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奇摩健康新闻 即使电子科技无远弗届，社会中仍有人能清醒地对新科技保持理性距离，他们关机或根本拒绝使用。前年苗栗科技大学引进国外的「关机运动」，算是集体反省的滥觞，参与者可以用电视遥控器换书回家看。
洪兰／
省下时间 看更多的书 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洪兰是资深「无电视族」，她四处演讲，呼吁把看电视的时间省下，可以看更多书。
洪兰说，这都要感谢当年那家别脚的搬家公司。一九九二年她和曾志朗带着孩子举家由美返台，搬家公司却把所有电视机、微波炉、碗盘，全都摔碎。自此，她家不再有电视，同时也体会「人只要有一只碗、一双筷子，也可以过活」的简单哲学。
由认知专长，洪兰更有拒绝电视的理由。她说，美国知名大学如史丹佛的研究，早证明卧室里没有电视的三年级学童，在语言能力的表现上要比有电视的小孩高。
她解释，看电视是被动接受讯息，阅读时却是主动的神经活动，主动的认知才能形成记忆，才是有意义的学习。
除了电视，科技对人类生活的侵扰，也让许多人在科技潮流中，宁愿反其道而行：拒绝手机(新闻、网站、商品)，拒绝挂网（成天挂在网上）、关上即时通，对新科技更显谨慎与主动选择。
吕秉怡／
只用叩机 不想被打扰 在人手不只一支手机的年代，要找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怡，只能打「叩机」（呼叫器）。这是吕秉怡的坚持，「我不想让手机打扰我的生活」。
用呼叫器用了十三年，吕秉怡自嘲：最大的噩梦就是「有天中华电信会通知我：喂，呼叫器没人用了，维修硬体不划算，您换用手机吧。」
吕秉怡说，一旦有了手机，不论走到天涯海角，总是会被找到，而且不时打断手边正在专心做的事；但叩机就温柔多了，「可以选择回电的时机，而且，回电之前可以先想想要怎么说，喘口气」。
无壳蜗牛运动召集人李幸长几度哀求吕秉怡：「拜托，送你一支手机好不好。」吕秉怡不太好意思，弄了个手机，但只打不接，功能是省得找公共电话回电。
黄道琳／
力求简单 不玩新把戏 翻译「菊花与剑」的知名译者黄道琳也是这类人物。他一年前终于接受手机，但只打不接。他一直觉得自己「可以不需要手机」，但后来发现，手机有时可以拿来对付「台北市很难停车」的问题，比如开车送东西给朋友，可以打手机请对方下楼取物，他省得找停车位。
他说，他一向对使用新科技「很落后」，总是朋友圈中最后一名，因为他的生活力求简单。「手机应该是我最后一个使用的科技产品了吧。」黄道琳说，他年纪大啦，年过半百，不想再学新把戏。
唐诺、朱天心／
一字一字 坚持手工业 在网路时代，作家夫妻唐诺和朱天心几乎和电脑绝缘，写稿坚持「手工业」，仍是一字一字爬格子。
唐诺说，写字是他思考的一部分，他写稿修改得厉害，一修就重誊一次，每次重誊是思绪的厘清。一天大概就写个三五百字，多的话，一千字；但第二天，仍重誊最后那三百字，「这样思绪才连得上」。
唐诺说，写字是他很大的乐趣，他并不排斥电脑，但他排斥视电脑为带来美丽新世界的神话。
唐诺对上网十分节制，「我不浏览，不聊天」，看完消息，立即下线，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爱聊天的人」，不会因为面对电脑就突然转了性。他也不用手机，因为「许多事不需要比别人更早知道」，生活中没有大不了的急事，所以手机对他并不重要。
朱天心说，万一朋友有急事，非得传电子邮件找他们，只得寄给女儿谢海盟，女儿甘心成为收发秘书的条件就是「她玩线上游戏(新闻、网站)时，我少念两句」。
对科技工具的态度，其实反映了人的生活价值。唐诺说，他不用电脑、不用手机、不开车、不爱哈拉，其实是很一致的生活态度，都是因为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不用电脑和上网，只要带着笔和墨水，我就可以到咖啡厅写稿，不被人找到。」
林万亿／
面对科技 保有主控权台大社工系教授林万亿指出，面对科技，人类还是保有主控权，并不是只能被动等着被科技带来的资讯焦虑淹没，生活步调随着科技工作团团转，「关机、断线」就是一种逃离与反抗，主动对抗因为科技引起的生活干扰，至少证明人面对科技还是保有一点主体性吧。
感想：
我想现代人面对电视，手机，电脑...等，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能力吧?
有多少人能够不看电视，不用电脑呢?
近来我也加入关机一族，发现不看电视并不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反而让家中的气氛更好。
电视真是科技中最害人的产品，它只单向的提供资讯，在盯着电视的同时，你没有办法将资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内化」，我想很多人不懂，也只有将外来资讯内化，才能为己所用，否则都只是过目即忘。而且，脑子的思考能力也跟着下降，尤其对正在成长，脑皮质正在发育的小朋友危害最大。
洪兰教授是国内脑神经认知研究的先驱和权威，对幼儿脑发育的研究很深入，她也因此长期成为「关机族」。希望国内这一群人能够愈来愈多，让我们的下一代免于被荼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