但客觀形勢的發展，難以滿足民眾的要求，公憤的情緒，仍不可遏止，……。（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4日1版）
這些文章反映出事件的複雜性，既有官員行事不正，亦有民眾情緒激動，互相激盪更形成了社會的不安與紛擾，而在此論述中所形成的二二八圖像也就被視為是不幸事件。
而當時為處理事情而籌組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則是很重要的民意組織。例如：1947年3月5日《台灣新生報》頭版，便有「處理委會加強機構 十七縣市同時組會 吾人要認清此次行動目標 除要求政治改進外無他求」，以及翌日（3月6日）頭條「處委會各小組討論 將發告全國同胞書」等純新聞的報導，都是以民間聲音為主要新聞來源。不過，版面上同時也有官方聲音。例如：3月5日頭版，就有「總部通令各部隊長 嚴禁所屬不得開搶」，以及「何參謀長的沈痛語 國家民族的立場」等。在這個時期的官方與民間，並非截然二分的對立（至少在新聞中如此），例如：《台灣新生報》3月6日2版便有「馬尼剌與大阪電台 歪曲事實捏造消息 處理委員會特鄭重闢謠」的新聞，其中寫道：「（本報訊）事件處理委員會……。特派委員於昨（五）日……鄭重播送謂：本省民眾，除要求政治之改進而外，別無任何目的，希望親愛之外省同胞，及國際人士，切勿誤會云，……。」
大體而言，十日以前的新聞多以二二八事件是件政治權力濫用，導致民眾不滿以致於群眾失控的局面。在此時，代表民間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官方的行政長官公署各自發聲；但是，這樣的情形在3月9日以後丕變。先是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發表了32條要求，而這些要求極具爭議性，有些要求已非地方政府的管理範圍，而是涉及到中央政府的國政問題，以致於發表翌日，處委會本身便發表聲明：
昨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發表聲明原文如下：查三月七日本會議決提請陳長官採納施行之三十二條件，因當時參加人數眾多，未及一一推敲，例如撤銷警備總部，國軍繳械，幾近反叛中央，絕非省民公益……，茲經再度商議，認為長官既已聲明，改組長官公署為省政府，盡量速選省民優秀份子為省府委員，或廳、處長，則各種省政之改革，自可分別隨時提請省府委員會審議施行，無須個別提出要求。……根據上述見解，本會認為改革省政之要求，已初步達成，本會今後任務，厥在恢復秩序，安定民生，願我全省同胞，速回原位，努力工作，並請本市各校學生，自下星期一，照常上課，各業工人，即日分別復工，治安暫由憲警民協同主持，即希各公私工廠，速即開工，儘量容納失業工人，倘有不法之徒，不顧大局，藉詞妄動，即係另有用意，應請全省同胞共棄之，除再向當局交涉，嚴禁軍警肇事外，僅佈區區。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八日。（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9日2版）
在1947年3月10日之前，官方與民眾並非截然對立，行政長官陳儀甚至希望多與民眾接觸，也未將事件視為是民變、動亂。但事件定位的變化可從3月11日第二版的新聞報導中見出，「陳儀長官下令解散 二二八事件處委會 總部限期取消非法團體」。此則新聞包含有兩則中央社通訊稿，其中一則內容描述「處理委員會近日之行為，逾越要求改革政治範圍，跡近背叛祖國」。就在《台灣新生報》同日版面上，另有「共黨企圖侵擾台北 圍剿結果捕獲數十」的純新聞。
（軍訊）本月（3月）8日晚，有共黨匪徒由松山及北投分批侵入市內，企圖搶劫台灣銀行總行及各大公司，經軍憲警民協力圍剿結果，捕獲數十人，其餘潰散，現軍警正繼續搜捕中，希望同胞各安其業，勿輕信謠言，自相驚擾，並協助維持治安，共滅匪徒，以保生命財產之安全云。（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11日2版）
此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被視為是叛亂團體，「暴動」已成為描述事件的主要語言。而新聞中意義圖像的突然轉變，原因為何？一是認為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於3月7日發表的32條要求（關於為何提出三十二條要求的過程，亦眾說紛紜。有的認為是民眾之中有陰謀份子、或是左派人士的介入；有的研究指出了這過程有情治機關，亦即是官方的引導；有的則以為是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結果，方才導致32條要求的提出），凸顯國軍繳械等涉及中央權責的事項，已是叛國行為，故急需強硬之態度以謀求社會的秩序。二說則認為是原先台灣的駐兵太少（在日本歸還台灣之際，以台民服從、配合，故堅持中央不必多設軍隊於台，加上國民黨政府在中原與共產黨的對抗正需大量兵源），陳儀不敢貿然處理，故先以民間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來協調社會秩序，後在9日左右亦有軍隊自上海來台（有研究者指出軍隊調動乃需事先規劃，不可任意為之，因此認為此早在官方安排的計畫之中），這使得行政長官公署敢以強硬態度來處理事件。1947年3月31日第3版，《台灣新生報》便載有當時警備總司令部「……柯參謀長即席指示，關于本次『二.二八』事變完全是由一般陰謀野心家，及流氓勾結煽動所致，與絕大部分善良民眾無關……。」
在同年3月10日以後，仍舊是大量純新聞，只是同樣的「二二八」，意義卻截然有別。就其表現形式來說，有很多都是以廣播稿或演講稿全文照登的方式出現；我們依其典型，可分為幾類：第一類是對事件發生的當地台灣民眾、駐台官兵的說明。第二類則是對台灣以外的全國民眾或世界的宣告，如白崇禧對國內外的廣播詞（3月28日，2版）等。在這裡，我們可以瞭解到所有新聞來源幾乎都是官方、軍方等相關人員，或是由政策所形成的某種結果被直接描述，例如：「延平學院 奉令封閉」（3月21日，3版）。少數以民眾為新聞來源者，則是符合特定意義。例如：「事後始知被利用 四學生悔過自新」（4月11日，2 版）中有台中農學院與台南工學院學生等。
在事件初始，新聞報導多呈現出有聞必錄、全文照登的方式，其目的多為將社會中所發生的訊息告知給民眾。這在3月10日前後並無太大差別，徹底轉變者則是對二二八的定義，3月10日以後的純新聞一如之前的作用一樣，同樣描述出很多社會現象，有所不同的則是對二二八的定位無法參與討論。例如：《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17日第三版「羅東紙廠 照常生產」的相關新聞，「（本報訊）此次二二八不幸事件發生，各生產機構，幾皆受其影響，而至於停頓之狀態，唯羅東造紙廠，則保持原有之生產能力，從未停工，……」 這些純新聞報導似乎可以作為某種線索，以例證某種被界定好的二二八意義。當時新聞報導中將事件賦予意義的重要類型就是社論，其他類型如專欄、特寫或專訪，以及投書等，均礙於版面限制而時有時無，且則數在事件初始的兩年範圍內只有10則以下，作用有限。
然而，由於早期（1940年代）的台灣，社會發展仍然不夠穩定，報章雜誌用紙常常缺乏（甦甡，1947：11），是故在2月28日、3月1日之前，《台灣新生報》原本出一大張四版。但從3月2日起，《台灣新生報》則只出小半張兩版的內容，報社曾公告原因是用紙奇缺（民國36年3月2日，二版下方，「本報啟事」），而在3月10日時，《台灣新生報》亦曾停刊一天，小半張兩版的情形延續至同年3月25日，社論時有時無；3月26日起才恢復一大張四版的內容，有固定社論。
在1947年到1949年的這段時間中，相關新聞幾乎都分佈在1947年三月以後的各月份。翌年（1948年）2月28日的《台灣新生報》上，則只有一則極短的純新聞報導，標題為「蔣渭川 昨親赴高檢處自首 由丘主委具結保外」。
總而言之，在1947年三月以後的新聞中，二二八事件基本上有著兩種面貌。在1947年3月9日之前，二二八事件被認為是民眾要求合理改革的社會運動，以致於當時的軍政首長都接受政治現實的不夠完善，導致人民反感及有所誤會。典型報導如1947年3月8日的「陳長官廣播全文」等報導：
台灣同胞：自從二月二十八日台北事件發生以後，我曾兩次廣播，宣布和平的解決辦法。台北方面，這幾天，經憲警及地方人士的共同努力，秩序已安定，曾經有過問題的各縣市，亦趨好轉，想不久可恢復原狀。不過各位所關心的，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改善政治的問題。……（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8日1版）
在3月9日以後，二二八事件在新聞中已經被認定是「奸偽份子的陰謀暴動」。1947年3月28日《台灣新生報》的社論「二二八不是民變」中便寫道：
這次的不幸事件，現象相當複雜，不僅旁觀者不易正確地解釋，即置身事件中的台胞，如沒有參與預謀，恐亦未必盡能料及，後來愈演愈惡的種種發展。……現在局勢澄清，水落石出，大家已經明瞭此次事件完全出於有計畫的預謀，查緝私煙之引起死傷，不過是它的導火線。主謀者是懷有政治陰謀與野心的亂黨奸徒，和過去日人豢養下的一些鷹犬，附從者是一群被唆使的地痞流氓和一部份被煽惑被脅迫的青年學生……。（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28日2版）
在1949年2月28日，由於此時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已節節敗退，局勢險惡，加上蔣中正辭職下台，台海兩岸情勢危急，是故《台灣新生報》多在報導中國大陸的政局變化，完全沒有觸及二二八。而台灣的政治空氣，在經歷過1947年3月21日因行政長官公署試圖深入各地以掌握社會秩序的「清鄉行動」6之後，亦趨於嚴肅、緊張，加上1949年5月20日零時起台灣地區宣布戒嚴，新聞媒介不能對執政者任意批評，故二二八議題在新聞上已無空間。
二、議題的沒落：1949年至1987年
軍事戒嚴時期，始於1949年5月20日零時，結束於1987年7月15日12時，為期近四十年。揆諸當時，戒嚴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國民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共產黨在攻下海南島之後，更積極地想佔領台灣，於是撤退來台的國民政府，在總統蔣介石宣布下野、代總統李宗仁又滯留美國之際，為確保剿匪戡亂的成功，以及至少維繫住國民政府最後的據點，故宣布戒嚴，以防止共黨滲透。
在這一時期，每年的2月28日附近，一反1947年事發當時頻頻討論的情形，反而呈現出一種近於1949年局勢緊張時的沈默情形，這種在二二八歷史議題上的沈默，從今日來看，相當令人驚訝。在獲得的剪報資料中，本時期四十年間卻只有14則與二二八相關的新聞報導（可參見表三）。最早的是1949年12月由國民黨省黨部召開，關於二二八事件人犯審查及處置討論會的新聞（編號1）。
1950年，二二八事件已經很少在報紙上出現，但在1950年6月18日，卻由於事件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被槍斃，而被新聞報導提及。此標題為「陳逆其人」，敘述他擔任日本戰敗之後的台灣第一任行政長官，後來因二二八事件發生及省府改組等因素於1947年5月11日離開台灣 ，轉任浙江省主席；在浙江省主席任內，由於試圖與共產黨談和，並協助渡江，遭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檢舉，於是被捕遞解來台，並於1950年6月18日在新店碧潭槍決。
較特殊的是大陸發生的文革鬥爭，使得謝雪紅成為新聞焦點，也連帶使得二二八事件出現在新聞之中。《台灣新生報》1957年12月30日便刊登有新聞「謝雪紅不可告人之事 在『鬥爭會』和盤拖出 所有罪行全是受共匪之命而行」，其內容寫道：
表三：軍事戒嚴時期新聞論述標題一覽表（略，請查閱期刊）
（本報香港航訊）三十年老娘倒繃孩兒的謝雪紅，近一月來被共匪指為「右派份子」，發動大小嘍囉加以圍攻，鬥得她體無完膚。謝雪紅惱火之際，眼看被冷藏在大陸竹幕之內，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於是在「鬥爭會」中大發雌威，把她的不可告人之事，和共匪策動二二八事件的陰謀，以及如何欺騙旅日僑胞的伎倆全部「苦水」吐了出來。……（二二八事件）雖然是迫於黨的命令，只有發動。雖然失敗了，共產黨年年要他紀念這一事件，宣傳這一事件，可見這是共產黨主動，我不過執行黨的命令而已。但是共產黨要把我裝成二二八的英雄，不過藉此激動台灣人罷了。忽然又轉罵我是二二八逃兵，我絕不心服。當時在台灣如果被逮，豈不把共產黨的策略內幕，全般暴露。到底誰是逃兵？那就是要想推卸台灣暴動責任的共產黨，不是謝雪紅。這樣做法，如何對得起死去的台灣人，又如何不令正在工作或同情的人，對共黨絕望死心？我真是欲哭無淚，悲憤填膺。（台灣新生報，1957年12月30日4版）
這三則報導看似為二二八事件一些後續人、事、物的發展，其新聞價值則是由於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召喚，它排斥了所有可能真相的探詢，而聚焦在少數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焦點之上。在這時期的案例，更清楚地說明了純新聞文類在描述「事實」上的限制與特質，一旦新聞從業者缺乏敏銳而謹慎的自覺，純新聞很容易成為佐證當時「殺朱拔毛」等意識形態的「工具」，而非自我展示或是社會縮影的「本體」；其他議題一旦觸及二二八都連帶變得敏感，相對使得二二八議題在當時不具新聞價值。在這樣的情形下，新聞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意識形態上的需要，並非二二八事件本身的特殊意義。
此後，二二八議題銷聲匿跡二十餘年，直到1980年代，才又出現在公共領域之中。在表三中，1980年代中最早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新聞是1984年《聯合報》刊載在副刊第八版上的文章。原文作者是葉明勳，標題是「大時代中的新聞觸角──憶早年的中央社台北分社」，內容主要敘述《中央社》台北分社早期的籌備過程，兼及二二八。
……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變，本來是查緝私煙因執法人員處理不當釀成人命的個別案件，翌日之間爆發為暴力殘殺、全台大亂的場面。……事變發生後，雖然立即宣布戒嚴，但是暴徒到處打殺，不但在街上殺人，也偶而會衝入機關民宅，造成流血事件，很多機關單位也都被暴徒所劫持，電力及通訊系統全被切斷。……（當時）全體人員將通訊設備藏在日式房子的天花板上層或榻榻米下面，在事變期間與總社的通訊乃得以維持始終不斷。……那時若干重要的軍政通報，也都賴分社唯一的電台傳送總社，再由總社轉達南京有關單位……。（葉明勳，聯合報，民國73年3月11日，第8版）
再來則是兩篇連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小說，一是1984年的「月印」，二是1986年的「夜琴」，這兩篇小說都不是在2月28日附近被刊登出來，卻是直接反映二二八事件經驗者，內容並不是對政府的控訴，只是用一種含蓄的方式傳達出常民百姓的無奈，與生活在當時社會的荒謬。這在軍事戒嚴時期，是表達意見很重要的方式。「二二八」這一字詞，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慢慢且重新地進入新聞媒介的版面之中。
在這幾篇漫談與副刊小說之後，與二二八相關的新聞，多集中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軍事戒嚴前夕。有些是因應當時在野人士發起運動要求社會重視二二八的純新聞，有的則是學者的專欄，與資深記者的特稿。這些新聞的價值大都來自於民間社會，與軍事戒嚴的前期不同，它們的焦點都只有一個：希望更多民眾知悉二二八，也希望官方能正視此事件，並開放檔案供學術探討，以期瞭解真相，此時逐漸被排斥的則是完全漠視民間社會聲音的官方論述。
整體來說，軍事戒嚴時期二二八的新聞論述，可以分為前期與後期。前期的二二八論述是相關事件的後續發展，所以都是以純新聞與專欄特寫的方式出現，不過消息來源多是官方或是與官方關係密切的通訊社；因此，二二八圖像仍多維持在1947年3月10 日之後的定位──事件是共產黨與「陰謀野心份子」的策動結果。
後期則是民間社會的聲音居多，揆諸1980年之後的11則相關論述，則可發現二二八「禁忌」的鬆動是漸進的。一開始只是出現在副刊等較屬邊陲的媒介版面，此時的二二八事件多是作為歷史回憶、文學想像等作品的相關背景；爾後在解除軍事戒嚴的1987年附近，新聞報導與評論才逐漸以二二八事件為主要焦點。但是此時的二二八圖像仍未鮮明，共同之處只在重新喚起社會對於二二八的重視。典型的案例，例如：《聯合報》1987年2月28日「吹散烏雲 澄清真相 二二八事件以訛傳訛扭曲史實 學者促開放資料還其本來面目」。
臺灣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前前後後
前言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是一九四七年臺灣「二二八事件」五十四周年。在網上瀏纜了一些有關當年「二二八事件」的文章。看看歷史，再看看今日民主政治生活的臺灣，實在是令人感慨萬千。當年在「二二八」事件中，臺灣人民，爲爭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改革
落後的專制政治，作了巨大犧牲。令人高興的是，不但爲之奮鬥犧牲的烈士，在五十年後得到徹底平反；而且，他們爲之追求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目標：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人權最後得以實現。
有關當年「二二八」的文章。對於許多後人，特別是大陸的人，大多數人是不瞭解「二二八事件」是怎麽一回事的。他對臺灣今日之民主政治具有多大意義；對還在爲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犧牲奮鬥的人們及對於大陸十三億人民具有何等重大意義，恐怕更是許多人所不瞭解的。
本文在下面不厭其煩地引述一些原始材料，是想給予關心中國「六四」命運的朋友們一個啓示。
八九年北京「六四」之前，由胡躍邦逝世引發的反腐敗，反特權，爭民主要自由的運動，雖然由青年學生帶頭並成爲主流，但在全國則遍及了幾乎所有幾百個大中城市，雖主要在北京，但實質是一場具有全民性質的反貪反腐反特權爭民主的波瀾壯闊的市民群衆運動。這場被中共鎮壓下去的運動，至今我沒有看到比較全面完整的日程綜合性記錄。相反還見到幾篇對這場民主運動污蔑性文章，以及對於某些民運人士的個人攻擊，但不管他們出於什麽目的，對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誣衊和潑髒水，這場運動必然將會永遠留在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中，永遠放射著光輝。「六四」的徹底平反，只是時間問題，也肯定不會如臺灣「二二八」那樣拖到四十年後解凍，現在就應當著手起草一個能爲大多數人接受的「紀念碑碑文」。本文引述了臺灣二二八紀念碑文，該碑文雖僅642個字，卻沒有重要遺漏。對六四紀念碑文的起草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故此，我盡可能保持原味地將一些有關的重要歷史事實，分出若干主題加以整理介紹給感興趣的讀者，供廣大華人朋友瞭解和思考。(材料主要來源是《亦凡論壇》和網上《太陽升中文圖書館》)
一，一九四七年臺灣人民的失望
當臺灣人視國府軍政人員爲解放者而竭誠歡迎時，卻換來比日據時代更加惡劣的「被征服者」待遇。經濟的獨佔與壟斷，政風的貪污腐化，民生的凋蔽，大陸人士壟斷權位，軍警的作威作福。。。。，一一造成民心的急速流失。人民從期望到失望，由愛轉恨的心理，在國府「接收」臺灣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裏，終於在一次不當的私煙取締事件中宣泄出來，掀起了震動全島的二二八事變。事件本身，以及隨後的屠殺，清鄉，白色恐怖等等鎮壓肅清手段，造成了無數人員的死傷。
二，二二八事件導火線
1947年2月27日傍晚，專賣局臺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等六人，會同警察大隊四人，在延平北路查緝私煙，與私煙攤販林江邁婦人(40歲，丈夫歿，育有一子一女)發生爭執。查緝員欲沒收林婦香煙及賣煙所得的錢。林婦家計難以維生，跪地求饒。當時圍觀民衆甚爲煙販抱不平，旋因查緝員以槍管敲破女煙販頭部出血暈倒，以致激起公憤，群向查緝員攻擊。查緝員開槍示威，擊中旁觀者陳文溪(後來不治死亡)，引起群情鼎沸。群衆結隊至警察局要求逮捕兇犯未果，憤將專賣局之卡車推翻道旁用火燒毀。後來警方推拖已將兇手交于憲兵團，民衆即湧向憲兵團，唯憲兵團長張慕陶否認拘捕兇手。群衆受愚弄，遂徹夜包圍警察局及憲兵隊。另批市民湧至新生報社要求報社照實刊登血案消息。總編輯吳金口因奉長官公署的宣傳委員會通知而不敢登刊，憤怒民衆遂要將報社招牌坼除。後來社長李萬居出面，答應民衆要求，隔日《新生報》以五號鉛字刊出三百多字的血案經過報道。
三，二月二八日民衆的示威請願遭武裝鎮壓
上午九點：
清晨臺北市民開始鳴鑼鼓噪，群至南門町專賣局(今南昌街)爲昨日事件請願。路經太平町二丁目(今延平北路)派出所，警察鳴槍被群衆毆毀警所。
上午十點
群衆湧至本町(今重慶南路)之肇事單位專賣局臺北分局，要求交出兇手，因誤認肇事警而圍毆警員，搗毀分局。
上午十一點
群衆再向專賣局總局要求懲凶。代局長一味推委，民衆沖進俱樂部，新舊兩任局長住宅。
·下午一點
· 上千名群衆前往長官公署請願，在廣場前突遭公署樓上機槍掃射，當場死傷數人，形勢至此惡化。
· 下午二點
市民在新公園內開會，佔領公園內的臺灣廣播電臺並向全島廣播事件經過。
臺北市參議會召開緊急會議，並邀請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共赴公署陳請。
· 下午三點
衝突激化。公署長官陳儀宣佈臺北市實施戒嚴，武裝憲警巡邏全市，開槍掃射市民。群衆再包圍專賣總局，鐵路警察署，交通局等，與軍警發生衝突，群情激憤並怒及外省人。
· 晚七點
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及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臺北市參議員周延壽，國大代表謝娥，向市民發表廣播。謝娥稱已見過林江邁，並表示下午公署沒有向群衆開槍。
四，三月一日到三月二十一日期間大事記
1，三月一日大事
臺北市
官方-----早晨
全市軍警憲兵不斷在街頭巡邏或警衛，到處響起疏密槍聲，但依然無法維持秩序。
民衆----早晨
民衆不滿謝娥昨晚的廣播謊詞，遂包圍其在延平路的醫院及萬華住宅，並搗毀器械。
處委會---上午十點
市議會邀國大代表，參議員，參政員於中山堂開會，共組「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後求見陳儀，遭改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
民衆---下午
兩點一隊市民包圍昨日在鐵路局前屠殺民衆的鐵道管理委員會所屬警署，又遭警開槍殺害十八人，傷四十多人。民衆反攻，於三點佔領該署。
官方---下午
國民黨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公署陳儀，臺灣高等法院院長楊鵬，警總柯遠芬密談。當局雖欲鎮壓，但時機未成熟，乃先採取和緩手段。
官方---下午五點
陳儀第一次廣播：
1，今夜12點解除戒嚴，但仍不得集會遊行；2，釋放被捕民衆；3，禁止軍警開槍；4，指定五人官員代表政府參加血案調查委員會。
另外指控臺灣人爭多騷動，而對機槍發射來自其辦公大樓一事隻字未提。廣播完畢，軍警依然對民衆開槍射殺。
臺灣北部
基隆：二十八日已有群衆在高砂戲院前高呼「打倒阿山」。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宣佈戒嚴。
板橋：民衆燒毀供應局倉庫。
新竹：人民奪取桃園車站軍火並接管縣府。民衆阻止陳儀調自鳳山北上的國府軍。
臺灣中部
下午民衆在台中車站前起義。
(引「行政院228事件研究報告」201頁)
2，三月二日臺灣各地大事記
臺北市
民衆---上午十點
上千名大學，中學學生在中山堂來會，提出「民主政治」，「教育自由」等口號，聲言擁護臺北市民的義舉。
官方---清晨
蔣渭川會同政治建設協會要員及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拜見陳儀，告知擬擴充處委會的建議並希望政府寬大處理。
官方---下午三點
陳儀第二次廣播，宣佈四項辦法：1，對參加事件者不追究；2，被捕人民可免保領回；3，死傷者不分省籍，一律撫恤；4，准予處委會增加其他人民代表。
官方---夜間
陳儀調自鳳山的部隊在新竹遭民衆攔阻的消息傳至臺北，一般人對陳儀的誠意頗有懷疑。
處委會---下午兩點十五分
處委會第一次開會，組織擴大由商會，工會，學生，民衆，政治建設協會選出代表，
被政協會一手包辦。惟後來周延壽議長裁決所有參議員加入，才不致一面倒，但亦埋下派系紛爭種子。
處委會---夜間
警總調查室軍統人員許德輝等二人走訪蔣渭川，請蔣氏在明天的治安委員會中推許出任治安組組長。
北部地區
基隆---下午四點警總宣佈解除戒嚴。
板橋---省參議員林日高，國民參政員兼鎮長林宗賢出面組織「服務隊，以維持治安。
桃園---臺北青年學生會與當地青年團會合，接收鐵路保警武裝並攔截火車，以阻止國府援軍北上。
民衆展開」打死阿山「條幅，並包圍警局要求交出貪官污吏。後遭員警以機槍，步槍掃射，當場擊斃民衆數十人。另批民衆接收縣府後，搬出牛奶，米糧分配民衆。人民自治，地方暫趨平靜。
新竹---下午三點
1，來自鳳山的軍隊進入市區掃射群衆，死八人；2，警民對峙，憲警以機槍掃射民衆，當場死八人，傷十八人。
傍晚處委會新竹分會成立，向市長提出二項要求：1，嚴懲開槍者；2，駐軍退出市區。
有惡名的市長郭紹宗虛于應付。
臺灣中部---台中
民衆齊集台中戲院如期舉行市民大會，由建國工藝職校校長謝雪紅任大會主席。不發一彈佔領警察局。後人民接管專賣局分局。
部分民衆擁至涉多起貪污舞弊的前縣長劉存忠，遭其部屬等向徒手民衆開槍射擊，當場死傷三名。
晚上處委會傳來陳儀派兵南下消息，市議長黃朝清等宣佈解散處委會及治安隊。謝雪紅鼓動未離去青年，組織武裝部隊對抗，並提出三項原則：
1，不要殺傷外省人；2，不要焚毀物資房屋；3，一切武器儘量把握在人民手裏。
特務不斷製造國軍迫近台中的消息。
南部---嘉義
民衆攻佔市府及電臺。
屏東----市長龔lu端赴高雄要塞司令部見彭孟緝。副議長葉秋木召開民衆大會。
3，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大事
臺北
處委會---上午十點
召開改組後的第一次大會，公署官員不再出席，但有軍統特務喬裝平民混入進行分化收集情報。
中午----處委會代表蔣渭川等二十余名赴長官公署，達成七項決定：
1，本日下午六點前把軍隊撤出臺北市；2，治安由憲兵，警察及青年學生共組治安服務隊負責；3，本日下午六時前恢復交通；4，開放軍糧以解決食糧不足問題；5，滋事軍人由柯遠芬負責；6，滋事民衆由代表團負責；7，南部軍隊絕對不北上。
下午四點----處委會治安組召開臨時會，決議成立經官方事先安排好的忠義服務隊負責治安。國統局臺北站長許德輝任總隊長(臺北)服務隊實爲警總所設立的機構，成員多爲地痞流氓。
下午五點----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燈廣播報告會議及交涉情形，並警告民衆，警總雖已答應撤退軍隊，但仍有士兵換穿憲兵服裝威脅百姓。
官方---主張「以民衆力量對抗民衆的力量」的軍統局臺灣站長林頂立成立義勇總隊，開始綁架，欺壓，暗殺市民。
臺北民衆----下午6：50分召開學生大會，號召學生赴台中，號召烏來山胞起義。
北部——基隆----碼頭工人襲擊第14號碼頭的軍用倉庫，事敗死傷多人。
北部----桃園----民衆接管中壢區署，宣佈自治。
北部----新竹----由臺北南下的學生在住舍被軍隊打死。
臺灣中部---台中---人民武裝獲勝
上午謝雪紅成立「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並組織「人民大隊」(人民軍)
八點二十分時----蔣軍開出機關槍武裝的卡車駛入市區掃射，與人民軍展開激烈槍戰。
下午四點----各地人民軍進攻蔣軍中部多處部隊；晚上十點二十分蔣軍繳械投降。台中市及近郊全在人民控制中。
漳化---青年組織治安維持秩序。 霧社----泰耶族一百多人下山參加台中作戰本部。
虎尾-----人民軍攻擊機場警備隊，相持三晝夜。
臺灣南部
嘉義----上午九點陳複志率各隊攻佔第19軍械廠及市政府。
台南----市民大會，工學院召開學生大會，編一隊北上臺中參加第三飛機場攻擊行動。
高雄----市民占兩個分局及鹽埕派出所；高雄第一中學由該校學生組成自衛隊。
4，四七年三月四日大事
臺北市----處委會排擠傾軋，服務隊假公濟私，軍隊調動的謠言頻傳。
上午十點，處委會開會，提出八項決議，包括把處委會擴大爲全省性組織；民衆代表陳口，蔣渭川及學生代表四十余人赴公署謁見陳儀，提出三點意見。整個下午都在開會，晚八點在中山堂開大會，議決組織草案。
臺灣北部----基隆----八堵，瑞芳一帶民衆突擊軍用倉庫失敗，幾乎全被蔣軍投入海中。
宜蘭----市民代表會及民間有志之士，召開青年大會，提出四項決議：
1，肅清貪官污吏；2，各有關機關首長應引咎辭職；3，軍隊及政府機關禁止武裝攻擊人民；4，爲保持安寧，外省同胞應予集中，受青年監督保護。
新竹----司令蘇紹文下令戒嚴，停止砍殺，卻乘機勒索富戶。
台中----上午人民向第三機場的蔣軍勸降，雲姓少將交出武器接受和平解決方案，由學生隊保衛。中部地區的軍事機關至此盡入人民軍手中。下午重組「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推選吳振武任人民軍總指揮，以牽制謝雪紅。
臺灣南部
鬥六----鬥六治安維持會改編爲鬥六警備隊，由陳篡地人召集人。
嘉義 參考資料
http://www.future-china.org/link...w20010212.htm 發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及三月間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上傷亡慘重﹑影響深遠的大事件。做為台灣的子弟﹐有義務要了解它﹐並記取歷史的教訓。
憧憬新時代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及九日﹐盟軍的兩顆原子彈分別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開花。一週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當時日本的投降﹐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聯合國最高統帥再指派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接受日軍在中國戰區的投降。台灣就在這種情況下，由蔣介石派員接管，實際上﹐那是一次暫時的軍事佔領﹐但是﹐當時大家都毫無懷疑地稱之為「台灣光復」。
「台灣光復」雖然在程序上沒有經過台灣住民的同意，但是就實際民情來看，當時一般台灣人民對於「光復」大多抱持歡迎的態度﹐並以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沒有的熱烈心情﹐迎接來自大陸的國民政府。例如﹐曾經在日本時代從事抗日社會運動的人士﹐如陳炘﹑葉榮鐘等人﹐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各地張燈結彩﹐以迎接國民政府﹔全島各大市鎮都有當地青年自動自發組織地方團體﹐用來維持地方秩序﹐保護日本留下的敵產﹐以便讓國民政府能順利接收。
「新總督府」
儘管台灣人民歡天喜地迎接「光復」﹐歡迎新來的「祖國」﹐但是新來的中國政府卻以「征服者」的態度對待台灣。首先﹐國民政府在台灣設立了一個和中國大陸各省不一樣的制度﹐叫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做為統治台灣的總機關。這個機關擁有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各項大權﹐齊集一體﹐好像日本時代的總督府的翻版﹐延續了類似日本時代的殖民體制。因此﹐許多滿懷期待與理想的台灣知識份子﹐看到了這種體制的出現之後﹐都失望地戲稱它叫「新總督府」。擔任台灣行政長官兼台灣警被總司令的陳儀﹐則被稱為「新總督」。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項資源﹐幾乎壟斷在這種所謂「新總督府」的體制下﹐也為一年四個月後的二二八事件埋下了伏筆。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首先讓台灣人民立刻感受到的是政治上的全面壟斷﹑特權橫行﹑貪污腐敗﹐而且外行領導內行。
唐山客寶島行大運
國民政府雖然名義上給台灣人參政的機會﹐而實際上卻以「台灣沒有政治人才」為藉口﹐甚至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之外。因此戰後的台灣﹐重要的職位幾乎由來自大陸的人士所壟斷。例如﹐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暑的二十一名高層人員中﹐只有一名台省籍人士(他是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而且﹐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也被殺害了)。再者﹐在長官公屬的三一六名中層人員中﹐台省籍人士只有十七人﹐其餘二九九名都是大陸人士。於此可見﹐戰後大陸人取代了日治時代日本人在台的統治地位﹐讓滿懷期待的台灣知識份子開始感到失望。
大陸人士壟斷權位之後﹐緊接著是牽親引戚的群帶關係開始出現。中國文化中的「家族政治」的特色﹐開始在台灣島上「光復」了。例如﹐台中地方法院五十名職員中﹐有一半職員是院長的親戚﹔花蓮法院也類似如此﹔農林處檢驗局局長葉聲鐘﹐一上任之後﹐把一位具有三十年經驗的台省籍技正范錦堂弄走﹐然後以局長的二房姨太太謝吟秋來補缺﹔高雄有一所學校﹐新任劉姓校長上任之後﹐竟然聘用了一位不識字的老師﹐原來這位不識字的老師是校長的岳父大人。這種現象﹐在日治時代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令台灣人更不平的是﹐同一個單位﹑同一個級職﹑同樣的工作﹐大陸人領的薪水﹐往往是台灣人的兩倍。他們美其名說是「偏遠地區」的「加薪」。日治時代也有這種差別待遇﹐但差別尚沒有這麼大。
差別待遇還不要緊﹐外行領導內行才更叫人咄咄稱奇。在大陸上不熟知甘蔗﹑蔗糖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起糖廠的主任﹑廠長﹔在大陸上沒有看過火車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鐵路局的課員﹐一個月薪水六百元﹐遠超過一個月只領四百元﹑擁有十幾年鐵路經驗的台籍副站長。
「五子登科」的「劫收」
以上的不平與不公﹐都還不是最嚴重的。最讓台灣人民不能忍受的是﹐官場上的貪污腐化。按中國在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一些接收人員到光復區專接收金條﹑洋房﹑汽車﹑高位﹐和小妾﹐中飽私囊﹐民間譏稱他們「五子登科」(五子是: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來到台灣的接收人員﹐也有不少「五子登科」的人。廖文奎博士曾沉痛指出:「接收及行政人員﹐多係貪污之流…﹐或公財私用﹐或敵產擅賣﹐或浮報不實﹐人在台省﹐心在上海賭場﹐全無節用愛民﹐經國濟世之舉措﹐其腐敗卑劣每非台胞所能想像者。」所以當時台灣民間把「接收」稱為「劫收」。「劫收」後的政治﹐貪污腐敗之風﹐讓台灣同胞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一九四六年一月底到二月上旬的<民報>上﹐有關貪污的新聞﹐就有六件之多﹐平均兩天一件﹐這些叫人目不暇給的醜聞﹐令台灣人痛心疾首。
「掠奪」式的經濟
在經濟方面也同樣全面的壟斷。代表著當時統制經濟的兩個機構﹐一為專賣局﹐一為貿易局。行政長官公署繼承日治時代的專賣制度﹐對樟腦﹑火柴﹑煙﹑酒﹑度量衡等用品全部納入專賣制度﹔另設貿易局﹐壟斷了全台的工﹑農產品的購銷和輸出。公營事業又無限擴大﹐遠超過日治時代的獨占企業。「省內復員人數日增月加﹐公營生產事業又因用事不得其人﹐致使各業半身不遂﹐因之失業者之數不能勝算。物價因官僚資本的剝削和台幣的亂發﹐一漲再漲﹐甚致不知其終止點。以往以產米和糖聞名於全世界的台灣米﹑糖價﹐反比上海﹑香港﹑廈門等地還貴。結果民生塗炭﹐民不聊生…。」總之﹐「光復」後的台灣人民﹐生活更加窘困﹐誠如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F.H.Michael和G.E.Taylor在其合著的”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一書中所說的:「那些幾乎為全島經濟命脈所繫的日本企業﹐被納入政府的專賣組織﹐並由大陸來台的中國人充任其中﹐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Looted)﹐生產力大降﹐稻米頓然短缺。對台灣人來說﹐他們立刻感覺到﹐少數的中國官員將獨占島上的經濟…」
官兵變強盜
由於經濟蕭條﹑民生凋敝﹐因而社會上盜賊四起。尤其是「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見1946.10.28[民報]設論<要預防年底的危機>)而更令台灣人民痛心疾首的是﹐派駐在台灣的軍隊﹐紀律敗壞﹐經常欺擾人民﹐當時的軍紀到底如何敗壞？且看當時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對當時軍紀的一段回憶：
「廿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但是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雖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者，而因範圍小，影響不大，正式下船時，雖然整隊而行，其服裝破爛，不堪入目，於夾道歡迎的人群中，頓使台省同胞失望，...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台的。這些兵於十月廿五日開始接收之日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中略]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譬如到郵局辦事，都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裏，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人看，騎了就走。[中略]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也有少數士兵一看屋裏沒人，跑進去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就跳進跳出。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載《中華雜誌》廿五期，1987。)
隨七十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說，台灣民間稱七十軍為「賊仔兵」。且聽張拓蕪對這群所謂「賊仔兵」的一段敘述：
「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其最大的成就是夜不閉戶的良好治安，以飼養的家禽來說，居民都是一籠籠，一簍簍放在自家門外，和腳踏車一樣從來不加鎖的，也從來沒有遺失過。然而自從這個中央軍進駐以後，雞籠、鴨簍以及腳踏車甚麼的便時常無故失蹤。...」(張拓蕪，<我走過那段歲月－二二八事件的回憶>，載《大成報》，1990.11.21副刊。)
這些魚肉人民的軍隊﹐正是一年前台灣民眾熱烈迎接的「祖國」的部隊﹐怎不叫台灣人民從原來陶醉在「光復」的氣氛中﹐猛然驚醒呢?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第二年﹐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28倍。一九四六年﹐台灣社會經常發生軍警與民眾衝突事件﹐這些事件﹐隨時都有可能引爆成大規模的騷動。
分道揚鑣的歷史軌跡
台灣人原以為同文同種的中國﹐是心目中可以託付的祖國﹐沒想到﹐真正的中國降臨台灣後﹐他們才發現這個中國與心目中的「祖國」相差甚遠﹐簡直難以適應。其實﹐台灣與中國在近代的發展上﹐有著相當不同的歷史軌跡。台灣的歷史上充滿著海洋文化的特性﹐海島貿易的商業根性很強﹐尤其自清末劉銘傳推行新政以來歷經日本五十年的發展﹐台灣在近代化的腳步上﹐超前中國大陸很多﹐兩個社會發展的差距甚大。試舉數例說明：一九三六年全台人口僅是中國人口的1.2%﹐卻使用其23%的電量容量裝置。一九四三年一個台灣人平均使用的電量﹐是一個中國人平均使用電量的233倍﹔若以學齡兒童的就學率來比較﹐一九四三年的台灣是71.3%(山地更高達86.4%)﹐同年的中國只有43%左右(這個數字還可能比實際偏高)。從這些比較﹐可知兩個社會發展的差距甚大。至於價值觀念﹑生活習慣之差異﹐更不再話下。因此兩個性質不同的社會硬將他們「統一」在一起﹐便很容易產生摩擦﹐引起衝突。所以﹐二二八事件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絕非偶然。
事件由香煙引爆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傅學通等六人在台北市太平通(今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查獲中年寡婦林江邁於天馬茶房前(地址在今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販賣私煙﹐查緝員欲沒收林婦煙攤的香煙及身上的金錢﹐林婦不讓他們沒收﹐苦苦哀求﹐查緝員以槍管敲打林婦頭部﹐致林婦頭部出血暈倒﹐圍觀的民眾群情激憤﹐向查緝員理論抗議﹐查緝員一邊奔逃﹐一邊向民眾開槍﹐不幸擊中一名旁觀的市民陳文溪(延至隔天不治死亡)。民眾更加氣憤﹐包圍警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肇禍的人法辦﹐但沒有結果。
全台蜂起
廿八日上午﹐群眾赴專賣局抗議﹐衝入台北分局﹐將許多文卷﹑器具擲出到馬路上焚燒﹐並且打傷三名職員(一說死一人)。下午﹐民眾集結於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請願﹐不料公署陽台上的憲兵用機槍向群眾掃射﹐死傷數十人。至此﹐勢態一發不可收拾﹐全市騷動﹐商店關門﹐工廠停工﹐學生罷課﹐警備總司令部宣佈戒嚴。由於青年民眾進入廣播電台(位置即今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向全省廣播事情發生的原委﹐並呼籲各地民眾起來響應﹐三月一日起﹐事件迅速擴及全台﹐全島各大市鎮皆發生騷動﹐憤怒的民眾攻擊官署警局﹐毆打大陸人﹐發洩一年多來的怨懣﹐陳儀宣佈戒嚴﹐軍憲則開槍鎮壓民眾﹐雙方傷亡頻頻傳出。各大城鎮的青年﹑學生﹐及退伍軍人組成的臨時隊伍﹐試圖控制軍警單位的武器彈藥﹐但他們大都是臨時起事的烏合之眾。較具規模的是活躍於台中一帶的「二七部隊」(以事件係二月廿七日發生而得名)﹔而較激烈的衝突﹐則是發生在嘉義水上機場包括阿里山鄒族原住民及平地漢人組成的民兵與駐守機場的國府軍的的攻防戰﹔高雄市內火車站附近也有青年學生與國府軍隊之間的對抗。
在協商桌上
三月一日﹐由國民參政員及省參議員等民意代表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推派代表謁見行政長官陳儀﹐並建議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陳儀應允﹐於當日十七時在電台廣播稱:一﹑立即解除戒嚴令﹔二﹑開釋被捕民眾﹔三﹑禁止軍警開槍﹔四﹑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
三月二日﹐以民意代表為主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開會﹐公署亦派有五名官員參加。會中並決定變更該會組織﹐增加陣容﹐容納商會﹑工會﹑學生﹑民眾各方代表。會議進行時﹐場外仍頻聞槍聲﹐於是有人提出非難﹐認為開槍均由警察大隊所為﹐因而一致要求立即解散警察大隊﹐但沒有結果。
三月三日﹐改組擴充後的處理委員會再開會﹐商定軍隊於十八時撤回軍營﹐地方治安由憲警和青年學生組織治安服務隊維持。
三月四日﹐處理委員會決議再擴大組織﹐在各地組織分會。推派代表往見警總參謀長柯遠芬﹐要求禁止部隊再出現街頭。並向省內外廣播事件經過﹐表示本省同胞只要求政治改革﹐並無其他任何目的。
三月五日下午﹐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正式通過組織大綱﹐明白揭示「改革台灣省政」的宗旨。而全省各縣市以各縣市的參議會為主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分會﹐也已紛紛成立﹐爭相開會討論﹐並提出改革政治的要求。
行政長官陳儀﹐對於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虛與委蛇﹐宣稱民眾如有任何意見﹐可經由處理委員會反映﹐他會盡量接納改進﹔但一方面卻打電報向南京請兵來台。
由於有處理委員會的居間協商﹐呼籲各地民眾不可胡亂毆打外省人﹐所以到了三月五日﹐各地騷動(除嘉義一帶)已逐漸平息。但是﹐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聽信在台軍政特務人員的一面之詞﹐完全不理會台灣民間團體代表的上電請願與建議﹐在勢態已逐漸平息的三月五日﹐卻貿然決定派兵來台。由劉雨卿所率領的第廿一師﹐已在此日接獲蔣介石的命令﹐準備出發開往台灣。
三月六日﹐處理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歡迎你們來參加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
被整肅前的純真要求
三月七日﹐處理委員會在紊亂的會議中﹐通過宣傳部長王添燈所提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提出具體的善後處理方案及政治改革方案。除三十二條要求外﹐會中又追加十條要求﹐獲一併通過﹐其中包括取消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繳卸武器由處理委員會保管﹐並要求台灣陸海軍皆由台灣人充任等。
這三十二條(外加十條)的要求﹐經向陳儀提出﹐陳儀再未及詳細讀完其內容﹐就將將之擲地﹐震怒拒絕。陳儀為何此時開始翻臉不認帳?因為他知道南京派來的軍隊已經出發﹐即將抵達台灣。因此他有恃無恐﹐不再理會他原先所認可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大軍壓境‧腥風血雨
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四十二條要求的隔日(三月八日)的傍晚﹐國府派來的軍隊在基隆登陸﹐當時正在碼頭工作的工人﹐莫名其妙遭到突如其來的軍隊的掃射。三月九日廿一師進入台北﹐繼而向南挺進﹐在各地展開鎮壓與屠殺﹐死傷慘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隨即被陳儀宣佈為非法組織而被命解散。參與開會的許多社會領導菁英﹐也開始被列為清算整肅的對象。
在軍隊抵台進行的鎮壓與屠殺中﹐當局雖然捕殺了許多直接參與暴動與反抗的份子﹐但是許多未曾參與任何暴動的社會領導菁英﹐包括民意代表﹑教授﹑律師﹑作家﹑醫師﹑記者﹐也幾乎在同一個時段裏被捕遇害。而許多平日敢於直言不諱的民間報刊﹐如 <民報>﹑<人民導報>等﹐也遭陳儀當局查封。
三月廿日﹐長官公署開始在全島各地展開所謂「清鄉」的行動﹐以連坐法的威脅﹐要求民眾交出武器和「惡人」。在「清鄉」的過程中﹐各地不斷有人被捕槍斃﹐且多未經公開審判。台灣到處充斥著冷冽的肅殺之氣。
總計二二八事件期間﹐總共死傷多少人﹐至今仍無精確的定論﹐不過﹐最常聽到的講法﹐死亡人數約在一萬至兩萬人。
受傷的亞細亞孤兒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体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
黑暗與光明的時代
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後，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流亡來台，雖然「中華民國在台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厲行「白色恐怖」統治，但台灣卻也一方面避開了共產中國的蹂躪，獨立於北京政權之外，在台灣原有的海洋文化的歷史性格下，發展自己的經貿工商，成就了所謂「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成果。而且﹐在工商發展﹐社會變遷﹐文化交融之下﹐二二八事件時的族群對立已不復存在﹐隨著台灣國際外交處境的艱難、中共政權對台灣的威逼，台灣內部族群之間的命運共同感應更加凝聚成形。
歷史還會重演嗎？
今天，白色恐怖已逐漸過去﹐台灣政治也已相當的民主化﹐內部要發生類似二二八的衝突﹐幾乎不可能﹐然而﹐面對中共霸權的對台統戰，二二八的歷史，仍應給我們深切的教訓與啟示：一九四五年的所謂「台灣光復」，是台灣與中國的一次「統一」。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則是這次「統一」的後遺症。引起這個後遺症的主要癥結，在於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的差距太大，体質不同，彼此適應不良。這種適應不良，可說是文化水準較落後的一方，統治文化水準較高的一方，所產生的壓制與反抗的循環過程。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是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成果﹑法律系統﹑文化內涵﹑生活價值﹑人權指數…﹐都與台灣迥然互異﹐落差極大。台灣若被「統一」﹐真令人擔心二二八事件又要重演！
五十年前的台灣「光復」(「統一」)，帶給台灣什麼樣的苦果？今後台灣要是再被「統一」了，又將要付出什麼代價？台灣全體住民能從歷史與現實中找到答案嗎？
且讓我們拋開「統一」的政治神話﹐對內，我們族群間要和睦互重﹔對外，攜手團結，走入國際社會﹐建立獨立新國家﹐避免類似二二八的悲劇重演。
參考資料
http://www.jimlee.idv...1_22.htm 二二八事件引來一場大整肅，許多知識份子亡命海外。這些亡命海外的知識份子，在國家的追尋上，分成兩個路線發展：有的人開始尋求台灣的獨立自主，先後在日本、美歐組成台灣獨立團体；另外有少部分社會主義者，則投入中國大陸，並於1949之後，加入紅色中國的陣營。
1.興起於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
被稱為「海外運動初期最著名的領導者」的廖文毅，於事件之後，因遭通緝而亡命海外，曾經一度在「聯邦」與「托管」的念頭之間舉棋未定，[43]後來才標舉台灣獨立的旗幟。1951年，廖在東京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1955年9月和次年2月又先後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及「臨時政府」。1960年的2.28，有王育德在東京成立台灣青年社，後改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另外有史明結合幾個團体於1967年4月成立台灣獨立聯合會，次年解散，再創「獨立台灣會」。
台灣獨立運動隨著留學生的激增而擴展到美國、加拿大及歐洲。許多團体相繼出現，如「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歐洲台灣獨立聯盟」「在加(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等。進入七十年代，分布在日本、美國、歐洲地區的部分組織聯合組成全球性的「台灣獨立聯盟」(總部設於美國)。1979台美斷交後，又有許多其他組織出現，這些團体組織，在海外發行刊物，鼓吹台灣獨立。[44]
二二八事件之後在海外興起的台灣獨立運動，出現多種不同解釋的「台灣民族論」，不過他們的共同點是，有明顯對「在台大陸人」(俗稱「外省人」)的排斥，而獨立的對象，也以在台的國民黨政府為目標。1970年代中葉，獨立運動陣營開始接受「在台大陸系人」，而產生新的觀念，認為「不管出生何地，不管何時來台，凡是認同台灣的，都是台灣人。」黃昭堂將這種台灣人觀念命名為「無差別認同論」。[45]
2.戰後台共的國家認同的轉向
在日據時代即提出「台灣民族論」、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台灣共產黨，到了二二八事件之後卻有了大轉向。他們之中有多人投入大中國的陣營，不再主張台灣獨立。例如台共首腦謝雪紅於二二八事件之後先流亡香港，後進入中國，曾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委、人代會委員[46]；另一台共首腦王萬得，於1949年投奔中國，為「民盟」華東總支部委員，人代會上海市代表，1983任政協委員[47]；楊克煌也於二二八事件後與謝雪紅潛往中國，1949年9月至1954年11月出任中共政協首屆一次會議代表[48]；其他重要台共分子如蘇新、蕭來福、楊克培，潘欽信、詹以昌…也在事件後投奔中國大陸。
為何在日據時代即提出「台灣民族論」、喊出「台灣共和國萬歲」的台灣共產黨，到了戰後卻改變國家認同的方向，不再主張台灣獨立，而紛紛倒向大中國呢？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理解：一、二二八事件後，他們都成為國民黨政權下的通緝分子，許多人逃離台灣，先進入香港，再輾轉進入正在進行與他們理念相同的共產革命的中國大陸。這種時空背景的契合，水到而渠成，當可理解；二、日據時代他們雖然提出「台灣民族論」，但是其台灣民族意識是相對於日本人的意義較大，與中國民族的比較，就沒有太大的距離，尤其是1931年翁澤生、王萬得等人鬥倒謝雪紅之後的台共新中央，採取的路線是「階級革命」優先於「殖民地革命」[49]，足見其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執著，勝過對民族主義的提倡。易言之，其運動的性格，階級性強於民族性；三、1949年中共政權確立以後，相對於中共政權的台灣國民黨政權係以反共的法西斯立國，兩相比較，北京共產政權自然較符合其理念。設若台灣當局實行的是共產主義，北京是反共的法西斯政權，則恐怕他們的國家認同將又有另一番變貌。
泛藍說法:
前總統李登輝於92年11月8日出席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二○○三年年會晚宴上致詞時說，中華民國早已不存在，國民黨外來政權當年佔領台灣，是借屍還魂、乞丐趕廟公。又說中華民國只是一個流亡政府。這些說詞是惡意的歪曲歷史，惡意的撕裂族群感情。
請問李登輝當年國民黨軍事佔領台灣時，為何台灣人非但沒有抵抗反而簞食壺漿歡迎「軍事佔領」？如果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為何當年台灣人歡欣鼓舞地慶祝「回歸祖國」？世界上有27國承認中華民國，李登輝自己也當了兩屆中華民國總統，每年領取中華民國給的優渥退休金（是柯林頓的2倍，而我國國民所得只有美國的40%），竟然說中華民國不存在，這豈不是「睜眼說瞎話」！如果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請問流亡那一「國」？政治人物「睜眼說瞎話」、「講話不負責任」是台灣政治動亂不安、族群撕裂、經濟停滯、失業率高攀不下的根本原因。
92年11月2日李登輝在群策會舉辦的「兩岸交流與國家安全」國際研討會閉幕式上，高喊「公投制憲，建立新國家」；也就是要建立「台灣共和國」。但獨立的代價是什麼？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為求獨立，打了四年戰爭，死傷60多萬人。國防部也表示兩岸一旦發生戰爭，第一波死傷將高達12萬人；而嚴重的戰爭破壞可能使國家經濟倒退30年。為了一小部分人搞而付出如此慘重代價，請問值得嗎？
最近李登輝、台聯黨及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要在2月28日發起百萬人「手護台灣」運動，表面上是要「手護台灣」，其實是「撕裂台灣」。在台灣族群之間有這麼深的仇恨嗎？不錯，中華民國及兩位蔣總統在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中傷害了不少台灣人，但中華民國及兩位蔣總統對台灣也有五大貢獻（五大恩德）：
第一：解救台灣，使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使台灣人擺脫次等國民的屈辱地位：
當年中華民國歷經八年艱苦抗戰，犧牲（死傷）了二千三百多萬人才贏得勝利，換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人才擺脫次等國民的屈辱地位。日據時代台灣人只能讀醫學院和農學院，如果當年中華民國未光復台灣，請問陳水扁、呂秀蓮、謝長廷你們有讀法律系之機會嗎？
第二：拯救八十多萬台灣人的生命：
中共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殺害了150萬地主。在「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餓死了4300萬人（詳見自由時報82.12.27報導）。「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殺害者約達八百萬到一千萬人，受株連迫害者達兩億人（鄧小平一九七九年一月在「政協常委會」作報告時指出，詳見75.7.2聯合報）（另有文章報導文革期間被迫害者超過二千萬人，詳見77.4.17聯合報）。如果當年大陸淪陷時，先總統蔣公像副總統李宗仁一樣落跑到美國當寓公而不是跑到台灣與台灣共存亡，或選擇海南島而不是台灣作為反攻復國基地，以台灣當時薄弱的守備兵力根本無力抵擋。台灣一但淪落到中共手中，依60：1的人口比例台灣將有八十多萬人死於這幾次大動亂及其他多次小動亂中，而且經濟將比目前落後30年。換句話說，中華民國及兩位蔣總統救了八十多萬台灣人的生命。
第三：避免了子女鬥爭父母的家庭悲劇在台灣幾萬個家庭發生：
文化大革命時期，子女鬥爭父母的家庭悲劇在幾百萬家庭發生。中華民國及兩位蔣總統成功的遏阻中共赤化台灣，也就避免了子女鬥爭父母的家庭悲劇在台灣幾萬家庭發生。
第四：挽救幾百萬人失學的命運，避免台灣發生知識及文化大斷層：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各地各級學校均停擺停課，造成知識教育的大斷層。如果沒有中華民國及兩位蔣總統，38年至48年間出生的人如陳水扁、陳師孟、以及柯建銘、洪奇昌、卓榮泰、蔡啟芳、羅志明、廖本煙等49位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台聯黨立委連讀大學的機會都沒有；李登輝、呂秀蓮也無出國讀碩士及博士之機會。此外將有數百萬台灣人在此十年文革期間喪失讀高中的機會。俗語說「吃果子拜樹頭」，請問李登輝、陳水扁、呂秀蓮及柯建銘等49位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台聯黨立委你們可有感激之心？
第五：創造了台灣錢淹腳目的世界經濟奇蹟：
台灣在兩位蔣總統38年的勵精圖治下，創造了台灣錢淹腳目的世界經濟奇蹟。家家豐衣足食，社會安和樂利。許多人士認為這是理所當然，本該如此，不是什麼成就。但是在「之父」李登輝及「之子」陳水扁的領導下，不到15年的時間就把「台灣錢淹腳目」變成「台灣債淹腳目」（國家整體負債高達11兆元），失業率高攀不下，父母攜子女一起自殺的家庭悲劇一再上演。最近人士一再歌頌日本統治台灣的政績，但日本統治台灣51年台灣仍然停留在農業社會，而台灣在中華民國及兩位蔣總統的領導下38年就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蹟。20世紀全世界160多個開發中國家，只有台灣、南韓及新加坡三個國家（香港不是國家不列入計算）擺脫貧困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其中又以台灣表現最佳。中華民國及兩位蔣總統對台灣的貢獻，人士始終視而不見，故意忽視，甚至全盤否認。
雖然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八百多人（93.2.3報紙刊載：根據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的統計，二二八受難「民眾」人數，全台「死亡」及「失蹤」合計八百多人，而非傳聞的「萬人」傷亡。），白色恐怖時期也死亡八百多人（「台灣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於82.9.8統計，白色恐怖時期死難者819人。也許有更新的數據，但筆者工作繁忙未蒐集到。），但這些傷害與中華民國及兩位蔣總統對台灣的貢獻比起來，只有萬分之一，真是小巫見大巫。做人要有良心，人士豈可只記「芝麻小恨」（與兩位蔣總統的五大恩德相比，它就像燒餅上的芝麻，確實是「芝麻小恨」）而忘萬千倍大恩。
如果中華民國像滿清政府一樣腐敗無能，一再受列強欺壓，一再割地賠款；推翻這種政府即使犧牲幾十萬人也值得。但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台聯黨不惜犧牲12萬人生命及經濟倒退30年，想要推翻的中華民國政府，竟然是1.犧牲（死傷）了二千三百多萬人，換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擺脫次等國民的屈辱地位2.拯救了八十多萬台灣人的生命3.避免了子女鬥爭父母的家庭悲劇在台灣幾萬個家庭發生4.挽救幾百萬人失學的命運，避免台灣發生知識及文化大斷層5.創造了台灣錢淹腳目的世界經濟奇蹟6.自由民主的國家，且言論自由已到了可以公開談論「造反」和「叛亂」的地步，請問推翻這種政府不是「頭殼壞去」嗎？請問這不是「喪盡天良」嗎？
幾十年來中共口口聲聲要解放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台灣同胞，但鐵幕開放後竟然發現台灣人比大陸人富裕10倍，也就是說他們弄錯了，但他們仍然不知反省及悔改，仍然堅持共產黨專政。今天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台聯黨就面臨相類似的情形，他們所痛恨的中華民國及兩位蔣總統竟然是他們的大恩人，也就是說他們弄錯了造反的對象，但他們推動的行動非但未收斂反而變本加厲。「舔耳案」李慶安發現弄錯對象時立刻道歉，請問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台聯黨你們發現弄錯造反的對象，有沒有認錯的勇氣？還是準備硬拗（代價是將台灣推向戰爭和死亡）？
最近連戰、施明德、侯孝賢及許多人士呼籲「族群大和解」，請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台聯黨將2月28日百萬人「手護台灣」運動改為「手護台灣大和解」運動，只有走出歷史的悲情才能化解政黨惡鬥，台灣才能再創第二次經濟奇蹟。
補充說明：
1.許多人士指責先總統蔣公將戰爭帶來台灣，這是歪曲歷史的惡意說詞，與事實完全不符。當年共黨赤禍橫流席捲世界，許多國家像骨牌一樣紛紛倒下。
如果當年大陸淪陷時，先總統蔣公像副總統李宗仁一樣落跑到美國當寓公而不是跑到台灣與台灣共存亡，或選擇海南島而不是台灣作為反攻復國基地，以台灣當時薄弱的守備兵力根本無力抵擋。一但台灣淪落到中共手中，依60：1的人口比例台灣將有八十多萬人死於「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這幾次大動亂中，而且經濟將比目前落後30年。那些指責先總統蔣公將戰爭帶來台灣的人，真是「忘恩負義」、「喪盡天良」。
2.中華民國及兩位蔣總統對台灣有五大貢獻（五大恩德），為何有些台灣人感受不到，反而恨之入骨？
（1）有個著名的水蛙試驗：將一隻青蛙放進滾燙的水中，它會立刻跳出來。但是放進冷水中慢慢加熱，水被加熱到滾燙青蛙仍不知跳出來，最後被活活煮死。這試驗告訴我們，任何生物包括人類在內，對劇烈的環境變化會有強烈的感受及反應，但對緩慢的環境變化卻毫無警覺及反應。
二二八事件是在某一短時間內發生的劇烈傷害，人們的感受非常強烈，記憶非常深刻，因此仇恨非常深。兩位蔣總統創造的台灣經濟奇蹟是花了38年才達成（破壞容易建設難），由於時間非常長，改變的過程很緩慢（但這速度已是世界奇蹟），因此人們沒有深刻的感受。婦女生產分娩時所受到的疼痛比刀割還痛，但看到嬰兒燦爛的笑容時，生產時所有的痛苦都拋到腦後了。如果台灣經濟奇蹟在二二八事件後一年內達成，台灣人也會高興的將二二八事件的痛苦忘了一乾二淨。
（2）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因為他將戰爭化解於無形。既然化解於「無形」，人們也就感受不到。當年中華民國歷經八年艱苦抗戰，死傷了二千三百多萬人，才換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人才擺脫次等國民的地位。但八年抗戰發生在大陸，激烈的戰況台灣人未親眼看到，因此也就感受不到；加上台灣光復後沒多久就發生二二八事件，因此仇恨使他們毫無感激之心。
兩位蔣總統成功的遏阻共產黨赤化台灣，既然台灣未被赤化，動亂也就未在台灣發生。既然沒有「發生」，台灣人自然沒有「感覺」。因此兩位蔣總統拯救了八十多萬台萬人的生命，及避免了子女鬥爭父母的家庭悲劇在台灣幾萬家庭發生，對許多台灣人而言只是「抽象的推論」。在正常情形下一般人會接受這「抽象的推論」，但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仇恨早已填滿了部分台灣人的心胸，他們不願意（也沒有勇氣）承認這個「事實」。
（3）兩位蔣總統創造的台灣奇蹟，許多人士認為這是台灣人打拼出來的，不是兩位蔣總統的成就，他們甚至說換其他人做會更好。但是在「之父」李登輝的領導下，原本清廉的台灣變成「黑金治國」；他自己也涉嫌多起弊案。在「之子」陳水扁的領導下原本融合的族群被撕裂，互相仇視對立。而且總統府竟然成為企業界所指責的「黑金中心」，第一夫人吳淑珍被指責涉嫌股市內線交易，進出股市高達百億元（從退傭金1700萬元反推算出），在千萬股民慘遭股市套牢之際，第一夫人卻在股市大發其財。在「之父」李登輝及「之子」陳水扁的兩人的領導下，不到15年的時間就把「台灣錢淹腳目」變成「台灣債淹腳目」（國家整體負債高達11兆元）。事實證明換了其他人做結果更差，而且差了十萬八千里，簡直是天壤之別。好不好是比出來的，但是50年後才比出來，而仇恨早在50年前就已根深蒂固的盤據在部分台灣人的心目中，已經改變不了他們的觀念。
3.最近李登輝及人士假「本土化」之名進行「去中國化」。「去中國化」要想成功，必須做到下列幾點：
（1）不要說台灣話，因為台灣話就是「閩南話」，也就是大陸中原的「河洛話」，這是「外來語言」，這是「中國豬的語言」。
（2）不要用中國文字書寫，因為中國文字是「外來文字」，是「中國豬的文字」。
（3）請李登輝、陳水扁、呂秀蓮、蔡同榮、金美齡、汪笨湖將你們的姓改掉，因為「李」、「陳」、「呂」、「蔡」、「金」及「汪」都是中國姓，是「外來姓氏」，是「中國豬的姓氏」。
（4）不要信仰「媽祖」、「關帝君」、「城隍爺」、「五府千歲」、「三山國王」…，因為這些都是中國的宗教，是「外來宗教」，是「中國豬的宗教」。
（5）不要信仰「孔孟學說」，不要叫你的小孩孝順你，因為這是「外來學說」，是「中國豬的學說」。
（6）不要過「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因為這些都是中國節慶，是「外來節慶」，是「中國豬的節慶」。
請問去掉這些後台灣還有文化嗎？如果去不掉，那麼就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中國豬」吧。陳水扁說中國是我們的敵人，不是祖國；這是「數典忘祖」、「欺宗滅祖」的說詞。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人，中國是我們的「母親」，中共是我們的「鬩牆兄弟」；「鬩牆」只是一時的，「母親」是永遠的。
4.李登輝、陳水扁最近喊出「台灣正名」及「公投制憲」；呂秀蓮說這個中華民國憲法好像一件大衣（中華民國憲法中領土涵蓋大陸35省）穿在小孩子的身上，非常不合身。請問涵蓋51州的美國三權分立憲法穿在台灣身上就合身嗎？美國人不重視「孝道」，然道我們也要學嗎？在知識經濟的時代大家都強調要「創新」，日本的豐田式管理是創新，台積電的晶圓代工模式、施振榮的「微笑曲線」理論、台灣的「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政策（這是國父的學說）以及中華民國的「五權憲法」也都是當世的「創新」。
舉一個列子便可看出五權憲法的優點，92年11月法務部長陳定南提拔他的司機黃棟材升任為十職等簡任機要秘書，這相當於軍中的少將職務。一個司機只因與長官關係好就可以三級跳地位居高官，這件事令平日默默耕耘苦幹實幹的許多基層員工忿忿不平。如果沒有考試院的考試制度及文官制度，類似的「內舉不避親」事件每年可能會有幾百件發生，這個社會還有何公平可言。
那些想要推翻五權憲法、消滅中華民國的人士說，將考試院改為考試部，隸屬行政院即可。但是沒有獨立的考試院，就沒有獨立公平的人事制度。如果大家沒有健忘當記得這次總統大選，行政院伸出一隻黑手操控中央選舉委員會，結果選務的決策一改再改又三改，把多年辛苦建立的公平形象折殤殆盡。如果考試院隸屬行政院之下，類似中選會被行政院操控的情形就會層出不窮地發生在考試「部」，台灣將沒有獨立公平的人事制度。由這兩點可證明五權憲法的優越性。
五權憲法唯一未盡理想的地方就是總統不是由人民自己選出，而大家都希望總統由人民自己選出，那麼就由總統兼行政院長即可。
鄧小平說的好，不管白貓還是黑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中華民國的「五權憲法」在台灣實行的結果創造了台灣奇蹟，這證明了它是個好憲法。既然是個好憲法，為什麼要推翻它。縱使它有些地方需要修改，修憲即可。「修憲」是改革，「制憲」是革命。改革帶來進步，革命帶來動亂及死亡。陳水扁說法國的第五共和就是經由制憲達成的；法國可以但台灣不能，因為法國沒有分裂及獨立戰爭的危機（法國第五共和的制憲是為了求進步，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的制憲是為了消滅中華民國及建立台灣共和國，動機不同結果必然不同），更何況「五權憲法」創造了台灣奇蹟，這麼好的憲法沒有理由推翻它從新制憲。
中共多次講過：「台灣不獨，中共不武」。就是這個涵蓋大陸35省的中華民國「一中」憲法
使得台海45年來平安無戰事，確保了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生命財產的安全。李登輝、陳水扁及人士一心想要拿掉的中華民國國號以及一心想要推翻的中華民國「一中」憲法，竟是保衛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生命財產安全的「護身符」、「守護神」，這是何等的矛盾與諷刺（這也凸顯了運動是何等的錯誤和荒謬）。只因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芝麻小恨」就想要推翻它，請問這不是「忘恩負義」嗎？請問這不是「喪盡天良」嗎？
附件：重探二二八論壇
重探二二八論壇
二二八事件 死亡失蹤八百多人
中研院研究員朱浤源：依政院基金會最新統計 非傳聞的「萬人」傷亡
記者包喬晉／高雄市報導
二二八紀念日將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浤源昨天在高雄市舉行的「重探二二八」論壇中，提出「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統計的二二八受難「民眾」人數，全台「死亡」及「失蹤」合計八百多人，而非傳聞的「萬人」傷亡。
朱浤源表示，依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今年元月二日的最新統計，二二八事件全台死亡「一般民眾」（含「暴民」，但不含公務員）有六百七十三人、失蹤一百七十四人，其他包括羈押、傷殘、健康名譽等計一千二百多人，合計二千零八十四人，向基金會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申請補償，依條例申請者須「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事實上包括非涉二二八事件的部分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也多被基金會從寬認定受理補償。
八十五歲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則在廿多萬字的報告中表示，他考證發現彭孟緝所撰「回憶錄」及彭幕僚所作「二二八事變之平亂」內容，彭孟緝與陳儀來往的四通電報都是假的。
與會者包括輔英科技大學副教授蘇嘉宏等，多認為基金會受理補償申請件數已呈停滯，傷亡人數應已近定案，此與民間傳聞「萬人傷亡」有很大差距。蘇嘉宏強調，如以目前人權觀念與標準衡量民國卅六年二二八事件的時空環境，將很難還原真相。
重探二二八論壇由國立中山大學主辦，與會者有前壽山國中校長、現任高市鄉土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曾元及等。
【2004-02-03/聯合報/A13版/綜合】
張自強補註：
如果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超過萬餘人，請問為什麼九年來申請死亡補償金的人只有847人（不含傷殘）？補償金高達6百萬元，在中南部這可以買兩間房子。尤其這幾年失業率這麼高，幾萬人繳不出營養午餐費；這筆錢可以大大地改善生活，他們的家屬或後代沒有理由放棄。既然十年來申請死亡補償金的人只有847人，那麼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就是八百多人，而非萬餘人。以這次林福順指控連戰打老婆為例，結果竟是聽女傭之言而非親眼所見，許多事情就是這樣道聽途說，結果以訛傳訛。
後記：
記得多年前美國有位人口專家發表文章指出，中共在「三面紅旗」、「人民公社」運動期間，死難人數高達三千萬人。第二天中共反駁：「這是惡意的污蔑中國政府」。第三天那位人口專家反駁說，他是根據中國政府公布的人口數字分析出來的，也就是說是「數字在說話」。因此「三面紅旗」、「人民公社」運動期間，死難人數的另一個數據是三千萬人，請參考。
後記二：
1.陳水扁喊出「買飛彈公投」，並和李登輝聯手發動百萬人於228「手護台灣」；理由是為了抗議中共496枚飛彈瞄準台灣。藍軍人士說飛彈威脅早就存在，又不是今日才有。綠軍人士反駁說中共的飛彈是這幾年才大量增加的。綠軍人士說的沒錯；自從李登輝喊出「兩國論」，陳水扁喊出「一邊一國」後，中共發現戰爭「似乎」不可避免，也就加強戰爭的準備；所以這幾年開始大量增加飛彈的生產。在李登輝喊出「2008年台灣正名」，陳水扁喊出「2006年公投制憲」的時間表下，百萬人「手護台灣」已變質成「大團結」（不是台灣人大團結，只是人士大團結，因為另一半族群未參加）、「的進一步深化」，中共的反應將是戰爭「已」不可避免，他的軍事準備只會更加強。所以說「手護台灣」演出的「成功」，其實是「台海和平」的「失敗」，結果是把台灣更近一?的推向戰爭死亡。為了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生命財產的安全，我們要大聲的呼籲：陳水扁、李登輝及人士，如果你們真的「愛台灣」，請你們不要刺激中共，停止玩火。
補記：93.11.13陳總統透露，美國最新情報顯示，中國部署在沿海的飛彈，以每年一百廿顆的速度增加，目前已有六百一十多顆飛彈。這件事證實了筆者所說：「當中共認為戰爭「已」不可避免時，他的軍事準備只會更加強」。
6108億元軍購中計畫要採購的愛者三型飛彈僅384枚，而且是多年後才交貨。以目前中共飛彈增加的速度，不出三年就增加超過384枚。「台灣正名」與「公投制憲」兩個口號給台灣帶來軍備競賽（付諸實現則帶來戰爭死亡），而在這場軍備競賽中，台灣註定是輸家。所以說「手護台灣」演出的「成功」，其實是「台海和平」的「失敗」。
2.這十多年來藉由中、南美洲國家協助重返聯合國的行動一再碰壁，這告訴了我們：「進聯合國之路不是經由中、南美洲」。最近的公投運動遭到美國的抵制及法國、日本的批評而挫折，這告訴了我們：「進聯合國之路也不是經由華盛頓」。以前中共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省」，現在改說「海峽兩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態度的改變是一種善意。最近中共更喊出「在『一中』之下，什麼都可以談」，這告訴了我們：「進聯合國之路是經由北京」。只有一種情形下台灣才能以國家之名進聯合國，那就是「中華國協（或稱中華邦聯）」。這就像大英國協一樣，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都是大英國協的一員，但他們都是以國家之名進聯合國（獨立國協的各會員國如烏克蘭、白俄羅斯…也是如此）。有三個因素會影響台灣以「中華國協」進聯合國的時程：
（一）台灣放棄的進度。如果中共在台灣未明確放棄的情況下，讓台灣進聯合國，一但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執政且掌握國會多數，宣布台灣獨立，那麼中共不就「滿盤皆輸」。所以必須放棄才能以「中華國協」之名進聯合國。
（二）中共民主化的進度。只有在中共民主化之後，或是接近民主化後（譬如像十五年前解嚴後的台灣），不再以意識型態仇視及打壓台灣時，台灣才可能以「中華國協」之名進聯合國。共產主義沒落是時代的趨勢，而中共民主化也是遲早的事。
（三）台灣內部團結一致、努力奮鬥的程度。台灣能遏止中共軍事進犯，以及創造台灣經濟奇蹟，原因在於台灣內部團結一致、努力奮鬥的結果。「談判要以實力做後盾」，今天台灣族群被李登輝及陳水扁撕裂成兩半，力量被內耗抵銷大半，請問有何力量與中共談判「中華國協」。
以「中華國協」之名進聯合國不是一蹴可及，有一條漫長之路要走，但它是台灣唯一的活路；妄想以台灣共和國之名進聯合國，只會帶來戰爭和死亡。
中華國協—台灣唯一的活路。
3.在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四年執政下，負債餘額高達3.4兆元（不含地方政府負債及潛藏在各種基金名義下的負債），行政院長游錫 辯稱其中2兆多元是國民黨執政時欠下的（大部分是李登輝執政時欠下的），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只欠下1兆多元。游錫 原想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辯護，結果越描越黑。國民黨執政50年才欠下2兆多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執政才四年就欠下1兆多元，陳水扁你真是「台灣敗家子」。（93.2.28泛紫聯盟統計，李登輝任內舉債2兆2600億元，陳水扁任內舉債1兆4878億元。）（兩人共還了3000多億元債務，因此債務餘額只剩3.4兆元）。
4.請問人士，在兩位蔣總統的五大恩德下，所謂「台灣悲情」有何正當性？
後記：請問人士，在兩位蔣總統的五大恩德下，哪來的「外省人的原罪」？
5.當年中華民國歷經八年艱苦抗戰，犧牲（死傷）了二千三百多萬人才贏得最後的勝利，換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人才擺脫次等國民的屈辱地位。今日阿扁政府不但停止台灣光復節放假，連舉辦簡單的慶祝儀式都沒有，這豈不是「忘恩負義」嗎？
6.既然「台灣不『獨』，中共不武」，那些口口聲聲說「愛台灣」的人士，你們可願意「放棄」以換取台海兩岸永遠的和平，確保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生命財產的安全？ 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口口聲聲說愛台灣，「騙人」！
反駁與答辯
Chi-Chao Chang的反駁93.3.12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會寄出這些文章給我,但是我可以確定你一定不認識我.因為認識我的人都會知道我對這些事情的看法和思考是不會被這麼簡單的東西給影響的.
至於你所附上的文章, 拜讀之後有以下的幾個意見：
1.如果你讀完了龍應台小姐的文章, 也許就不會把它當作附件了, 因為雖然 裡面提到這三年來的痛苦, 但是文章內也強調把一個"肥大懶惰"的地主請回來也不見得有多好.
2. 你個人所撰寫的文章, 邏輯上是不通的, 我只舉其中兩點來說
a.你說國民黨政府犧牲了三千萬中國人來解救台灣, 錯! 這三千萬人是保衛中國大陸所犧牲的,因為對日抗戰的期間國民黨政府沒有派過軍隊來攻打駐台日軍, 而且日本投降也不是打輸中國軍隊, 是被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打怕了.台灣只是國民黨政府趁機撈到的, 因為國民黨政府從來也沒有"失去"過台灣. 台灣是滿清帝國因為打輸人家割讓給日本的.
b.你說國民黨政府救了70萬的台灣地主, 否則就會像文化大革命一樣的被殺害. 這個邏輯更奇怪.就好像強盜搶了人家之後說,"你實在是幸運得不得了, 遇到我只是對你的錢財有興趣而已.要是遇到隔壁山上的土匪, 你不但會被搶個精光, 老婆會被賣去當妓女, 兒子女兒也都會被賣去當奴隸" 請問這個被搶的人應該跪下來道謝嗎?
3. 你的主題是二二八大和解, 可是國民黨政府完全曲解了"和解"的意義.和解不是委曲求全, 不是遺忘, 更不是掩耳盜鈴.和解是把事情講清楚, 把責任釐清. 讓犯錯的人道歉, 讓受害的人安息, 讓家屬得到平靜的心.可是國民黨政府的做法卻是打迷糊仗, 籠籠統統的隨便道個歉就打算混過去, 二二八的事件不只是政府的機制出了問題, 更重要的是在政府機關裡面的高官們下了不該下的命令,它不是雙方群眾對峙後失控所導致的衝突, 而是軍隊受到命令逮捕或者是殺害手無吋鐵的老百姓. 現在隨便用政府的名義道歉,難道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是馬英九殺的? 連戰殺的? 還是陳水扁殺的?政府的機制出問題, 當然應該道歉, 更重要的是要重新檢視這個機制,以確保這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然而最重要的是當初這個事件到底是誰下的命令,下的又是怎麼樣的命令? 逮捕和處決的名單是誰擬的?用的是什麼樣的理由?完全都沒有答案,實在沒有辦法讓人心服, 更沒有辦法讓人覺得這個道歉是真心的. 換成你是受害者家屬的角色,如果今天是你的家人被飆車族撞死了, 警察局長來道個歉就可以算了嗎? 難道你連肇事者是誰, 有沒有受到適當的懲罰都可以不去理會嗎?犯罪的人不是不能原諒, 在他們受到應得的懲罰之後, 我們都應該試著去接受他們,因為他們已經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可是當初不管是直接或者是間接參與這個迫害運動的官員們個個飛黃騰達, 腰纏萬貫, 甚至遠走高飛,他們可曾有一絲悔恨?
參考資料
http://www.mywaynews.com.tw/inside...%A6%DB%B1j.htm 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到底有多少？
根據申領「二二八補償基金」的情況，死亡為681人，失蹤177人，其他包括羈押或徒刑、傷殘、健康名譽、財物損失等共2247件。至於，多年來在坊間流傳的說法，二二八死了10萬、20萬、甚至百萬人，我不是專家，還盼歷史學家能找出更多證據。
至於誰是加害者？
日前陳總統說：根據「大溪檔案」，蔣介石與陳儀等黨政軍要員的來往函電，明確證明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是二二八的元凶。
隔日，中央研究院院士及幾位民間史學者聯合發表最新研究認為，光復前日本人採嚴格的糧食配給制度，日本戰敗後，故意取消配給制，還加薪讓在台日人大肆收購物資米糧，導致光復後台灣發生糧荒，社會動盪，
所以日本殖民政府是元凶，而當時美國也虎視眈眈，故意搞亂台灣，所以是幫凶。
有受害者，有凶手，那麼英雄呢？大家都知道發生在1930年的「霧社事件」，我們原住民的英雄莫那魯道，他領導部落族人，以武裝的方式，對抗當時的日本殖民政府，最後慘烈犧牲。那麼，二二八的英雄到哪兒去了？當時台中一帶的「二七部隊」，後改名「台灣民主聯軍」，嘉義的「嘉南縱隊」，後改為「台灣自治聯軍」，他們都是真槍實彈的，跟當時的國民黨軍隊開戰，如果當時的國民政府是如此十惡不赦，那麼跟他們對抗的難道不是英雄嗎？為什麼二二八60週年了，這幾年每年都有大型的學術研討會，這麼多學者消耗這麼多學術資源，卻沒人提起他們？
歷史真相應該是全面的，而不是片段的詮釋；正義也是亙古的，沒有階段性的。原住民被騙了400年，二二八也不該被政客拿來欺騙台灣60年。
論二二八的歷史，最可議的是一種「唯二二八史觀」，或「泛二二八史觀」。此種史觀欲以二二八為評論蔣氏一系及國民黨功罪的唯一或主要標準，然後發展出「外來政權」、「外省人欺凌台灣人」、「中國豬滾回去」等以撕裂、報復與仇恨為主要訴求的政治論述。「唯二二八史觀」、「泛二二八史觀」，本質上是一種將歷史論述工具化的策略，非但使論史者自己的良知不自由，其實更是想要藉此使所有台灣人的良知不自由。台灣的歷史不止二二八，二二八也未必是評價蔣氏一系及國民黨的唯一標準。畢竟，距二二八已跨越了近六十年的時空，其間國民黨雖確有重大過咎，但若與對岸的共產黨比對，或與這幾年主政的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對照，則其得失功罪卻亦有可以加加減減之處。否則，怎麼會有蔣經國？怎麼會有孫運璿？又怎麼會有「台灣經濟奇蹟」？ 再說一次，蔣介石應對二二八負主要責任，但二二八的歷史並不等於台灣六十年來的全部歷史；至少，但看蔣氏一系奠定了台灣六十年來未淪於中共之手的基石，甚至使迄今仍有一可以寄生的舞台，即不能只算二二八的那一筆帳；走向未來，台灣的歷史解釋權更不能被這種「唯二二八」、「泛二二八」的史觀所壟斷。台灣人在五十九年前已受過一次二二八的災難，但新台灣人的子孫不能再陷於這種「唯二二八史觀」及「泛二二八史觀」的永世災禍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