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传统中国文学网 作者：兰流

【知识份子的养成—五代篇】

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向来不是很受注意。真正严格说来，五代给后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词」这个文学创作形式了，尤其是李煜，直到今日仍是爱词人心目中的词家第一人。除此之外，五代时期能留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实在不多。

话说回来，作为唐、宋二帝国之间的过渡期，我们似乎不应对五代时期所可能发生的影响予以忽视。比方说，我们先前在〈魏晋六朝篇〉及〈唐代篇〉二文中，一直在陈述一个事实，从魏晋以迄唐代，世家大族对政治社会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但是这种世家大族式的政治模式，到了宋代却烟消云散，宋代有名的政治家举凡范仲淹、欧阳修等等，都是只能比穷的孤寒之士，与唐代宰相多出豪门几不可同日而语。又比方说，唐代韩愈在〈师说〉中，一句「抗颜为师」，说得多么豪气，也是多么心酸，可是到了宋代，别说是为师者众，就连私立大学形式的「书院」都设得满山遍野，几乎有名山就有名校，那还有什么「耻为人师」的心态存在。这种种唐宋之间在学术、政治上的差异，绝不可能是一夕之间所造成的变化，这些改变，必然要落到五代时期来谈才有着落。

在背景上，我们不能忽略掉五代多国并立的政治现实。由于多国并立，相对来说各国所能掌控的领地必然有限，而这有限的土地自然没有能力供养太多的世家大族。就在这种彼此局限的政治条件下，出现了二个对世家大族发展很不利的历史条件。首先，由于领土的狭小，各国王室根本无需仰赖大规模的知识集团参与统治，只需要某种限度的武装力量与少数知识份子的帮助即可顺利治国。其次，正由于各国王室与不需要世家大族的帮助，世家大族的存在反而可能形成君主权力上的隐忧，二者的对立必然更严重，再加上狭小国土底下能存在的世家大族数量有限，在缺少多方牵制的格局下，王室与世家大族之间的正面交锋誓难避免。就在上述这二个主要历史条件底下，世家大族如果不能自备武力成为王室，必然会成为王室刀下的亡魂。反正终归一句话，世家大族就这么地渐渐消失，不再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了。

当然，世家大族的消失，不代表知识份子的消失，只是知识份子的养成不再有世家大族培育接班人的模式存在，自学自修(包括追寻名师)就成为五代时期知识份子养成方式上的主流。不过，虽然一般出身寒门的知识份子并不太会卷入王室与世家大族之间的争斗，但在上述种种五代时期的特有历史条件下，知识份子仍是必需找出一条自适的道路，于是大多数的知识份子便选择远离政治(或许应说是政治不需要太多的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只能被迫远离)，以道德主体的修养作为生命的必然目的，以儒家思想来说，即是舍「外王之道」就「内圣之学」的进德模式。

这样子的模式在五代时期，正好可将知识份子区分为三种类型，即是「从佛」、「从道」与「从儒」。「从佛」来说，当然可说是时代的主流，但由于佛学流布、发展的范围非常广泛，一时不易说得清楚，故此处暂且从略。就「从道」一面说，这「道」，可说成是道家，也可说是道教，不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基本上，采取「从道」的知识份子，多半秉持着隐逸的态度，用一种超然出世的生命情怀来洞察人世的无奈，并进一步地与人世社会疏离，成就自身的精神素养与心灵自由。这种类型的知识份子，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据说传授「先天太极图」给周敦颐，长年隐居于华山的陈搏了。至于「从儒」者，最有名的则是影响宋初三儒(胡瑗、孙复、石介)颇巨的王通(号「文中子」，有《文中子》一书传世)。王通虽然是五代着名的儒者，但是他并没有前代儒者「治国平天下」的学术习气，就某方面而言，他所注重的，正是一个儒者在混乱的年代中如何自我超越的功夫。因此，王通虽然采取着入世的生活方式，也同样地有着广收门徒的作风，但其所思所学所以教人的，却都是以个人道德人格的自正、自达为主。(这当然不能与宋明理学中严整的心性论、功夫论相比，但在五代时期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总之，五代时期知识份子自我认知的结构性改变，正是宋代理学勃兴的历史先声，当我们仍停留在「花间尊前」、西蜀南唐的词学观点时，我们所忽略掉的，正是中国知识份子自我定位改变的关键期，也是儒学转向成为后世讥评为「礼教吃人」的学术风格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