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同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才从大学毕业，有人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做当时教宗的贴身侍卫，教宗当然有贴身侍卫，而这些人是怎么产生的？我从前一无所知，我从来没有在报上看到这种找人的广告，现在我知道了，教廷从不让人申请，而是他们主动去找来的。我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叔叔伯伯哥哥中都有人做了神父，我的一个妹妹做了修女，我的天主教信仰也算不错的，大学成绩很好，体育也很好，因此就有人来找我了。

我一开始老大不愿意，我认为这种工作高中毕业就可以去做了，我学的是生物，做这种事岂不奇怪？可是我知道教宗非常有智慧，而且也常常到外国去访问，我为了满足好奇心，就答应了。反正这是个四年的契约，我猜我做完四年以后就不会再做了。

一开始，我当然有些紧张，教宗会忽然被一大批群众包围，虽然我受了好多的训练，我根本弄不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知道，要想刺杀教宗，最简单的办法是穿上神父的衣服，如果打扮成主教就更容易。教宗是个慈祥的人，他一直告诉我们不要紧张，如果有人刺杀了他，也绝不能用枪将对方杀死，只要使他不能再行凶就可以了。他们也都有禁令：绝对不可以先发制人。

有一天，教宗请我们所有侍卫吃晚饭，他说他对于这种保护实在感到很无奈，他又说他绝不会对刺杀他的人有任何怨恨，因为刺杀他的人，也是送他进天堂的人，他也绝对原谅任何这种人。教宗在饭桌上没有任何训话，反而和我们闲话家常，对我们每位侍卫的家人都很关心。我们事后都说教宗不是只关心我们灵魂的人，他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想法，显然可以体会得到。举例来说，他就很关心我们有没有女朋友。

教宗每次出去，都要惊动义大利的警方，有时还要封锁交通，警车开道是经常的事，对于这些扰民的事，教宗深感不安。他还有一个习惯，喜欢去访问小教堂，可是每次访问，都变成了大事，不仅大批警察出动，主教也一定会出来迎接。最后，教宗和大家取得一个协议，如果他去小教堂做弥撒，主教不必迎接，也不要任何一位主教陪同，义大利警察不必保护，也就是说，我们变成了唯一保护教宗的人。

一开始，教宗出访，仍有两部车一起去，到后来，只有一部车了。我们的一位侍卫担任司机，教宗和我们两位侍卫共乘一部车，虽然义大利警方不再随行，但是他们仍在重要的地方等我们的车子通过，我常常想，如果我们的车子没有准时通过，很多人就会知道了。

虽然教宗本人对于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在乎，我本人却越来越担心，因为当时巴勒斯坦问题非常严重，恐怖分子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獗，我常想，如果恐怖分子绑架教宗，一定会成为世界众所瞩目的大新闻。

有一天，我们又要到罗马北部的一个小乡村去，这种地方，过去的教宗是从来不会去的，可是教宗坚持要去，他好像非常喜欢到那些很荒凉的地方去，一来是因为他认为当地纯朴的农民也有权利看到教宗，二来他好像很喜欢看荒凉的乡下景色，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景色。

当天，轮到我保护教宗，在路上，教宗除了不时小睡片刻以外，就和我们聊天，他对巴勒斯坦问题提出了很多非常特殊的想法，对我而言，这些见解使我茅塞顿开。

大约晚上五点半左右，天色已经昏暗，我们忽然看到前面有一个路障，司机只好被迫将车子停了下来，我一看，前后左右没有一幢房子，也没有一部车子，全是树林，马上就感到不妙，说时迟，那时快，两个蒙面的人拿着冲锋枪从附近的树丛中走了出来，我们正准备拔枪，教宗却叫我们不要动，他开了车门走了出去。

我们坐在车里，看到教宗和这两个恐怖分子讲话，当然我们听不见。不久，教宗回来了，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每一个人都睡一下，他说这两个家伙会给我们一种安眠药吃，他向我们保证我们一定会醒过来的，我们当然相信他的话，但他的安危呢？教宗知道我们的忧虑，他一再安慰我们，一切都会有美好结局的，至于什么是美好的结局，他没有讲，我们也不懂。

我们是晚上六点钟吃下安眠药的，一位蒙面的人拿了一罐药，我们每人一颗，我记得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六时，我睡去的地方，是在乡下，醒来的地方却是梵谛冈，一大堆的人在等我们清醒过来，义大利的警方也在场。

事后我才知道，我们的车子没有按时经过一个义大利警方布置的岗哨，他们立刻动员了一些警察去找。当时天色已经全暗，要找部汽车也不容易，大概在晚上八点钟，我们的车在一条非常偏僻小路旁的树林里被找到了。我们三个活宝在车子里呼呼大睡，教宗已经不见了。

梵谛冈在晚上八点半得知教宗失踪的消息，教廷的发言人在罗马晚上九点，向全世界宣布教宗失踪了，也请全世界的人为教宗祈祷。可是教廷的发言人也透露了一个消息，他说教宗曾经留下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中很清楚地说，万一他被绑架，教廷绝对不要和绑架他的人有任何接触，也绝对不能因为顾虑他的安全而和任何人妥协。教宗还有一个请求，万一他因为绑架而去世，他要求全世界的各国政府绝对不要追查是谁干的，他身为教宗，任务就是使世界更加友爱，更加和平，他只希望大家为他的灵魂祈祷，而不要关心他的安危，他绝对不希望他的安危造成世界的不安。

在教廷宣布教宗失踪的消息以前，英国广播公司抢先播报了这个新闻，他们推测绑架教宗团体是巴勒斯坦人，他们一定会要求以色列和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让步，否则就会杀害教宗。但教廷的宣布却使绑架的人无法得逞，果真没有任何人向任何国家的政府提出要求，也没有任何人承认是他们绑架教宗的。

我们三个人醒来以后，将我们所看到的据实以告，大概在清晨六点半，教廷接到了报告，有人找到了教宗。

有一位义大利的农人，早上去牛厩里去挤牛奶，发现教宗躺在草堆上，身上盖了被，身旁有牛羊陪伴，好像安详地睡着了，可是农人发现他已没有呼吸，义大利的警方得到农人电话以后，立刻赶到了现场。不久一架直升机将教宗的遗体运回了梵谛冈。在梵谛冈，教宗的御医和义大利最有权威的法医都来了，大家的一致结论是教宗死于心脏病爆发，没有任何他杀的迹象，教宗心脏不好，是众所皆知的事，他死于心脏病，也是很正常的事。

教廷的主教们叫我们几位侍卫进去，请我们检查一下教宗身上有没有任何东西不见了，教宗胸前的十字架仍然在，手指上的权戒也在，可是我发现有一件东西不见了，其他侍卫没有发现这件事，我也没有讲，我当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教宗是个思虑非常细腻的人，他的那个东西不见了，一定有原因的。

我们都参加了教宗的葬礼，葬礼中对他为何死亡，没有一个人提及，主礼的枢机主教一再强调的是教宗热爱和平，纪念他的最好方法就是致力于世人的和平相处。教宗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谁都知道他是被绑架的，但是谁也不提究竟是什么人做了这件事。

我呢？我离开了梵谛冈，回到大学去念研究所，拿到了博士学位，开始我的病理学教授的生涯。可是我一直怀念教宗，对我而言，他是个慈祥的老人，他关心所有的人，也就是他鼓励我念博士学位的，我也常常去他的坟前去献花。

三十年过去了，有一天，我在看电视新闻，新闻中报导二位巴勒斯坦人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其中一位是医生，另一位是商人，他们得奖是因为他们一直在为巴勒斯坦的和平而努力。在记者招待会中那位医生比较健谈，他说三十年前，他们两人都才从大学毕业，他们发现巴勒斯坦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于巴勒斯坦人比以色列人穷太多了，在如此贫富不均的情况之下，巴勒斯坦人永远有一股不平之气，只要这股怨恨之情存在，巴勒斯坦就不会有和平。所以他们两人都努力地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状况，也设法让世人了解贫困常是纷争的来由。在他们三十年来的努力之下，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水准已经和以色列人相差不远，这个地区的平静也就跟着来了。

我忽然想起了一些事，我觉得这位医生的观点我曾经听到过，我知道他在黎巴嫩那一家医院工作，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只有一句话，「小银盒子是不是仍在你们那里？」然后我注明我是当年教宗的侍卫，我的电话及通信地址。

果真，电话来了，医生邀请我去看他。我们握手以后，他将小银盒子交给了我。

教宗有心脏病，每天必须吃一种心脏病的药，而我就负责将药丸带着，我有时会比教宗早睡，体贴的教宗因此找到了一个小银盒子，我负责将药丸放进去，教宗会将小银盒子随身带着。教宗死后，我当时就发现小银盒子不翼而飞。

医生告诉我，当他们绑架了教宗，教宗就立刻叫出了他们的名字，他说他们的组织早已被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渗透了。教宗和他的亲信事先知道有两位年轻人要来绑架他，他因此立刻通知以色列和美国政府，叫他们不仅当时不要作出反应，以后也不可以有任何反应，天主教会则是绝对只谈爱，而不会使世界再增加丝毫仇恨的。教宗也告诉他们，他们的组织一旦发现无利可图，就不会出面承认这件事的。问题是这两个小子如何回去交代呢？

教宗提出了一个解套的方法，他只要一天不吃一颗心脏病的药，就一定会死去，他拿出装药的小盒子，给了他们，叫他们丢掉，他今晚就会因为心脏病而去世，他们两个人却不是凶手，而且他又保证警方不会追查这件事的，因为这是他的愿望。巴勒斯坦人一定以为教宗是自然死亡的。

可是，在临死以前，教宗给他们讲了一番大道理，他说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于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完全依赖以色列，以色列人有钱，巴勒斯坦人成为服侍以色列人的工人，因此他给他们一个命令，叫他们赶快离开，然后从此以后要致力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改善。

医生和他的朋友少有开口的机会，他们一切都听教宗的指示去做，他们本来就准备了一床厚厚的毯子，现在可以派上用场，教宗对于睡在稻草上感到很满意，他们临走以前，教宗给他们祝福，医生忽然问他，「万一我们不照你的意思做，你不是白死了吗？」教宗的回答非常简短，他说：「很少人不听我的命令的。」

医生没有丢掉小银盒子，他相信教宗的话，警方不会追查这件事的，他也知道以色列和美国政府不会暗杀他，但是他们都留有遗嘱，万一他们被人暗杀，遗嘱会公布事情的始末。

医生当然要问我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是我做的？」

我告诉他，当我拿到安眠药胶囊的时候，胶囊外面有一个纸包，我拚老命记住药名和厂牌，我事后发现这种药只有医生处方才会有，而且是中东地区的产品，当时那位蒙面的恐怖分子有一大罐，所以他一定是个中东地区的医生。

最重要的是，他在记者会中的谈话，正是教宗当天在汽车中和我们谈的，我因此猜你们一定是又听了教宗老人家的临终训话。

医生将小银盒子给了我，我接受了，他并没有要求我保守秘密，因为他知道我会如此做的，他也好像不太在乎，因为教宗曾经谢谢他们，说是他们将他送入了天堂。

我仍然保有这个小银盒子，我会叮嘱我的子孙，当我们这些当事人都去世以后，将小银盒子送回给教廷，让梵谛冈博物馆保留它吧！这个小银盒子离开了它的主人，却带来了中东的和平。 今早我又拿出了小银盒子，我发现盒子底部有一句拉丁文的话，「惟有经过死亡，才能进入永生」。教宗显然是一直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2001/03/17 联合报】