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un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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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騰】
我記憶中的華岡是一座巨大的知識寶山，各方捐贈的圖書以及各門各派的學術菁英，一時之間在那一座山頭上匯聚無數璀璨的人文輝光……
一九七二年秋天，我帶著暑期打工所換來的足傷，從南投鄉下北上，艱難地上了陽明山。我完全無法預期，這一趟文學的旅程將如何開展？又將會走向一個什麼樣的人生之路？對於像我這樣一個貧農之子，只能一步一步走，經過了多美的風景，都只能和自己孤獨的身影揮一揮手，擦汗，或者拭淚，然後再走一程。三十餘年過去了，我在國立中央大學的中文系教書，並且擔任學校圖書館的館長。一如過往，我之所思所行，常在學生，當我必得離開系所主管的位子，我因無法續以行政資源掖助學生活動而懊惱，只得想方設法迂迴行之；當我面臨是否接受新職的抉擇時，遂記憶起當年在華岡，以圖書館為書房的苦讀情景，為它付出，也算另一種形式的回報吧！是啊！我一身人文之養成全在華岡。
從第一堂書法課說起
第一堂書法課對我來說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期待，然而，當書法老師扶著女助教的肩膀，一跛一跛進了教室，我竟有一種莫名的感動。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機緣？背後究竟有著什麼樣離奇動人的故事？我因之而展開的學習，雖多元複雜，卻也一以貫之，那是一種對於文字作為人類最根本的表現媒介的探索，對於人之所以存在，乃至於數不盡的與「他者」的牽繫，凡此皆導因於這一位教書法的教授。
他是史紫忱老師。因為他，我從臨鄭板橋的字帖發展到讀其詩文集，到論其文藝表現，乃至發表我最初的文評；因為他，我沒有受囿於傳統中文系的框限，既看見了現當代，也發現了文學的外緣學科，並且有所涉獵，讓我往後的發展有更多的可能性；因為他，我大學時代那些青澀的文字文本，得以一篇一篇見之於報端；因為他，我感受到了所謂胸襟、所謂器度，以及身處複雜的人世如何讓一己的私欲和眾人的集體願望得到適度的調解；因為他，我深刻了解一個以中國文化為名的學院，如何在距離中山樓不遠的華岡矗立起來的艱困歷程；因為他，我特別關切晚清以降之近代中國裂解的歷史，對於被迫東渡的所謂外省人的心境、對於有一類邊緣文化人之於黨國的困惑，我彷彿有所體會。
在史老師寓所，我熟識了許許多多我必須抬頭仰望的文化名人，諸如晚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公子李景武先生，以細說體寫歷史而聞名中外的黎東方教授，以精通法國文學飲譽國內的詩人兼散文家胡品清教授，評論家且是自立晚報副刊主編的祝豐（司徒衛）老師，雜文大家韓道成（寒爵）先生，現代文學史料專家劉心皇先生，以及長期從事文化批判的侯立朝、許逖先生等。
史老師負責《中國一周》雜誌的社務，後來又辦了《陽明雜誌》，也曾和友人合辦《文藝論壇》。雖說我上山的時候，這些刊物全都停了，但相關的話題始終沒停過。通常是有老友來走動時說得比較多，但有時是老師對著我說；史媽媽一直參與其事，有時也會談些往事。於我而言，也就好像走過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更重要的是，我在大二大三已經初涉編事。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之下，我於辦刊編書一事，竟有說不出的興趣，最終走進編輯現場，立志當一名編輯人，以迄於今之把編輯經驗和文學研究緊密結合，嘗試走一條特別的學術之路。
1970年代中期，就在老師這裡，我初識甫從隔絕的南方離島重返台北的柏楊先生。從老師要我讀柏楊小說，我以一篇〈柏楊《掙扎》中的悲劇意識〉應命開始，到1980年代初協助他編文學年鑑及五大冊的《新加坡華文文學選集》，開啟我長期在東南亞華文文學領域的探索，以及九年代後期接編台灣文學年鑑；本世紀初為柏楊編全集、辦國際會議。困厄愁煩中，我常想起罔極師恩。
老師歸道山已十有二載，史媽媽也辭世四年了，常想讓二老歸葬故里，去年到蘇北徐州，本想轉到河南三門峽，代老師回家鄉，因故而未能成行；今春原有洛陽之行，公私兩忙，想來是不能如願了，思之悵然。
在中文系的日子
華岡的中文系亦屬章（太炎）黃（季剛）學派，林（景伊）、高（仲華）、潘（石禪）三位國學大師皆是他們的嫡系，在華岡有不同性質、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在讀研究所的時候上過三位大老的課，但我從大一起親炙史老師，大二以後和出身北大的張立齋老師亦極親近。史師在大陸時期曾參與戴雨農領導的革命組織，是力行社成員，舊學根柢深厚，但基本上屬於新文藝陣營，難見容於當年的國學界；而立齋師雖是舊派文人，但特立獨行，顯非主流，那時他已逾從心所欲之齡，但身體不好，個性耿介，經常臧否學界人物，想來要受歡迎也難。我跟著這兩位老師，在華岡中文系的處境可以想像，當然還不至於受排斥，至少我當時沒有那種感覺。
從大一暑假開始，我也進了李殿魁老師主持的大學字典編纂處工讀。李老師大學在師大國文系，到華岡來讀最早的研究所，遂成標準華岡人。我大一上的文學概論是他教的（下半由返國休假的羅錦堂老師講授），大二的文學史起先也是他教的，但他隨後去了法國（由李道顯老師及金榮華老師續教完），所以在知識方面很遺憾沒能多學，不過編字典的經驗很特別，那是一種應用之學，這方面我受益頗多。
對我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張夢機老師，大二他教我文選時才三十出頭，還在師大讀國文系博士班，在華岡是兼課。他大學讀的是體育系，擅寫傳統詩，文采璨然，更重要的是他豪邁灑脫，惜情重義。他不研究新文藝，但對於我熱愛現代新詩，他能尊重並且表示欣賞，胸襟寬闊，顯然是杜甫「不薄今人愛古人」的信徒。由於他愛交朋友，也把學生當朋友，因為他的牽引，在不同學校就讀的一些年輕人有了認識的機會，像龔鵬程在淡江、李正治在師大、簡錦松在台大、我在文化，那時僅是大二大三的中文系學生，因夢機老師，我們一時之間皆成可以問學的朋友，甚至和老師兄弟相稱的顏崑陽、陳文華，也因此結緣，成了一輩子的朋友。
一九八七年我博士班畢業，鵬程要我到淡江大學中文系，一起並肩作戰；越四年，鵬程到陸委會當文教處處長，夢機老師邀我到中壢的中央大學中文系，我八月到任，而夢機老師卻在九月間中風。在接連喪父、喪妻之後，他自己走過了死亡幽谷；大悲大痛之後，他養病新店近郊，何其艱難的輪影殘生，他奮力使之轉化而成至情至性的沉鬱詩文。最近請他為中大十景撰詩，他彷彿可以呼喚天地，亦雄亦秀，詩景雙美。
不盡的思念
我記憶中的華岡是一座巨大的知識寶山，各方捐贈的圖書以及各門各派的學術菁英，一時之間在那一座山頭上匯聚無數璀璨的人文輝光。在這樣的佳境中俯仰吐納，加上我個人特殊的機緣，十餘年的拜師學藝，終於略有能耐行走於江湖。
這全都拜創辦人張曉峰先生之賜。因史老師的憶述，我略知學園從草創到經營的過程；因張立齋老師的事，我曾兩度面見創辦人。然而當年我所不知的曉峰先生，竟在多年後因整理中央大學的校史，才發現這位當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傑出校友，東南大學、南京大學的名師（三校皆中央大學的前身），是哲學大師劉伯明先生及史學大師柳翼謀先生的弟子，而中央大學之在台復校，他更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人生千迴百折，竟只在這樣一些圈圈裡牽來轉去，一切只能說是緣分。我在華岡兼課至我到中大那一年（1991），次年，史老師在纏綿病榻多年之後仙逝，我就不再每週上山；史媽媽走後，華岡似乎就只剩迷濛的山霧仍是我的舊識。
我仍然在遍植青松的中壢雙連坡上栽種文藝花果，仍然行走於江湖，有時在不經意間望向華岡，雲山蒼蒼，想起當年惠我良多的師長，真有不盡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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