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由于一直觉得我的年龄来谈鲁迅，尚属过早，所以，即便他的文字总是使我激动，给我勇气，催我奋进，但我也很少正面去谈论他。虽然如此，我写下的文字，却大多与他有或明或隐的关系。这里是两篇从边缘谈论鲁迅的文章，我所探索的是，鲁迅怎么会变成现在教科书里面、乃至现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那种形象。我认为鲁迅终身，乃至身后，一直处于被侮蔑与被误解之中。被侮蔑并不奇怪，任何一个思想、精神战士，都会有一大批敌人。但是被误解就很可怕。我认为鲁迅的根本意义在于，他是这个民族得以认识自身的一面镜子。鲁迅之前无鲁迅，鲁迅之后也无鲁迅。这个民族的历史固有辉煌，这个民族的先辈固有脊梁，但是，她也积累了太多的苦难和仇恨。通过鲁迅笔下的文字，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现实界的我们。
　　　　《鲁迅的谶语》写于我读本科四年级的上学期，那时我的心里总是涌动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所以，虽然文章主题是鲁迅之后的事情，但是也写了很多我对鲁迅的理解。现在看来，这些文字不免稚嫩，但是它们真诚、有激情。而这正是我所看重的。
　　　　《鲁迅是如何被败坏的》写于我的研究生时期。记得有一次我对林贤治先生抱怨说，很多研究鲁迅的人，把鲁迅搞得乌烟瘴气，有的把他作为“学术”的材料，有的把他作为打击异己的棍子。林先生笑着说，那你就评论一下这种现象，用一两千字就行。当时我只会写长文章，所以一口气就写成现在的这个模样。
　　　　这两篇东西，都是我自己所愿意再读的，却也是没法发表的。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特集在一起贴出来。
　　　　
　　　　鲁迅的谶语
　　　　大凡伟大的人物，他的身上总囊括了丰厚的历史与时代气象，体现着时代的精神，同时也隐含了未来思想发展的可能性。鲁迅正是这样的历史人物之一。鲁迅所处的时代，是绵延二千年的传统文化思想、政治体制遭遇空前危机的时代。大混乱、大激荡而产生的种种新思潮、新事物不断的刺激着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强烈的历史良知与高度的敏感使鲁迅深刻的体察那一个时代，成就其无比丰富的思想。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认识之深刻是空前的，他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痛苦、焦虑、虚无、激烈，集中的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特征。而且，鲁迅的丰富性更表现在他的未来意义上，他的思想震撼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无论你处在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你真正在思考着，真正关心着社会人生，接触那火一般的文字，你便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那雄浑的脉搏，正在挽动你的心的和鸣。
　　　　然而，鲁迅同时又是最容易被简化的。鲁迅在思想与分析的时候经常是基于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客观对立。“上等人”与“下等人”，“主子”与“奴才”等可以成对出现的概念在鲁迅的语系中频频可见。这样的两分法为鲁迅被政治所利用埋下伏笔。在鲁迅去世以后六十多年的鲁迅研究中，从毛泽东一锤定音的评价到许广平、周建人等亲属的在文革中对鲁迅思想的无奈遮蔽，郭沫若、姚文元之流对鲁迅的有意扭曲，到红卫兵把鲁迅的话作为打击“走资派”的工具，甚至进而至于今天鲁迅的文章继续在各种教科书中充当意识形态专制的工具，鲁迅在各个时期成为各种人的道具。
　　　　早在1926年，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写道：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①
　　　　这一段话不幸正成为鲁迅身后的写照。
　　　　政治化的鲁迅同时就是傀儡化的鲁迅。
　　　　
　　　　1、“毛泽东的”鲁迅
　　　　对鲁迅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政策成为中国数十年文艺创作、研究的指导思想。他对鲁迅的评价更被反复引用至今。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一指导思想的实质，正如王元化先生所指出的：“就是‘把屁股（后改为立足点）移过来’。这意思是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②林贤治先生则说：“一部《讲话》，把文学从发生到接受的全部过程纳入一个政治军事阐释系统。”③《讲话》的立场至上主义应用于鲁迅研究，以特定的利益立场解释鲁迅变得名正言顺。
　　　　毛泽东以自己的特定立场去解释鲁迅，《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三个“家”七个“最”的定案，至今仍完整地被主流思想视为鲁迅评论的权威论断：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奴颜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接着，毛泽东说：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毛泽东对鲁迅的解释的关键词在于“向着敌人冲锋陷阵”，而这里的“敌人”，就是当时毛泽东的敌人，即阶级化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鲁迅的“立场”，被塑造得与毛泽东惊人的一致。而鲁迅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面——对愚昧、麻木而且怯懦的民众的“国民劣根性性”的批判被忽略了。鲁迅也一下子被狭隘化了。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乃是在日本仙台学医时，从幻灯片中看到中国人看着中国人被异族残杀而无动于衷，满脸冷漠、麻木，这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想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是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于是鲁迅走上从文之路。鲁迅从文之始，“改造国民性”就成为他明确的文艺目标，这与他后来所说的唤醒“铁屋子”中沉睡的民众的思想是一致的。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立人”，从早期文章《摩罗诗力说》中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求索，到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呐喊，乃至后来对“奴隶总管”、“革命工头”的怒斥，“立人”的红线，贯穿于鲁迅一生的启蒙工作之中。作为思想先驱，鲁迅一方面被融于社会与历史的洪流之中，另一方面又与社会历史整体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关系，把“自我”从“人民”中抽离出来以利于冷静、清醒而客观的批判。鲁迅深谙中国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而从来不曾争取到“人”的时代。事实上，“主性”与“奴性”在一个人身上是同时存在的，是“国民劣根性”并存的两面，主子不过是阔了的奴才，奴才不过是衰败的主子。他的“立人”就在于颠覆“吃人的礼教”，打破中国自古历今未曾改变的人格缺陷：主性与奴性。只有摒除主性与奴性，树立“人”的观念，中国才能真正跳出不得做奴隶的时代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鲁迅的敌人，乃是所谓“黑暗”，这“黑暗”既来自“上流人”、统治者、“主子”的残忍、凶恶，同时也包含人民大众，“奴隶”、“奴才”的麻木、愚昧与怯懦。阿Q一有机会，是可以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但阿Q依然是构成黑暗的力量之一。鲁迅批判的锋芒不但指向主子，更指向愚民。只有唤起“人”的主体意识，才能挣脱奴隶时代，创造“人”的时代。
　　　　不久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指出：“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通过上面与这一段阐述发挥，毛泽东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鲁迅的新形象：向“无产阶级”的一切敌人“冲锋陷阵”，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甘当“牛”。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思想应用于鲁迅研究的结果。通过这样的两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形象变得棱角分明呼之欲出，但事实上，却把鲁迅简单化、机械化、片面化了。鲁迅复杂、丰富、完整的人格思想形象被“阶级论”活生生地拆剩几根阶级对立所造出来的训条。后来雷锋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的阶级仇恨思想与鲁迅在这里被塑造的形象如出一辙。毛泽东对鲁迅的解释，事实上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以之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人们都知道，作为思想先驱的鲁迅的一生，是反专制、反独裁的一生。他对社会的批判使他前不见容于反动军阀，后不见容于国民政府。因此，鲁迅作为反对国民政府的文化大旗，凝聚反国民政府的思想力量，是再适合不过的。可以说，毛泽东在当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那样的解释也无可厚非。而且，如果以一个鲁迅评价者、研究者的身份，毛泽东完全有权利说出他自己所理解的鲁迅。但是，一旦毛泽东成为最高领导人，特别是在后来的造神运动中成为“神”，他的看法便成为最正确、最权威、最神圣的唯一的看法，于是，每一个人谈鲁迅，都是谈“毛泽东的”鲁迅，鲁迅便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